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来源：2025年12月9日，笔记侠专访丁学良教授录音整理。

分享嘉宾：丁学良，香港科技大学荣休教授、笔记侠PPE书院创始顾问、政治学导师。

高级笔记达人| 天朗明月

责编 | 贾宁排版| 沐言

第 9390篇深度好文：8329字 |17分钟阅读

政经哲思维

笔记君说：

你是不是也觉得，这两年越来越难了？

好像昨天还能看清的路，今天突然就迷雾重重；明明已经做好的计划，隔天就被一条新政策、一场国际冲突打得措手不及。

为什么世界变得这么“不可预测”？我们到底处在怎样的一个时代？

前段时间，笔记侠专访了著名政治社会学家丁学良老师，请他给出答案。

丁老师是建国后第一位哈佛大学社会学博士，长期执教于哈佛大学、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太研究院、香港科技大学，深耕全球化和国际关系研究超过30年，以敏锐的国际视野和跨学科分析闻名。他不仅能回溯历史脉络，更擅长从复杂现象中提炼出影响未来的关键变量。

丁老师帮我们梳理了过去9年真正搅动全球格局的两件大事：一件发生在美国内部，一件爆发在欧洲边缘。

他也帮我们厘清了世界经济增长的动力，已经经历了从“放大手脚”、到“放大头脑”、再到今天“系统开始自己思考”的三个阶段演变。

我们现在正站在第三个阶段的起点，人工智能的潜力与风险并存，机会与泡沫共舞。

如果你正在为企业出海踌躇，或者为技术变革焦虑，丁学良老师的分析提供了一个基于深厚研究的导航图：帮你理解风浪从何而来，提醒你哪些暗礁不要碰，并建议你该用什么样的心态，在这个“每天都要准备迎接惊讶”的时代里，稳住船舵，寻找新航线。

以下内容是丁学良老师在专访中的自述部分，略有删减。希望今天的内容，对你有所启发。

一、世界大环境：

不确定性源于两件大事

自2016年到2026年，这十年间世界发生了几件大事，这些大事让全球格局变得动荡不安。

其实，这个世界从来没有平稳过。过去即便不平稳，人们大致还能预测未来走向，但过去这9年发生的这些事，让人们连这一点都做不到。

具体是哪几件事？

1.美国社会的分歧加剧与“特朗普主义”抬头

第一，作为全球最大经济体的美国社会，因初步的全球化，在经济、社会、意识形态、政治甚至宗教层面的分歧与对立越来越极端化。

美国社会从上到下向来观点不一，但过去的分歧与以往不同，变得越来越是很根本的分歧，大家之间很难找到共同语言。

正因如此，在过去九年中，美国社会起初对全球化表现出强烈不满与抵抗，后来发展为反击。

一开始只是抱怨不满，那时他们的力量还不够强大，只能发发牢骚。但随着不满的人增多，他们组织起来，开始抗拒早先的全球化。抗击了几次后，只是取得局部成果，于是他们继续努力，想得到更多。

在开始时，有人相信民主党，有人相信共和党，也有人试图相信第三党。不过在美国制度下，第三党规模太小，比如有人曾想在美国成立社会主义党，但都没弄起来。

所以大部分人都还在指望民主党或共和党能有能人来解决问题。

后来试了几次以后，美国人自己发现两党都没有办法解决这些问题，这就导致在英文所说的“establishments”中文译为建制派，其实这个翻译不太准确，实际指的是传统政治格局之外，出现了如今被称为“特朗普主义”的现象。

当时还没有这个称呼，当时其他称呼用得最多的是“Populism”，中文现译为“民粹主义”，这个翻译本身是学术界的翻译，容易误导人。

其实在20世纪初期中文有个非常好的译法叫“平民主义”，这个译法更通俗，也基本把握了原意。

所谓平民主义，是指任何较大的社会都有自认为的精英阶层的人，他们可能来自政界、知识界、金融界和艺术界。

这些精英阶层自然会自我膨胀，在这样的情况下，社会便出现了反弹。

这种反弹强调的是：你们这些精英成天只想着自身利益，换来换去，只关注精英阶层所关心的问题。但是社会中还存在一些基本问题，精英阶层既不理解，更不会认真去解决。

那该怎么办呢？于是有这样一批人，他们立足于社会最底层，关注普通老百姓最关心的问题。他们从平民视角看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立足于平民、草根和最基层，这就是“平民主义”原本的含义。

