汉口新四军军部旧址纪念馆，坐落于武汉市江岸区胜利街 332—352 号，这座始建于 1901 年的建筑，原本是日本大阪商船株式会社汉口支店店长的私人宅邸。作为汉口日租界首批西式建筑之一，它既有日式木构的轻盈灵动，又融入欧洲古典主义对称美学的庄重沉稳，占地面积达 1074 平方米，两层楼高，采用周边砖墙和局部木柱承重结构，外墙以细石混凝土砂浆粉饰，精心雕琢着雕花、线脚等装饰。这里是新四军诞生的摇篮，承载着新四军先辈的拼搏奋斗与牺牲奉献，每一寸土地都浸透了他们炽热的鲜血与辛勤的汗水，每一块砖石都铭刻着他们坚定的理想与崇高的信念。

汉口新四军军部旧址纪念馆外观

烽火催征：国共合作下的军事擘画

1937 年卢沟桥事变后，中共中央审时度势，提出将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抗日武装的战略决策。周恩来、叶剑英等中共代表与国民党展开了长达三个月的艰苦谈判，围绕军队编制、指挥权、防区划定等核心问题展开博弈。国民党当局虽迫于全国抗日形势同意改编，但试图通过限制编制规模、压缩军费、要求派员参与指挥等手段削弱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控制。面对这些限制，中共始终坚守“党指挥枪”的根本原则，坚决拒绝国民党派员，并提出以叶挺为军长的折中方案。叶挺作为北伐名将，既非中共党员，又具有强烈的抗日决心，最终成为双方都能接受的人选。

1937 年 9 月 28 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铨叙厅发出通报，任命叶挺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军长。11 月 3 日，叶挺赴延安，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共领导人听取了他的汇报，最后确定叶挺任军长，军队暂驻武汉，全军编为 2 师 4 旅 8 团，由叶挺向国民政府提出。此次会议还达成重要原则：新四军必须坚持中共领导，实行政治委员制度，部队行动须经中共中央批准。毛泽东特别强调：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既要保持独立性，又要善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艰难筹备：红色火种在此点燃

叶挺从延安抵达武汉后，首要任务便是为新四军军部寻找一处既能隐蔽办公又便于联络的办公场所。他亲自率队考察汉口日租界，以其独特的军事眼光，充分考虑了地理位置、交通便利性和安全隐蔽性等多重因素，最终选定大和街 26 号的一栋日式建筑。这栋建筑原为日本侨民在汉口日租界的住宅。1937 年卢沟桥事变后，汉口日租界内的日侨陆续撤离，其房产被国民政府查封。这栋二层小楼紧邻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方便与八路军办事处和中共长江局联络交流。这栋砖木结构的建筑虽不显宏大，却具备完善的办公空间与通信设施，是凝聚抗日力量的理想场所。

1937 年 12 月 23 日，项英率新四军干部抵汉后，与叶挺连夜召开会议，确定军部机构的设置：司令部下设参谋处、军需处等四部门，政治部辖组织部、战地服务团等单位，并明确拒绝国民党派员要求。12 月 25 日，叶挺主持召开首次干部大会并发表讲话，勉励大家要树立信心、团结一致、抗战到底。项英则着重强调政治建军原则，要求全体官兵“坚决服从党的领导”。这次会议确立了新四军军部的基本架构。

1938 年 1 月初，新四军军长叶挺（左三）、副军长项英 ( 左四）、参谋长张云逸（左二）、副参谋长周子昆（左一）与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副书记曾山（左五）在武汉合影

新四军军部成立后，积极推进部队整编工作。在整编过程中，新四军创造性地采用了“化整为零，聚零为整”的策略，既保持了部队的战斗力，又适应了抗日游击战的需要，为新四军东进敌后奠定了坚实基础。在短短月余时间里，新四军军部完成了南方 8 省 14 个地区游击队的整编方案，将分散的游击队整编成正规部队；与国民党当局反复交涉，争取军费；制定东进抗日战略，派遣先遣支队侦察敌情。叶挺更以其特殊身份穿梭于国共两党高层。面对蒋介石时，因蒋反对新四军按照八路军的方式配备编制，请拨军费也不允，叶挺曾愤而提出辞职。后蒋又要叶挺与陈诚商量解决，叶挺为部队争取合法地位和权利作出了极大努力。

