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金融监管“严”字当头，常态化、强约束日益凸显。即日起，风口财经推出《银行监管月报》栏目，聚焦监管动态，梳理风险脉络，以前瞻性洞察为行业从业者及广大读者受众厘清合规边界、预警潜在风险，提供兼具警示价值与指导意义的专业分析，以期为金融高质量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2025年11月，金融监管依旧“长牙带刺”。

根据最新统计数据，11月，央行、金融监管总局及外管局系统向银行业开出罚单433张，罚没金额总计1.6亿元，95家银行机构“上榜”。与10月相比，罚单数量下降7.48%，罚没总额降幅更达56.76%，但超过百万元的“大额罚单”仍有34张，监管高压态势并未松动。

罚单背后，哪些银行“栽了跟头”、哪些领域是“重灾区”？透过此份月报，我们将从433张罚单的数据海洋中，打捞出有价值的监管风向与行业警示。

罚单数量略降 大额处罚保持高压

11月的银行业监管，呈现出 “罚单数量略降，大额处罚保持高压” 的鲜明特征。全月，央行、金融监管总局及外管局向银行业开出罚单433张，罚没金额总计1.6亿元，95家银行被罚，罚单总数和罚没总金额环比分别下降7.48%和56.76%。

然而，大额罚单的威慑力却丝毫未减。全月 “百万元级”罚单开出34张，累计罚没金额高达1.01亿元。这清晰表明，监管并非放松，而是将火力更精准地聚焦于重大、典型的违规行为上。

当月的监管重拳在月末落下。11月28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处罚公告，华夏银行和北京银行两家银行合计被罚没近4000万元。其中，北京银行因涉及违反账户管理规定、未按规定履行客户身份识别义务、与身份不明的客户进行交易、占压财政存款或者资金等九项违规行为，被予以警告，没收违法所得1886.3元，并处罚款2526.85万元，成为11月单笔金额最高的“罚单王”。

紧随其后的华夏银行，因违反账户管理规定、未按规定履行客户身份识别义务、与身份不明的客户进行交易等十项违规行为，被罚没1365.5万元。值得注意的是，这是华夏银行年内收到的第二张巨额罚单，其全年累计被罚没金额已超过1亿元。

华夏银行方面对此回应，此次处罚是基于2022年央行开展的综合执法检查发现问题做出的，所涉及的问题已全部整改完毕。

博通咨询首席分析师王蓬博表示，此类综合性罚单往往反映出银行在内控机制上存在系统性薄弱环节，而非孤立的操作失误。账户管理、反洗钱、征信及财政存款等多个条线同时违规，说明合规管理可能仍停留在形式合规层面，缺乏跨部门协同与统一的风险治理框架。尤其在业务快速扩张或数字化转型过程中，若制度更新滞后于业务变化、系统控制未能有效嵌入流程节点，就容易形成监管盲区。

农商行罚单最多 股份行被罚得最痛

从受罚机构类型分析，局面呈现分化。

农商行以119张罚单成为被罚最多的银行类型，这凸显了众多中小金融机构在合规管理体系、科技系统投入以及专业人才储备上的普遍性短板。例如，在11月的罚单中，安徽肥西农村商业银行因“与无融资担保资质机构合作开展业务、贷后管理不到位、违法发放贷款”等问题，被监管机构处被处以 375 万元罚款，是农商行群体中受罚较重的典型。

在罚单总数排名中，紧随农商行之后的是国有银行。这类银行虽然单月罚单金额未必最高，但由于分支机构庞大、业务覆盖面广，其罚单总量同样居高不下。

而若论“伤筋动骨”的程度，股份制银行则以3835.72万元的罚没总额领跑。这反映出，业务结构更复杂、交易规模更大的股份制银行，一旦在内控或关键领域失守，面临的处罚金额也更为巨大。

与股份制银行动辄千万的罚单相比，多数城商行的单笔处罚金额相对较小，但频繁的罚单也持续消耗着其资本与声誉。

双罚制成常态 信贷与反洗钱是“重灾区”

穿透数据，两大传统“顽疾”——信贷违规与反洗钱不力，依旧是银行频频触雷的核心领域。

信贷业务违规以220张罚单高居首位，其中仅“贷款三查未尽职”一项就占132张，成为最高频的违规点。11月，中国建设银行深圳市分行因“贷款三查未尽职”及关联交易管理不到位等违规行为，被深圳监管局罚款420万元，是典型例证。

反洗钱业务违规以58张罚单位居第二。在新修订的《反洗钱法》正式实施后，监管对该领域的查处力度和精细化程度显著提升。银行在客户身份识别、交易报告报送等基础环节的疏漏，正付出越来越高昂的代价。

与此同时，监管的板子不仅打在机构身上，“双罚制”的严格执行意味着个人责任追究已成常态。在华夏银行和北京银行的案例中，从业务部门到法律合规部，多条线管理人员被点名追责并处罚款。

对此，王蓬博表示，“双罚制”的持续强化释放出监管层压实机构主体责任的明确信号。对责任人同步追责，不仅提升了违规成本，也打破了以往“机构担责、个人免责”的惯性逻辑，有助于推动合规责任从管理层向执行层逐级传导。

区域罚单分布不均 广东省罚单数量领跑

从监管处罚的地域分布来看，11月的罚单清晰地勾勒出一张重点突出、差异显著的“风险热力图”。

透过此图可以看出，罚单的分布并不平均。东南沿海经济活跃、金融机构密集的省市，如广东、浙江等地，因业务量大、机构多，自然地成为罚单数量的主要来源地。11月，广东省罚单数量达67张，高居全国首位。

贵州省以33张罚单位居全国第二。贵州罚单数量持续居前，并非偶然，它反映了该地区以中小法人银行为主体的金融机构结构，以及这些机构在信贷管理和资产质量方面面临的系统性合规压力。

浙江省监管火力集中在了当地的农商行系统。11月11日，浙江乐清、永嘉、瑞安三家农商行因贷款“三查”不到位、统计数据不实等问题，在短短一天内合计被罚超700万元，其中乐清农商行单家被罚360万元。

与此同时，北京市作为金融管理中枢，则因监管标准更为严格，以及对系统性、苗头性风险更高的敏感度，常常开出单笔金额巨大的“标杆性”罚单，对整个行业形成震慑。

对于银行业而言，读懂每一张罚单背后的监管逻辑，持续完善全面风险管理与内控合规体系，已不再是可选项，而是关乎生存与发展的必修课。

（大众新闻·风口财经记者 王雪）

编辑：王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