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据彭博社报道，柬埔寨计划将未来新获得的黄金直接储存在中国。此外，除了柬埔寨，还有其他几个国家也在考虑将黄金存放在中国，目的是分散黄金储备的风险。许多国内自媒体将此举称为全球金融格局的大逆转。

这类标题确实能够引起广泛关注，但从更现实的角度来看，这一变化可能与当前国际政治和地缘局势的变化息息相关。它反映出，在新的地缘政治环境中，西方国家可能并不像他们自己宣称的那样，能够保持商业自由。

自冷战结束后，西方的金融体系一直在强调其国际化与普适性，尤其是在新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框架下。许多人，尤其是年纪稍长的人，应该都听说过瑞士银行的传奇。许多带有几分夸张色彩的作品将西方银行业描绘成一个超脱于政治影响的理想模型，正是这种形象吸引了大量的投资者将资产存放在这些西方银行。

然而，换个角度来看，西方金融业的成功并非偶然。它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积累了大量的原始资本和经验，这使得它们能提供标准化的黄金交易和储存服务。对大多数国家而言，尤其是除了少数受到美国制裁的国家外，大部分中小国家都没有能力建立自己的黄金储备体系，因此，将黄金存放在西方国家成为了一个现实且无奈的选择。毕竟，若把黄金运回国内，谁能保证这些黄金不会消失呢？

但这种情况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全球地缘政治日益紧张，西方国家越来越频繁地使用金融工具来达成政治和经济目的。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尤为如此，关税成了他们进行政治讨价还价的重要工具，成功迫使大多数国家在美国消费市场面前让步。

作为自诩为西方价值观捍卫者的欧盟，也在采取类似的做法。例如，荷兰最近宣布接管安世半导体，虽然荷兰政府称此举纯粹是为了避免美国制裁，但显然，这一行为背后是美国的巨大压力，荷兰政府甚至无法以更隐蔽或体面的方式收回对安世半导体的控制权。

而征收俄罗斯资产的做法，则是另一个更糟糕的例子。在特朗普执政期间，除了继续支持拜登时期的援助外，美国没有向乌克兰提供任何军事援助，导致西方对乌克兰的援助出现了巨大缺口。为了填补这一缺口，亲乌克兰的欧洲国家纷纷慷慨解囊，这也是欧洲今年援乌金额激增的关键原因。

然而，欧洲国家面临的普遍问题是财政紧张，而这一问题又与欧洲经济的衰退密切相关。失去俄罗斯的廉价能源是其中的关键因素之一。税收大幅减少，民众由于制造成本的上涨而面临生活成本暴涨。在这种情况下，继续向乌克兰提供资金支持，而不优先考虑降低民众生活成本，显然在政治上难以接受。这种情绪在捷克推翻亲乌政府、德国的选择党民调超过执政党等事件中得到了体现，甚至连波兰也出现了大量不满情绪，亲欧阵营在波兰总统选举中未能成功获胜。

在这种背景下，许多国家开始将目光转向了俄罗斯在欧洲被扣押的资产。实际上，在现实压力下，这些国家根本不在乎所谓的欧元信誉或新自由主义的流动自由，反而更加关注如何通过征收俄罗斯资产来解决当前的燃眉之急。

美国和欧洲的这种行为，无疑对许多中小国家产生了强烈的震撼，特别是那些与西方关系并不稳固的国家。它们不得不思考，一旦爆发某些冲突，自己在西方银行中的黄金是否还能拿得回来。毕竟，西方国家已经证明，他们曾经宣称的法律稳定性和流动性，也并非完全可靠。

对于与中国关系密切的国家，如柬埔寨，这一问题则显得更加突出。不可否认的是，柬埔寨与中国的经济关系已经深度绑定，这不仅体现在产业合作上，也体现在金融领域。比如，柬埔寨三分之一的国家债务是由中国持有的。在这种背景下，柬埔寨决定将未来的黄金储备存放在中国，实际上不仅是为了避免西方制裁可能带来的地缘政治风险，也是对中国金融主权的公开支持。可以说，柬埔寨已经将自己的经济命运与中国的命运紧密捆绑在一起。

从另一方面来看，虽然柬埔寨的这一行为还不能被视为全球金融格局的根本改变，但它无疑是人民币国际化进一步发展的表现。可以预见，中柬两国将在人民币结算机制方面展开更深层次的合作。

当然，柬埔寨的这一决定，对伦敦等西方金融中心的冲击可能不大，因为柬埔寨并非英国的殖民地，但新加坡却可能成为直接的受害者。新加坡一直以来都将自己定位为东南亚的金融中心，但柬埔寨将黄金储存于中国，这表明政治风险正逐渐凌驾于所谓的商业自由之上。柬埔寨是第一个做出这一选择的东盟国家，未来可能会有其他国家效仿，这显然会对新加坡的金融地位产生严重影响。

正如笔者曾提到的，相较于中美关系，新加坡更像是中美之间的产物，它完全依赖新自由主义主导的国际分工秩序生存。因此，新加坡最为担心的就是大国之间的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因为这种动荡可能会直接威胁到像新加坡这样依靠金融业生存的城市国家。

总的来说，在一个日益脱离自由主义框架的时代里，新自由主义所标榜的商业自由已如同风中残烛，尽管尚未摇摇欲坠，但也已岌岌可危。这种危机的深刻性，甚至在新自由主义的心脏——纽约市，都促使选民选择了反建制的民主社会主义者。虽然笔者并不打算讨论民粹主义政策是否合理，但这一现象至少表明，新自由主义在西方选民中的支持度正日益下降。这种变化可能迫使西方政府突破过去的政治禁忌，展现出更为强硬的主权姿态，施米特所言的时代已经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