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人民币国际化经历15年波浪式前行历程，取得了一系列标志性成果。传统上，经济实力、国际经贸关系、金融发展水平、货币币值稳定、资本账户自由化程度等因素会显著影响货币国际化进程。步入数字化时代，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发展将给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带来深刻变革，也给货币国际化格局增添变数。本文基于货币数字化、贸易数字化、金融数字化的视角，阐述数字经济条件下稳慎扎实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逻辑。具体地，货币数字化通过引入前沿数字技术，能够改进跨境支付体系，拓展跨境支付场景，提升支付的便利性，给人民币国际化带来边际改进；贸易数字化推动贸易方式和对象的变革，能够降低贸易成本，推动贸易转型升级，提升计价结算币种选择的话语权，给人民币国际化带来新机遇；金融数字化通过技术创新改变金融产品服务模式，推动金融服务与交易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实现低成本、高效率、高普惠性发展，提升全球范围内的人民币交易使用频率。

关键词：数字经济 人民币国际化 货币数字化 贸易数字化 金融数字化

01

引言

自2009年至今，人民币国际化经历10余年波浪式前行历程，进入稳慎扎实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新阶段。在此过程当中，即使在新冠疫情暴发、逆全球化思潮涌动、金融系统脆弱性加剧等外部环境下，人民币国际化仍然保持逆势增长的发展态势。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发布的《人民币国际化报告2024》显示，人民币国际化指数（RII）在2023年底达到6.32，全年的季度平均值为6.27，同比增长22.9%，继续保持长期向上趋势。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2023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要求“稳慎扎实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并强调金融强国应当基于强大的经济基础，具有领先世界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综合国力，同时具备强大的货币等关键核心金融要素。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再次明确提出，“推动金融高水平开放，稳慎扎实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在新发展阶段，人民币国际化不仅是推动高水平开放的重要举措，更是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建设金融强国的必然要求。

长期以来，深入探究货币国际化的决定因素并据此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始终是理论与实务界共同关注的话题。传统意义上，经济实力、国际经贸关系、金融发展水平、货币币值稳定、资本账户自由化等会显著影响货币国际化进程。[1][2][3]近年来，随着数据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数字经济迅猛发展，对传统经济和金融产生前所未有的影响，也有望推动国际货币体系变革。首先，适应数字经济发展的需要，货币数字化加速推进。历史上，支付方式的变革往往伴随着国际货币地位的变化，如银行承兑汇票大幅推进了美元国际化进程，[4]而数字货币化也将给人民币国际化带来机遇。其次，传统贸易中，中国企业国际议价能力和产品竞争力不强，限制了人民币在全球计价货币职能的发挥。数字贸易作为数字经济的延伸和应用，能够促进经济活动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5]强化贸易竞争力，有望促进国际贸易中的人民币使用。最后，国际货币的发行国往往具有高度发达的金融市场，但中国金融体系发展相对滞后，限制了人民币国际化的进一步拓展。相比传统金融，数字金融具有优化资源配置与降低交易成本的优势，有利于促进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推动人民币国际化。[6]

鉴于此，本文基于货币数字化、贸易数字化与金融数字化视角，尝试探讨数字经济时代稳慎扎实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理论逻辑与实现路径。图1为具体的理论逻辑框架。

02

货币数字化与人民币国际化

支付是经济金融业务的基础，支付数字化也为各项经济金融的数字化提供了有力支撑。在一国货币国际化的进程中，伴随着跨境金融业务规模扩大、业务模式创新，跨境支付结算需求也逐步扩大。相应地，安全稳健、顺应时代发展的跨境支付体系必不可少。随着支付数字化加深，所有的支付工具都将是数字化的。其中，央行数字货币是各国央行研究的重点。当前，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ross-Border Interbank Payment System，CIPS）已经得到广泛应用，数字人民币在现有央行数字货币中处于领先地位，为人民币国际化铺设了“数字化高速公路”。值得一提的是，2024年6月，中国人民银行参与的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项目（mBridge）已进入最小可行化产品阶段（Minimum Viable Product，MVP），标志着我国在跨境支付与货币数字化领域又取得了重要突破。尽管支付数字化、货币数字化并不必然带来货币国际化，[7][8]但在数字经济时代，货币国际化离不开数字化。货币数字化至少能够从改进跨境支付体系、提升货币智能化与提供交易隐私保护三个方面为人民币国际化带来边际改进。[9]

（一）央行数字货币、跨境支付与人民币国际化

在全球经济活动中，跨境支付体系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尽管美元、欧元等核心货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中心地位并非直接由跨境支付体系决定，但现行的跨境支付体系确实为中心货币地位提供了强力支撑。与此同时，外围货币的国际化过程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当前跨境支付体系的约束。相较于外围货币，美元、欧元等中心货币有更简短的交易链，能够实现更低的交易成本和更快的交易速度。[10]此外，在网络效应的影响下，当某种货币被广泛采用后，交易量迅速攀升，形成所谓“赢者通吃”的局面。