在过去9年里，美国两党精英们换来换去，都没能妥善解决美国社会中普通劳工阶层最关心的问题。

因此，平民主义思潮愈发强烈，后来便有了特朗普提出的“make America great again（让美国再次伟大）”等口号。

这一口号也是受到了中国的刺激，中国喊了十几年“中华民族的复兴”，特朗普曾解释说，中国成天喊这个口号，那他喊个口号也没错，毕竟美国曾经也很伟大。

在特朗普试图做的事情中，最大的一件便是发动贸易战。

发动贸易战能够回应美国社会中平民主义的诉求，因为他认为贸易战要解决的问题，正是平民最希望解决的问题，即美国社会的产业空心化。

制造业转移到中国或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后，美国本土劳工就业越来越困难，实际工资除通货膨胀外，在扣除税收后，多年来几乎没有提升，一直处在平均水平。

许多老工业区衰落，很多城镇荒废。这些人在遭受全球化冲击后，翻身无望。

这并不像中文里所说的周期性问题，它不是像季节更替那样，熬过寒冬就能迎来温暖。

对他们来讲，这不是周期问题，这是长期的趋势，他们等不到下一个夏天，他们等了几个周期，但是毫无起色，这才催生了特朗普的那些口号。

同时，特朗普认为国际贸易不公平，在所有不公平中，美国吃亏最大，中国获利最多，当然其他国家也获利，这就造成了他在第一任期间发动贸易战。

在特朗普的第一任期，虽然没有继续打贸易战，但他开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头。在他之前，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虽然也有很多的抱怨。

比如美中贸易不平衡、美国在贸易中吃亏，以及很多经济体不按照自己的许诺等情况。虽说牢骚满腹，但都没有把这些问题转化为基本政策。

而特朗普是第一个将“贸易战”确立为基本政策的人，他决心解决这些问题，于是发动了贸易战。

正因为如此，他改变了美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尤其是改变了美国与像中国这样以出口为主要经济发展动力的经济体之间的关系。

所以特朗普的第一任期结束后，中国当时还希望拜登上台后会改变特朗普这个政策，但没想到拜登上台后根本就没有改变，不但没有改变，而且还加了技术方面的一些限制。

比如，致力于振兴美国本土的高科技体系，也就是所谓的“小院高墙”政策。

再比如芯片法案。这是自肯尼迪政府（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联邦政府出台的与高科技相关的最重要法案。这个法案旨在动员全国力量，使美国在关键科技领域达到世界上领先。

相较于特朗普的关税政策，拜登还增加了一项举措，即检讨在美国本土注册的金融公司、投资公司以及外国企业，看它们是否充分利用美国庞大金融市场的资源来支持本国军工企业。

为此，他进行了诸多尝试和实践，尽管检验、审查并不全面，但他已察觉到这一趋势，并出台了相应法规。

如此一来，拜登政府与中国政府的关系就变得很僵，僵到什么程度？自1971年以来，拜登是美国历任在任总统中唯一一个未曾访问中国的。

此前，像尼克松、里根、布什、奥巴马等历任美国总统都曾访华。实际上，不论出自哪个党派，只要当选美国总统，大多都会访华，有些人甚至不止访问一次。然而，拜登却是个例外。

要知道，拜登以前曾多次访问中国，还被中国最高层视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可如今，他是唯一一位在四年任期内从未有过访问中国的想法的总统，他不是说要跟中国讨价还价，或者访问中国要达成什么协议，他连这个念头都没起过。

然后，特朗普又回来了。他这次回来，和第一任期最大的不同是——身边几乎没人能管得住他了。

第一任的时候，他没什么政治经验，国务卿、国防部长、财政部长这些重要内阁成员，其实都在一定程度上约束着他。

但现在第二任，他根本不找那些可能限制他的人，而是全用听话的。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现在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不需要别人来管”。