转战南北：汉口的灯塔从未熄灭

1938 年 1 月 4 日，汉口码头寒风凛冽，项英率新四军军部的干部登上开往九江的客轮。此次战略转移，既是战局演变的必然选择，也是国共博弈的微妙平衡。随着南京失守、徐州会战临近，武汉成了日军下一个进攻目标，国民党当局出于控制的目的，要求新四军军部南迁江西。叶挺、项英权衡利弊后，决定将指挥中枢迁至南昌——这座毗邻南方游击区的城市，既能摆脱武汉的政治漩涡，又便于就近指挥部队整编。转移过程中，新四军巧妙地运用了“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策略，既完成了战略转移，又保持了部队的完整性。

在汉口军部的最后十数日，叶挺与项英打了一场争分夺秒的“撤离战”。一方面，项英率队秘密转移核心文件与机要设备，将参谋处作战地图、政治部宣传资料等装箱起运；另一方面，叶挺留在武汉继续与国民党军政部交涉。

1 月 28 日，《新华日报》刊出新四军军部启事：“本军奉命即行整编出发，军部当即移驻南昌，前大和街念六号军部即行结束。”这场转移不仅是地理空间的迁移，更是战略重心的调整——南昌军部迅速健全参谋、政工、后勤系统，完成四个支队 1.03 万人的整编，为 4 月东进抗日奠定了基础。转移过程中，新四军展现出高度的组织纪律性和战略执行力。

汉口新四军军部的短暂存在，恰似一粒火种播撒在华中大地。1938 年 8月，新四军军部迁至安徽云岭，在此后的三年间指挥部队创建华中抗日根据地，兵力发展至 9 万余人。1941 年皖南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在江苏盐城重建新四军军部，陈毅、刘少奇领导新四军浴血奋战，最终以 31 万雄师迎接抗战胜利。尽管数易驻地，汉口新四军军部作为“新四军摇篮”的光荣永存。

旧址新辟：抗战精神永不褪色

1938 年 1 月，新四军军部迁往南昌后，汉口的新四军军部旧址改为新四军驻汉办事处，由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代办相关事务。此后，新四军驻汉办事处维系着新四军与各方的联系，继续为抗日斗争提供支持和保障。

武汉沦陷后，此建筑转为民居，逐渐湮没于市井。新中国成立后，该地先后用作学校、机关单位，建筑本体因年久失修而破损。改革开放后，随着文物保护意识的提升，1982 年，汉口新四军军部旧址被列为武汉市文物保护单位。1992 年，汉口新四军军部旧址被列为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2006 年，武汉市人民政府启动全面修复工程，复原了叶挺、项英办公室及参谋处、政治部等场景，并辟为汉口新四军军部旧址纪念馆对外开放。2013 年，国务院将其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如今，汉口新四军军部旧址纪念馆这座历经战火与岁月洗礼的建筑，已成为传承红色基因的重要载体，向世人讲述着那段波澜壮阔的抗战历史。纪念馆分为 A 栋和 B 栋，两栋建筑各有其展示重点，共同呈现新四军的历史风貌。

其中，A 栋主要负责展览功能，包含两层楼和四个展区，设有“汉口新四军军部历史陈列”展览，通过 30 多件珍贵文物和 200 多张照片，结合声、光、电等现代科技手段，生动地呈现新四军的历史。展览分为三个部分：“成立汉口军部，完成部队集结”“挥师东进敌后，转战大江南北”“坚持华中抗日，五师战功卓著”，全方位、立体地展现了新四军军部的成立与迁移过程，以及新四军在抗战中取得的辉煌战绩，特别是第 5 师在华中抗日战场上取得的显著成就。走进展厅，观众仿佛能穿越时空，回到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感受那段激情四溢的历史，亲身体验新四军战士们战斗的英勇和无私奉献的精神。

B 栋展馆更加侧重场景复原，让观众更直观地感知新四军将领们的工作与生活环境。一楼复原了会议室、政治部、副官处、参谋处、军需处和军医处等办公区域，逼真的场景和陈列展品再现了当年军部紧张而有序的工作氛围，每一张桌椅、每一份文件，都仿佛在诉说着当年的忙碌与艰辛。二楼则复原了新四军将领们的办公室兼卧室，这里曾是叶挺、项英、张云逸、周子昆、曾山等将领以及归国参加抗战的郭沫若等人工作和生活的地方。走进这些房间，我们仿佛能够看到他们挑灯夜战、商讨战事的情景，触摸到那段历史的温度。房间里的陈设简单而朴素，让人不禁对这些革命先辈肃然起敬。在这里，抗战精神跨越时空，代代相传，激励着后人在新时代的征程中奋勇前行，永不言败。

来源：《品读武汉抗战遗址》

作者：韩郑冉

编辑：叶圣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