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经济学家圈

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贡献及其对我国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启示

龚六堂

武汉大学高级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数量经济与数理金融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2025年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乔尔·莫基尔（Joel Mokyr）、菲利普·阿吉翁（Philippe Aghion）和彼得·豪伊特（Peter Howitt），以表彰他们“阐明了创新驱动的经济增长机制，为理解现代经济繁荣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这是继2018年授予Paul Romer后再一次授予“增长与创新”这一主题，表明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重视，也反映出世界经济在经历科技革命、地缘冲突与结构转型之后，对创新与制度动力的新关注。

三位学者的研究共同勾勒出一个宏大的问题：经济增长的持续性从何而来？Mokyr以经济史视角揭示了人类社会技术进步与知识积累的深层逻辑，强调文化、制度与科学精神对技术扩散的重要作用；Aghion与Howitt则在理论上继承并发展了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思想，通过建立内生增长模型，解释了创新如何在竞争中不断替代旧技术、推动生产率提升。他们的工作使经济学能够系统分析创新、竞争、制度与政策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而把“创新—增长”机制转化为可度量、可设计、可政策化的分析框架。

首先，这一获奖成果对当今世界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全球经济正经历新一轮技术革命与产业变革，人工智能、清洁能源、生物技术、量子科技等领域的突破不断重塑生产方式与国际分工格局。同时，气候变化、人口老龄化、债务风险与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又使得持续增长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如何在创新驱动与制度保障之间找到平衡，如何在全球竞争与内部调整中维持增长的可持续性，成为各国经济政策的核心议题。

其次，对于中国而言，这一诺奖主题也具有重要的启示性。当前，中国经济已从高速增长阶段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党的二十大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发展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为主导动力，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实现经济体系的现代化。新质生产力强调的是以创新为核心的生产力新形态，它不同于传统的要素投入扩张，而是通过知识创造、制度创新、绿色转型和数字化赋能，形成新的增长机制。

下面围绕三位获奖者的主要贡献及其理论内核，结合中国的现实国情，探讨如何通过制度优化、创新激励与结构重塑，实现科技创新与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从而推动中国经济在新阶段实现质的跃升与长期繁荣。

一、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的主要贡献

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三位学者聚焦于一个核心命题：创新如何成为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他们从历史、理论与结构机制三个维度揭示了知识积累、创造性破坏和制度激励在促进长期繁荣中的关键作用，为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提供了系统化解释。

（一）Joel Mokyr从技术—知识与历史视角解读增长。

Mokyr将经济史、技术史与增长理论深度融合，提出了创新与知识体系共演的“文化—制度—技术”模型。诺贝尔奖委员会在授奖理由中指出，Mokyr 的贡献在于“揭示了持续创新得以自我延续的条件，创新者不仅要知道某种做法有效，还必须理解其背后的原理机制”。

首先，Mokyr对欧洲工业革命的知识基础进行了系统分析，他指出，18世纪以来西欧的持续增长并非偶然，而是源于知识制度与社会文化的共同演化，科学革命改变了人类理解自然的方式，而制度创新（如专利制度、学术社群、出版体系）则确保知识能够积累和传播。这种制度性知识基础的形成，使技术创新不再依赖个别天才的偶发灵感，而成为社会可持续生产的结果。

其次，Mokyr强调文化与信念的作用，他提出“乐观主义文化假说”（Culture of Progress），认为欧洲近代的科学家、工程师与企业家形成了对进步的共同信念，即相信知识可以无限改进、技术能够持续提升。这种信念体系成为推动创新的心理与社会基础。

第三，Mokyr对经济增长停滞（stagnation）问题进行了研究，他指出导致停滞的原因往往在于知识体系的封闭、制度的僵化与文化对变革的排斥。相反，持续增长社会的共同特征是开放的知识结构、包容的文化氛围与鼓励实验与竞争的制度安排。

（二）Aghion & Howitt提出料创造性破坏，解释了技术如何驱动增长，也揭示了创新、竞争、市场结构和政策激励之间的复杂关系。

Aghion与Howitt将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思想形式化，建立了一个创新主导的内生增长模型。他们的研究指出，经济增长源于新技术的持续涌现与旧技术的不断淘汰。在每一时刻，企业通过研发（R&D）活动追求技术突破，当新的创新成功时，它取代旧有技术并暂时获得垄断利润；而随着时间推移，新的创新者又会推翻旧的垄断者。正是这种不断的“创造—毁灭—再创造”的循环，维持了经济的动态增长。