比如现在的国务卿卢比奥，虽然他和第一任期那些阁员背景类似，但上任后其实没发挥什么实质作用，更像是个摆设。

其实特朗普从第一任下来之后，为了回来竞选，已经不再信任共和党建制派了，他觉得那些人都在反对他。所以他转向依靠群众，走平民主义路线，动员基层支持。

他做的很多事和做事的方式，不仅我们外国人看着吃惊，就连美国国内也有很多人没想到：原来还能这么干？但他真就这么干了，而且目前谁也拿他没办法。

这四年的第二任期里，他很可能还会遇到挑战，不过像弹劾、诉讼这些事，第一任时他都经历过了，他觉得自己已经“百炼成钢”，现在胆子更大。

上任不到一年，他就做了不少打破美国政治常规的事，大家暂时也无可奈何。除非出现一个同样反建制、又有分量的老牌政治家，否则很难制衡他。他现在就是不按常理出牌。

2.俄乌战争给欧洲带来的极大不确定性

其次，俄罗斯发动了俄乌战争，打破了欧洲的常规，又让欧洲陷入了不确定性。

欧洲作为两次世界大战的发源地，自1945年之后，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冷战期间的种种安排就是为了避免热战。

然而，俄乌战争打破了这一常规，整个欧洲一下子就处于动荡不安的状态。到现在为止，欧洲仍在不断想办法应对自1945年二战结束以来所面临的最大规模的“全面战争”风险。

所以，如果说美国的不确定性对世界产生了影响，再加上俄罗斯从欧洲发起的战争给世界带来的不确定性，两者叠加产生的效应，可远不止“1+1=2”这么简单。这种影响一下子将局势的复杂性提升到了至少“4×4”的程度。

所以很难说，对于中国的创业者，或是从事金融等行业的人来说，会面临怎样的不确定性。

总之，最大的不确定性就来源于这两件大事，这两件大事影响的范围都不是一点点，它影响的是全局，毕竟它把原来的格局都打乱了。

所以，我们基本上清楚了这个大背景，即这个不确定是怎么来的后，在做决策时候就不能怪自己，不是说这个决定是不是我不行了？要知道，这个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这是全世界的问题。

这是一个你要每天都准备“surprise（惊讶）”的世界。

它并非指你这个人傻，而是说你原本做了很多预案，也做了很多这方面的经验，但后来发生的这件事却不在你原先的预料之中。

每天你不一定会遇到，但你要准备，所以，每天都要准备“surprised”，每天都有可能让你大吃一惊的事情发生！

二、全球经济发展的驱动力

20世纪60年代之前，世界经济社会的复杂程度不像现在。

那时候，推动技术出现的因素主要基于操作经验，若没有足够的经验，技术方面的新苗头便出不来。

而且由于当时的技术和方法是基于经验产生的，所以新的技术或方式方法出现后，应用起来十分容易，它们本就源于实际操作，并非抽象的体系。

我想以前的突破源自工匠，而商业方面的突破大多来自街头的小买卖。看看美国那些后来成为商业大佬的人，他们起初可能只是推销员。

那时没有国际市场这种宏大的东西，当时的街坊生意，过一两条街道可能就有类似的店铺。

比如卖面包的、卖衣服的、卖鞋的、理发店、送牛奶的、肉店、鱼店等。如今去欧洲的一些古老城市，仍能看到这样的景象。

当时工和商之间的新东西都源自实体经济，且推广起来很容易，因为大家一看就觉得这些做法蛮有效。

但后来，工和商的发展越来越依赖抽象的事物，而非当下动手操作所获得的体会。

尽管不能完全排除实际操作的影响，但主要来源已转变为抽象的研究，这也是后来创新的重要源头。

正因为如此，后来实验室、科学研究型的大学变得越来越重要，因为大部分东西都来自于这里，它并不是来自日常的手工操作，而是抽象的研究。

而最重要的突破大约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这是从具体操作向抽象研究转变的重要分水岭。

自那时起，重大突破多源于抽象研究。抽象的研究使得知识、智慧、研究、合作与协作变得尤为重要，因为这不再是一两个人能完成的事。

电脑就诞生在这个时期，当时还处于初级阶段，一台电脑需要占据一个大房间。

从那时起，当抽象研究成为发明创造的重要源泉时，控制系统就由电脑接管。不过，电脑的控制仍需人来下达命令，依靠人来操作电脑系统。

从那时候开始，直到21世纪10年代，造就了如今的局面。

此前，我们认为工商领域的重要进步在于将人的四肢力量放大了数倍。像蒸汽机的发明，从马车到火车、汽车、飞机的演变，还有起重机等，都是将人的四肢解放和扩展。

这个阶段，人能够掌控自己的发明物。

比如操纵机器、飞机、坦克等，人们清楚是谁在操纵什么，下达命令就能让其停止，因为这些机器和设备无论多么先进，都还是人类制造的。

到了21世纪10年代，进入了第三个阶段。操控的主体不再是人，而是智慧系统。

在这个阶段，人类创造出的各类智能系统越来越能够自己自主地往前进步，这才是我们现在遇到的问题。

前段时间，美国卡内基金会的资深顾问、谷歌前CEO施密特发出了警告，他说：我们现在遇到的最大的挑战就是我们创造出来的这个智慧，如果他开始自作主张，我们人类该怎么办？