随着央行数字货币研究快速推进及其在跨境支付领域的创新应用，数字人民币对人民币国际化的改进值得期待。一方面，央行数字货币系统通过简化跨境支付流程，促进资金流与信息流一体化，进而提高跨境支付清算效率。高效率的跨境支付系统能够缩短跨境支付所需时间，服务于更多样化的支付需求，对货币的国际使用产生积极影响。另一方面，央行数字货币能够显著降低跨境支付的清算成本。分布式交易、实时交易监控和自动化合规审查等能够减少流动性成本、运营成本、外汇成本和合规成本。低成本的跨境支付系统能够使一国货币在国际竞争中占据优势，被更多的贸易方选择。此外，央行数字货币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跨境金融制裁的影响。近年来，出于地缘政治等原因，部分国家受制裁，被限制参与国际清算体系，这给它们的贸易投资带来了较大负面影响。[11][12]而多中心、分布式的央行数字货币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采用中心化支付方式进行制裁的可能性，这也引起了俄罗斯、伊朗等国的关注。当前，随着mBridge项目加速推进，人民币跨境支付方案愈发多样化，为CIPS等系统提供有效补充，共同保障人民币国际使用的稳健性。

（二）央行数字货币、智能合约与人民币国际化

加载智能合约是货币数字化进程中的重要创新，能够有效提升货币使用的便利性、交易的广泛适用性和货币政策有效性，并有望通过拓展跨境支付场景提升货币国际接受度。

货币智能化拓展跨境支付场景，有效克服了货币惯性给人民币国际化带来的局限。当前，美元等中心货币在国际贸易、外汇交易、国际投资等多个领域均占据主导地位，使得国际市场转向其他货币需要付出高昂的调整成本。智能合约技术的引入，推动去中心化交易平台、信贷平台及金融交易平台等领域的创新与发展。这不仅使得央行数字货币能够更加顺畅地融入跨境支付场景，还优化了跨境支付体验。例如，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研发的贸易金融区块链平台，通过统一共识机制、点对点传输等方式，将应收账款融资、票据再贴现等业务进行流程再造，并通过智能合约实现了重复流程的自动化执行，缩短了贸易融资链条，缓解了传统贸易金融业务多部门协作困难、跨境转账手续繁琐等问题。在此基础上，融入数字人民币使用，进一步丰富了数字人民币跨境贸易生态。[13]货币智能化水平提升，不仅大幅提升跨境支付便捷性，增强货币国际接受度，更有助于创造新的跨境金融场景与应用，由此相对弱化货币惯性的影响。

（三）央行数字货币、隐私保护与人民币国际化

在数字化时代，各种隐私泄露事件层出不穷，许多用户对数字支付平台使用个人数据十分敏感，各国政府也日益重视数字经济中的隐私保护问题，并出台了一系列数字化产品隐私管理规定。隐私保护成为推广数字化交易媒介所必须考虑的问题。央行数字货币为隐私保护提供了多样化选择，不同设计能够提供不同程度的隐私保护。相较于现金，央行数字货币在基本保证匿名性的同时提供了支付便利性；相较于移动支付，央行数字货币在提供便利性基础上又增加了隐私保护机制。[14]上述特征使得央行数字货币对现金与非现金的跨境支付均产生很大程度的替代与改进，有利于提升货币的国际使用。

虽然大多数央行认为，完全匿名的央行数字货币与跨境监管要求存在较大冲突，并不在考虑之列，但为了满足支付过程中日益增长的隐私保护需求，多家央行已在央行数字货币系统中加入了隐私保护措施。例如，中国人民银行较早提出了“可控匿名”方案，即数字人民币可实现“小额匿名，大额实名”和“前台自愿，后台实名”。基于此，公众日常的小额零售支付可以匿名进行，支付信息会以推送子钱包的方式发送至电商平台，电商平台只能从中获取支付相关的必要信息，以此实现对用户核心信息的保护。mBridge项目也能够通过区块链技术和假名系统对跨境隐私信息进行合理控制，以提高国际参与方的接受度。事实上，相较于完全不匿名的零售型央行数字货币，在一定程度上加强隐私保护会增加公众对央行数字货币的需求，进而提升央行数字货币的接受程度。[15][16]在不影响监管合规要求的前提下，增加央行数字货币系统的隐私保护措施，能够缓解公众对于央行数字货币隐私泄露的担忧，减少货币国际化使用的障碍，是在数字经济时代平衡监管与隐私的可行和必要之举。

03

贸易数字化与人民币国际化

我国是贸易大国，但并非严格意义上的贸易强国，长期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企业国际议价能力和产品竞争力不强，计价货币选择权相对较弱，对外贸易对人民币国际化的促进作用有待提升。当前，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的兴起及其在对外贸易中的加速应用，贸易数字化有望进一步优化贸易模式，降低贸易成本，推动贸易转型升级，并不断增强境外持有者对人民币币值稳定的信心，为人民币国际化带来新机遇。[17]