首先，Aghion 与 Howitt 的模型在形式上与罗默（Paul Romer）的“内生增长模型”一脉相承，但更强调竞争机制与制度结构的作用。他们指出，竞争对创新既有促进也有抑制效应：适度的竞争可以激励企业研发以获取先发优势，但若竞争过度，则可能削弱企业的垄断利润预期，降低创新投资的激励。因此，政策制定者必须在竞争与激励之间寻求平衡。

其次，Aghion和Howitt将这一模型扩展到更多的政策讨论中，如教育、人力资本积累、金融发展、环境政策与技术扩散等。他们提出了“创新型国家”与“模仿型国家”的区别，认为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应采取不同的创新战略：前者依靠原创研发，后者则需要吸收和改良先进技术。这一观点对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升级路径具有深远启示。

第三，他们提出料创新活动与制度环境之间的互动机制，政治制度、法治环境、教育体系、金融结构都会影响创新速度与质量。他们主张，一个国家要实现持续增长，必须建立鼓励冒险与宽容失败的制度文化，让创新者敢于挑战既有秩序。

Aghion与Howitt 的研究具有鲜明的“制度内生化”特征。与传统的增长模型不同，他们的框架不是在既定制度下推演经济演化，而是揭示制度如何塑造创新激励、决定增长路径。这一视角使宏观经济学从静态均衡转向动态演进，真正将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理论融入现代经济分析。他们的理论为“创新驱动增长”提供了系统的数学与政策解释，也为理解创新与不平等、增长与环境、开放与竞争之间的张力提供了基础模型。正如诺奖委员会在授奖词中指出的那样，他们的工作“揭示了创新既是增长的引擎，也是结构变迁的根源”。

二、对中国发展新质生产力与高质量增长的启示

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三位学者从不同维度揭示了经济长期繁荣的内在机制，将他们的理论成果与中国经济所处的发展阶段相结合，可以为我国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质量增长提供深刻的启示。

1、要进一步增强对技术机制与知识基础的战略性认知。Mokyr指出技术创新之所以能推动社会长期繁荣，根源在于知识体系的累积与传播，而这一过程需要制度保障和文化支持。持续创新不仅依赖科学家的发明创造，更取决于社会如何认识、吸收、传播并制度化地保护知识成果。因此，发展新质生产力不能局限于科技突破本身，而要系统构建支持知识生成与扩散的制度体系。一方面，需要加大基础研究与前沿科技投入，强化国家实验室体系、重点科研平台建设，提升原创性创新能力；另一方面，更要注重科研生态与知识传播机制的完善，例如，应深化科研体制改革，鼓励跨学科研究，破除科研资源分割和部门壁垒，建立更加开放、合作的创新体系。同时，通过教育体系改革、数字资源共享、知识产权保护与学术交流平台建设，使科学知识能够在社会各层面实现有效扩散。

Mokyr进一步强调的文化和价值观在创新中的作用，特别是社会的“进步信念”会影响人们的创新行为。因此，中国在发展新质生产力过程中，应进一步培育崇尚科学、宽容失败、鼓励探索的社会文化氛围。唯有在制度与文化双重支撑下，知识积累才能形成正向循环，科技创新才能成为持续的增长动能。

2、要从“创造性破坏”的视角，先立后破，推动产业结构升级。Aghion和Howitt的创造性破坏模型揭示了经济增长的动态本质，增长并非源于既有产业的量的扩张，而在于技术更新引发的结构重组。每一次创新都意味着新旧生产方式的更替。因此，新技术取代落后技术，新产业取代旧产业，从而实现生产率的提升与经济的自我更新。

这一理论为中国的结构性转型提供了重要借鉴。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历史转型阶段，要发展新质生产力，就必须主动推进“创造性破坏”过程，通过制度安排和政策引导加速新旧动能转换。在实践层面，要鼓励新兴产业成长、加快落后产能退出。政府应通过完善竞争政策、创新激励和金融支持机制，为新兴产业提供成长空间。例如，在新能源、人工智能、高端制造、生物医药等战略性产业中，要强化政策协同，推动上下游产业链重构。同时，对于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率的传统产业，要通过碳约束、环保标准和市场机制促使其加速转型或退出。