换句话说，在过去至少1万年的时间里，随着人类自主性的不断增强，地球上的其他动物都难以与人类抗衡。

但如今问题出现了，如果人类创造出的这些智能系统能够自作主张、自行其是，我们该怎么办？现在有可能会出现超级人类或超级智能系统，我们又该如何应对？

爱因斯坦当年曾后悔自己在科学上做出的重大贡献，因为这导致了原子弹的出现。从那时开始，世界上最聪明的脑袋，就开始害怕、担忧人类智慧创造出来的产物会脱离人类的控制。

就像谷歌前 CEO 施密特史密特所警告的，AI可能会学会杀人，这个就很恐怖了。它可能会自作主张，自行判断，认为这个人对他有害，把他干掉。那时我们该怎么办？如果它不服从你的命令，你又该如何是好？

所以，我想要把这三个阶段看清楚：

首先，一开始是手动的手工操作，从工业革命开始，至少延续了200年。

其次，从20世纪60年代起，进入了电脑时代，智慧变得越来越重要，抽象理论、抽象科学研究以及抽象观念变得越来越重要，这一阶段延续了半个多世纪。

最后，从2010年起，我们进入了当前阶段，人类智慧创造出的系统变得越来越有可能不听从人类的指挥。

这便是我们如今面临的最大问题。

三、中国企业在出海发展中

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自2019年起，对安全的考量正越来越进入到国际贸易和国际经济关系当中。

从1991年开始，直至二零一几年的这25年里，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使得西方主要经济体及其政界都认为，往后大家都可以通过做生意来发财，于是就有了我们现在的“全球化”。

但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五眼联盟（笔记侠注：由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西兰组成的情报共享联盟）国家发现，实际情况并不像贸易自由主义理论所预测的那样：随着国际贸易的不断扩张，国家之间的界限会越来越模糊，全世界将进入更广泛的相互交往和自由流通状态。

有些国家虽表面上承诺推动自由贸易，却通过关税，以及非关税手段来实施保护主义，同时尽可能地将本国产品尽可能地出口，以获取利润。

此类情况反复出现了20多年，有些问题得到了解决，有些解决不了。直到2019年，遇上了两件大事。

其一，特朗普发动贸易战后，经济安全问题被凸显出来。在特朗普第一任期时，他内阁中的几位重要顾问意识到，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解决或控制，美国的经济安全将受到威胁。

其二，健康安全问题。疫情迅速蔓延，从那时起，“安全”这一概念愈发受到主要国家的重视，不仅是政界。

而且，由于高科技的发展，这两个领域的安全界限变得愈发模糊和宽泛。尤其是信息技术，包括人工智能的发展，使原本容易界定的安全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

比如同样一款功能的手机，比如苹果，甚至华为，在中国国内和国外购买，内置软件会有所不同？这是因为高科技的发展，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安全概念的范畴不断扩大，越来越蔓延。

欧洲是一个联合组织，即欧盟不同国家的主权政府在网络控制和信息系统方面的法律与政策不大一样。目前，欧盟仅有少数法案适用于全欧盟，但这类法案是很少的。

不过，在全欧盟范围内，最重要的管控集中在伦理方面，如涉及儿童、性的内容，以及利用网站从事情报活动等，不同国家的防范力度是不一样的，因为欧洲既没有统一完整的国家法律，但也不是一个毫无协调的组织。

总之，各国在某些方面存在协调，但在其他方面又没协调到那个地步。

举个简单例子，对于中国公司能不能参与整个欧盟范围内的5G项目，不同国家出台的政策各不相同。

但最重要的是，首先要看是否与该国法律所规定的国家安全发生冲突，我们要先处理好这一核心问题，再考虑安全之外的其他领域。

那么，我们中国公司应该怎样在国外做生意？

首先，中资企业不要涉足与所在国国家安全相关的领域，一旦触碰，麻烦就来了。每个主权国家对国家安全的定义是不一样的，企业需要一个国家一个国家的研究人家怎么界定国家安全，他现在有什么样的法律？

