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政府指导，《财经》杂志、财经网、《财经智库》主办的“《财经》年会2026：预测与战略 · 年度对话暨2025全球财富管理论坛”于12月18日至20日在北京举行，主题为“变局中的中国定力”。

12月18日， 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原副院长蔡昉在发言中表示“分好蛋糕”有助于“做大蛋糕”，改善收入分配是打破当前消费需求制约、推动经济增长的关键。

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原副院长 蔡昉

蔡昉谈到，当前，消费需求已成为经济增长的关键制约，而消费水平取决于收入和收入分配状况。国际经验表明，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阶段迈进时，消费率需显著提升约20个百分点。我国消费率目前约为39%，与更高发展阶段的要求存在差距。因此，提高收入水平、改善收入分配，是突破制约、支撑未来经济发展的关键。

蔡昉进一步指出，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已明确提出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推动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目前中国基尼系数约为0.465，应力争使基尼系数逐步降至0.4以下。

蔡昉提出，改善收入分配需多措并举：根本在于提升人力资本，需构建覆盖终身的教育培训体系并统筹优化教育资源；需着力消除就业歧视、弥补重点人群技能缺口；必须强化税收等再分配手段的调节力度，政府应加大转移支付与公共服务供给。他强调，必须积极发挥政府再分配职能，这是新时代推动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

以下为部分发言实录：

蔡昉：我这个标题叫“分好蛋糕”助力“做大蛋糕”。我首先解一下题，过去我们常说“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其出发点在于首先要“做大蛋糕”。但是，“做大蛋糕”的目的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福祉，因此也必须注重“分好蛋糕”。这个逻辑没有变，改善民生仍然要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正如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指出，消费需求日益成为经济增长的制约因素。而消费既是收入的函数，也是收入分配的函数，因此，要解决消费这一制约，至少一个突破口在于促进收入增长和改善收入分配。

从国际比较数据可以看到，在不同发展阶段，居民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呈现规律性变化。总体趋势是，从低收入向中等收入过渡的阶段，消费率趋于下降，这是因为在更高的发展阶段，不必将所有收入用于基本温饱，而可将更多资源用于投资。这符合发展规律，也与中国过去经济高速增长、投资回报率较高的阶段特征相符。但数据也清晰显示，从中等偏上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迈进的过程中，消费率会出现显著回升，幅度可达约20个百分点。这意味着在更高的人均收入水平和发展阶段，需要更高的消费率来支撑生活水平的实质性跃升，同时消费需求本身也会成为经济增长的关键拉动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正面临这一制约，只有提高收入水平、改善收入分配，才可能突破这一制约。

从现在到2035年，我们面临双重跨越：一是近期即将跨越高收入门槛（人均GDP达到14000美元以上），二是到2035年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人均GDP在2020年基础上翻一番、超过2万美元。人均GDP的赶超过程，必须伴随消费率的同步显著提升，这将是“惊险的一跃”，也是关键的一跃。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对收入分配作出了新的重要部署，明确提出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推动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要理解当前中国收入分配状况与现代化目标之间的距离，可以从几个关键指标入手：

首先看总体收入差距。基尼系数是衡量收入差距的常用指标，数值在0到1之间，越高代表差距越大。一般认为，0.4是收入分配相对合理的阈值。因此，我呼吁应设定明确的收入分配改善目标：争取在“十五五”期间显著缩小差距，到2035年努力使基尼系数降至0.4甚至更低。多数OECD国家再分配后的基尼系数均在0.4以下，部分甚至在0.3左右，这是我们应当努力的方向。

其次是城乡收入差距。该差距自2008年起快速缩小，这得益于脱贫攻坚和各项惠农政策。但目前城乡收入比仍在2.3—2.4左右（即城镇居民收入约为农村居民的2.3倍），在国际上仍属较高水平。研究表明，城乡收入比降至2以下是相对合理的标准。虽然目前仍有差距，但下降趋势明显，应力争在“十五五”期间、最晚于2035年前实现这一目标。此外，城乡之间在基本公共服务上的差距也需同步加快缩小，这更是政府应着力履行的职能。

再次是收入分配结构。我们强调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总收入中的比重。自2008、2009年以来，这两个比重均有所回升，但尚未恢复到九十年代初期的历史较好水平，也普遍低于多数OECD国家。这说明我们仍有提升潜力，需进一步优化分配结构。

第二部分，我想探讨改善收入分配需要突破的难点与堵点。作为劳动经济学家，我主要从就业结构的角度进行分析。

观察此前数据可以发现：城乡收入差距下降显著，但基尼系数下降相对平缓。这说明，在当前阶段，城乡差距已不再是决定总体收入差距的唯一主要因素。总体收入差距通常由三部分构成：农村内部差距、城镇内部差距和城乡之间差距。农村内部差距改善较快，城乡差距缩小明显，而基尼系数改善较慢的关键原因在于城镇内部的收入差距未能有效缩小，甚至有扩大趋势。数据也显示，城镇的基尼系数与反映收入差距的帕尔马指标均有上升态势，这与城镇就业的结构性矛盾密切相关。

最后，简要谈几点政策建议。收入分配与社会流动性紧密相关，差距过大会抑制代际流动。改善的根本在于提升人力资本。这需要从教育入手，构建覆盖终身的教育培训体系：既要考虑延长义务教育年限（如向学前和高中延伸），也要大力加强职业培训和在职教育，实现学校教育与终身培训的有效衔接。随着少子化趋势，部分教育阶段资源出现闲置，应统筹优化教育资源，提高配置效率。

要着力消除就业歧视、弥补技能缺口。特别是针对大龄劳动者，应在法律层面明确禁止年龄歧视，并通过培训帮扶消除其技能缺口，提升就业能力。劳动力市场初次分配的结果未必符合社会公平预期，因此必须强化再分配功能。当前，我国税收的再分配调节作用仍有较大潜力，特别是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及资本利得税等累进性税种的占比仍显著低于多数OECD国家。同时，政府应加大转移支付力度，提高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帮扶困难群体。国际比较显示，政府支出占GDP比重与基尼系数呈负相关，适度提高这一比重有助于改善分配。

西方曾流行“涓流经济学”，认为增长成果会自动惠及所有人，但实践已证明其失效。我们必须更积极地发挥政府再分配职能，从“十五五”时期开始，显著加大再分配力度，这是新时代推动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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