另外，还需建立健全资源再配置机制，推动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从低效率部门流向创新密集型、绿色低碳型行业。通过政策激励和市场导向相结合，形成“优胜劣汰”的动态调整机制，使“创造性破坏”成为推动经济进步的常态过程，而非危机下的被动选择。

3、要设计竞争机制与政策激励促进创新，加强知识产权保护。Aghion和Howitt的研究指出，创新与竞争之间存在复杂关系。适度的竞争能够激励企业持续研发、提升效率；但过度竞争或政策不当，则可能削弱企业创新的收益预期，从而抑制长期研发投入。创新需要激励与安全感的平衡，需要制度既能鼓励突破，又能防止短期逐利行为。对中国而言，构建有利于创新的市场竞争机制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

一是要完善反垄断与公平竞争制度。在数字经济、平台经济等领域，应防止大型企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阻碍新进入者创新。建立更加透明、公平的竞争环境，让中小企业、初创企业在市场中获得生存空间。二是要通过政策激励引导企业持续创新。税收减免、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创新券、风险投资基金等工具应更精准地支持中小创新主体，降低其研发成本。同时，政府应避免“过度干预”或“一刀切”式的行政管理，以免造成资源错配或扼杀新进入者的潜在活力。三是要强化知识产权制度建设，为创新成果提供可靠的收益预期。保护创新者合法权益，既能提高社会整体创新积极性，也有助于形成创新成果市场化转化的良性循环。

4、要兼顾稳定与发展，特别稳定的环境，激发创新活力。创新是高风险、高投入、长周期的活动，需要在稳定的宏观环境中进行。三位获奖者的研究均指出，持续增长不是“自发”形成的，而是政策、制度与预期共同塑造的结果。若宏观环境动荡、政策频繁变动或金融市场不稳定，创新活动往往会陷入短视化和投机化。

中国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一个关键前提，就是要在宏观调控中保持稳定、可预期的政策环境。财政、货币、产业、科技等政策应协调配合，形成长期导向与短期灵活性的平衡。一方面，要防止政策的突变或行政冲击引发市场恐慌；另一方面，要避免过度宽松导致的资源泡沫和创新“伪繁荣”。

5、要重视区域协调发展机制。创新与增长在空间分布上具有明显的不均衡特征。Aghion与Howitt 的理论表明，不同地区由于要素禀赋、制度条件和知识扩散速度的差异，在创新路径上会表现出多样性。对中国这样一个地域辽阔、发展阶段差异显著的大国而言，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必须充分考虑区域差异。

东部沿海地区具有产业基础雄厚、科研力量集中、资本市场发达的优势，应重点推动原创性和引领性创新，在全球价值链上向高端攀升。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则可从吸收型创新和技术改造型创新入手，通过引进、模仿、改良先进技术逐步提升创新能力。同时，应强化区域协同创新机制，打破行政壁垒，促进科研资源、人才流动与技术扩散。例如，可以通过国家级科研合作平台、跨区域产业联盟和创新走廊建设，实现创新成果的快速传播。

此外，区域协调还应关注“创新红利”的共享问题。创新带来的经济收益如果过度集中在少数地区，可能加剧区域不平衡，影响社会稳定。因此，中央和地方政府应通过财政转移支付、产业布局调整等手段，将创新成果的外溢效应更好地扩散到广大中西部地区，让新质生产力成为全国共同发展的引擎。

三、结论

Mokyr、Aghion与Howitt的创新驱动增长理论，为中国在新时代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了系统的理论启示。中国要实现高质量发展，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形成合力。一是从Mokyr的知识体系理论出发，构建以科学积累和制度创新为核心的知识生态；二是从Aghion与 Howitt的创造性破坏模型中汲取动力，推进产业结构的动态优化与升级；三是通过政策协调与竞争制度改革，打造有利于创新的市场环境；四是保持宏观稳定，为创新活动提供长期可预期的经济氛围；五是实现区域协同，形成全国范围内的新质生产力网络与创新扩散机制。

创新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最强动力，而知识、制度与文化是创新持续的土壤。正如三位诺奖得主所展示的那样，经济增长从来不是自然发生的过程，而是制度安排、社会信念与政策选择的结果。对中国而言，只有在创新与制度、开放与安全、效率与公平的统一中，才能真正形成新质生产力，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

特别声明：以上内容仅代表作者本人的观点或立场，不代表新浪财经头条的观点或立场。如因作品内容、版权或其他问题需要与新浪财经头条联系的，请于上述内容发布后的30天内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