西方这些国家对国家安全的界定有法律保障，所以一定要了解其法律规定中哪些领域被认定为国家安全范畴，如果是国家安全这个最敏感的部位，你不要去碰。

第二，企业在进入他国开展业务时，千万不要将自己当作是中国政府派出的机构。要老老实实地遵循当地的法律和传统，将自身当作本地公司进行经营，这种心态的扭转非常重要。

如果企业能尽早以本地公司的心态经营，就会更加关注诸多细节，积极学习和协调，从而让本地消费者、本地客户、本地政府以及本地监管部门逐渐认可企业的本地化。

这是最重要的心态扭转，你不要老是想我要代表中国或者什么东西，你千万不要这么想，你越是这样想，你在人家的地方就经营越难。尤其是与中国政府关系密切的企业，越这样想，以后遇到的麻烦越多。

既然你到这个国家开展经营活动，并且希望长期发展，期望市场不断扩张，那就得希望这个国家越来越多的当地人接纳你，把你视为他们的一员。

你要是能尽早有这样的心态，在很多方面就会认真观察和学习，很快就能扭转自己的注意力，明确自己该关注哪些事情，这样才能在当地生根，进而做得越来越大。

万一这个国家发生了法律变化或者政治动荡，当地的消费者和民众会站在你这边。

四、给企业家和创业者的一些建议

我自己也在学习中，但我给大家的建议是：不要一天到晚只听取一种观点。

不要成天只听同样的公司对AI的解读，也不要总是听同样的投资机构对AI未来潜力及回报的预测或许诺，更不要听信那些在AI领域的从业人员对AI所有好处的宣扬。

AI开辟了多种可能性，我们期望在这些可能性中，对人类、对你个人而言，以带来好处为主，但我们现在还没有十足的把握。

所以，你要始终保持着一种开放心态，并且积极主动地去寻找，而不是被动地寻找那些与你在过去一周、一个月、一年里听到最多的见解、判断、预言或许诺相反的声音。

你不要因为世界上有几家AI公司发展得那么发达、兴旺、强大，就以为它们代表着唯一的模式，千万不要有这样的想法。

从股票投资的角度来看，AI泡沫成分已经很明显。但这并不是说AI不会给人类带来好处。不过，AI绝不是只会给人类带来好处，也绝不是只要投资就一定能发财。

结语

读完丁学良老师的分析，我们就明白了：这个世界，已经从“周期波动”进入了“格局重构”。过去的经验正在失效，未来的规则尚未写完。

但也许，旧地图的失灵之处，也藏着寻找新大陆的最大机会。

对于企业和创业者而言，核心应对策略可以归结为两点：

第一，从寻找确定性转向“锻炼适应性”。接受“惊讶”将成为新常态，把韧性设计和多种预案，提到日程上。

第二，从“代表谁”转向“成为谁”。尤其是出海时，忘掉身份的包袱，深入理解并融入当地，把自己活成一家“本地好公司”，是跨越隔阂最靠谱的办法。

时代的大风越猛烈，越考验我们的根基与视角。越是面对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越要深耕自我，保持开放学习的心态，在不确定性中，成为他人可以依赖的“确定”。

未来决定现在。看清未来将发生什么，才能真正明白当下应该做什么。

我们认为，未来由四个关键领域塑造：哲学、AI科技、经济与政治。

为什么是这四个？

哲学是元起点，是意义与方向的锚点，为一切行动提供终极燃料；

科技（尤其是AI）是文明进步的底座，是驱动世界向前的“发动机”；

经济是转化器，它把科技力量转化为真实的财富与市场机会；

政治是适配性结构，它给哲学、科技与经济提供运行框架与秩序。

哲学为根，科技为器，经济为用，政治为治。这四者环环相扣，层层支撑，相互交织，在动态的演进中共同推动现实走向未来。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笔记侠创立了中国首个面向企业家的PPE（政治、经济、哲学）书院。

我们致力于帮助大家回到决策的源头，重构底层认知逻辑，掌握未来五年的核心判断与决策能力。

如今，众多深耕于AI、全球化等前沿领域的优秀创业者，都已加入笔记侠PPE书院。丁学良老师也将继续出任笔记侠PPE（政经哲）26级政治模块全程授课导师，与同学们详细拆解《天下大势和国际经济的大尺度思考》。

未来已来，让我们一起成为清醒而笃定的决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