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封关首日，最大的输家可能不是李嘉诚，而是霍氏家族。 2025年12月18日，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正式启动，标志着中国对外开放进入新阶段。

随着“零关税”商品范围扩大至约6600个税目，享惠主体覆盖全岛多数企事业单位，海南与国际市场的联系更加紧密。

这一政策对香港传统优势形成挑战，但李嘉诚通过提前布局东南亚资产和出售内地及香港资产，将冲击降至最低。

而霍英东家族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深耕南沙，投入巨资打造“小香港”的梦想，因海南封关后国家政策重心转移，面临核心战略定位落空的局面。

李嘉诚在海南封关前已开始有序出售内地和香港资产。 2025年，他以50亿港元出售居住62年的深水湾道老宅，较市场估价低15亿港元，同时在大湾区以“骨折价”抛售400套房源，惠州某项目单价跌破9000元/㎡。

过去十年，李嘉诚从内地和香港累计套现超2500亿港元，并将长实集团注册地迁至开曼群岛，中国资产占比从75%降至15%。

他迅速转向东南亚市场，投资越南智慧港口和印尼氢能项目，总额达300亿美元。 这种布局使他在海南封关后仍能通过新市场平衡风险。

李嘉诚的商业版图以香港零售业和港口业务为核心，而海南封关对这两项业务造成直接冲击。 2024年香港零售业总销货价值下降7.3%，而海南离岛免税销售额突破1000亿元。

航运方面，马士基等国际航运巨头将业务转向海南洋浦港，其中东航线运输成本比香港低12%。

尽管面临挑战，李嘉诚仍通过在海南布局多元化业务站稳脚跟。 他的资产调整显示其更关注全球市场而非单一区域，海南封关只是其长期战略中的一环。

与李嘉诚的灵活转身相比，霍氏家族在南沙的长期投入面临更深层的战略调整。 上世纪80年代，霍英东看中南沙位于粤港澳大湾区几何中心的地理优势，尽管当时还是一片滩涂，他仍坚持投入巨资。

他成立南沙开发建设有限公司，与番禺区政府合作拿下22平方公里土地，相当于澳门三分之二的面积。

到2003年，霍家在南沙累计投入超过80亿元，用于修桥造路、建设码头、学校、酒店等基础设施。 霍英东的目标是将南沙打造为“小香港”，形成一个与国际接轨的贸易中心。

霍英东在2006年去世前，将南沙收益类项目捐给国家，但保留了土地控制权，希望后代继续完成他的心愿。

然而，2022年《广州南沙深化面向世界的粤港澳全面合作总体方案》出台后，南沙被明确定位为发展数字科技、文化旅游和低碳宜居，未提及贸易中心规划。

而海南封关后实施的零关税、自由港政策，正是霍家原本希望南沙获得的核心政策。 这使得霍家打造“小香港”的梦想在政策层面失去支撑。

霍家在南沙的土地估值因政策重心转移而受到影响。 几年前有媒体估计这些土地价值约3000亿元，但随着海南封关，南沙的贸易功能被分流，估值可能大幅缩水。

霍家内部对南沙项目的分歧也公开化，2012年及2025年，长房子女因南沙项目权益问题多次对簿公堂，争议焦点包括价值70亿元的南沙权益。 霍震宇等人指控霍震寰隐瞒了南沙项目的回购权益，使家族资产管理面临复杂局面。

海南封关首日，西门子能源等世界500强企业落户洋浦开发区，北大口腔医院三亚分院采购的德国设备因免税政策降低12%成本。

这些案例体现海南政策红利的即时效应。 封关后，“零关税”商品税目比例从21%提高至74%，企业还可享受低税率和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 海南与国际市场的联系更加便捷，洋浦港开通的中东直达航线进一步分流香港的航运业务。

琼港两地政府试图通过合作实现共赢。 2025年9月，海南在香港举办推介会，双方签约12个合作项目，涵盖文旅、科技等领域。

香港是海南最大的外资来源地，占海南实际使用外资的七成以上。 随后，香港零售业考察团访问海南，探讨封关后双方在零售、旅游等领域的合作潜力。

这种合作意向反映两地优势互补的态势，海南专注贸易开放，香港则强化其国际金融服务和专业服务优势。

霍氏家族的南沙项目在新时代下面临重新定位。 霍英东早年克服诸多挑战推进南沙开发，曾因地方官员刁难而进展缓慢。

他坚持推进基础设施建设，甚至匿名入住自己投资的白天鹅宾馆体验服务，并带走吃剩的半个玉米饼，体现其严谨作风。 这些细节反映霍英东对南沙的投入远超商业考量，更包含对国家发展的期待。

南沙的发展随政策调整迎来新方向。 2012年南沙成为国家级新区，2015年纳入广东自贸区，房价从2015年的每平方米1.5万元涨至2025年的3万元以上。

霍家参与开发的住宅项目“南沙湾·石奥”从2015年单价1.6万元涨至2025年周边项目单价3.6万元。

但海南封关后，南沙的贸易功能被分流，霍家不得不调整战略，从打造“小香港”转向适应数字科技、文化旅游等新定位。

国家战略层面，海南封关是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关键举措。 国家发改委指出，封关不是封岛，而是通过“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岛内自由”的政策，打造引领中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

海南自贸港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同为重大国家战略，二者协同发展有助于构建新发展格局。 这种布局着眼于全局效益，而非个别区域或企业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