（一）贸易数字化、贸易转型升级与人民币国际化

一国贸易实力是本国货币成为国际货币的关键驱动因素，[18]人民币国际化离不开高水平的对外贸易。早在18世纪，英国依靠强大的贸易和金融实力，使英镑逐渐成为主要的国际货币。20世纪上半叶，美国凭借两次世界大战建立起强大的工业体系，在工业生产、贸易和金融交易方面占据主导地位，美元逐渐取代英镑成为主要国际货币。相比较而言，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的贸易国，拥有强大的制造业与完整的产业链。自改革开放到新世纪初期，凭借低廉的人口红利和土地等生产要素的优势，中国依托加工贸易实现了出口贸易粗放式的迅猛发展。尽管出口量增速惊人，但出口产品多为低附加值产品，可替代性较强，这导致中国制造业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地位，无法取得相应的货币计价选择权，对人民币国际化的促进作用相对有限。

近年来，随着贸易数字化不断推进，我国对外贸易的全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的数字化得以升级和重构，以计算机和通信技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比重不断扩大，贸易结构持续优化，贸易竞争优势不断提升，数字贸易已逐渐成为对外贸易发展的新趋势和新增长点。这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制造”低质量、低附加值的印象。同时，我国通过积极参与数字贸易规则制定，逐渐形成数字贸易规则的“中国模板”，并将中国规则制定的经验推广到国际范围，深化双边经贸往来，拓展数字贸易交际圈，推动全球数字贸易规则向更加公正、合理和高效的方向发展。[19]在此大背景下，一方面，贸易数字化有助于突破发达国家的产业链高端环节封锁，释放数字贸易发展潜力，提高中国在全球产业链的地位与话语权，增加国际贸易中贸易主体对“中国制造”的依赖度，从而培育人民币多样化需求；另一方面，贸易数字化能够加速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增加消费需求有效供给，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降低中国金融市场风险，从而增强国际主体对人民币币值稳定的信心。

（二）贸易数字化、币种选择话语权与人民币国际化

双边贸易计价和结算货币的选择，往往受到交易双方企业的实力或者议价能力的影响。[20][21]近年来，伴随着高水平对外开放推进，我国外贸企业数量不断增加，但整体规模偏小，风险管理能力和整体运行机制并不健全。以量取胜、以价取胜的外贸发展模式，使得贸易结算币种选择的话语权弱，无法最大程度采用人民币进行计价和结算，不利于规避汇率风险，促进企业创新。[22]

贸易数字化深入推进，为提升我国外贸企业核心竞争力并据此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难得的机遇。首先，贸易数字化有利于降低企业结算成本、时间成本等各种交易摩擦。贸易数字化能够提高双边贸易结算速度，节省支付结算成本。以出口贸易为例，无纸化贸易、在线消费者保护、电子签名和认证等新规则推行能够有效提高出口报关、退税等环节的效率，降低企业出口的时间成本和菜单成本。[23]同时，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区块链技术等在贸易当中的应用，为企业提供了更精准的市场分析和预测工具，优化了供应链管理，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市场响应速度。这些技术的应用，使得企业能够更有效地管理供应链风险，灵活调整生产和供应网络，优化全球布局，从而减轻产业链外迁所带来的冲击。其次，贸易数字化有利于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在数字经济时代，贸易数字化形成的海量数据，对推动国际贸易活动、促进跨国经贸合作、推动数字内容和服务的传播扩散至关重要。[24]为了搜集、分析和应用数据，外向型企业通过提供数字化服务、招聘高素质数字人才和构建新型数字化平台等方式，推动产品、技术、资金等流向更低成本、更高效率、更贴近用户的方向，从而满足消费者日益增长的个性化需求，最大程度降低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最后，贸易数字化有利于推动企业向价值链上游攀升。贸易数字化通过数据流动，使得企业能够快速获取市场需求和行业动态，更灵活地调整生产和营销策略。它不仅能够帮助企业提升应对市场变化的能力，还有助于加强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间信息和技术等要素的共享，引领产业链协同发展。这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产业链条上各价值创造环节的垄断现象，提升链上企业参与价值链的广度和深度。企业更深层次地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能够提高企业出口产品附加值，带动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并向全球价值链高端延伸。[25]可以看到，贸易数字化通过赋能和转型增强外贸企业的竞争优势，提高了我国企业在国际市场的议价能力和在贸易结算币种选择方面的话语权。

（三）贸易数字化、跨境数字生态与人民币国际化

随着贸易数字化逐步转向贸易全流程、全价值链和产业链的数字化，以数字贸易平台为核心，各贸易环节智能互动、各贸易主体广泛参与的数字贸易有机生态系统将逐渐形成。[26]基于此，传统的物流货运、跨境服务平台、海关业务办理、跨境支付等跨境业务逐渐式微，数字化物流、数字化服务、数字化支付等应运而生。这有利于人民币在国际市场上提供更多样的跨境使用场景，提高跨境业务数字化程度，有力地支撑人民币国际化。

贸易数字化助推跨境数字生态建设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贸易数字化有助于跨境支付数字化。高效、便捷的跨境支付是服务数字经济和数字贸易高效有序运转的重要保障。但当前跨境支付仍面临着低效、高成本等痛点。只有通过不断探索以央行数字货币为代表的新型跨境支付方式，构建起跨境支付新体系，才能有效提高跨境支付清算效率并据此提升境外主体使用人民币的意愿。此外，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通常包括对跨境支付服务的规范与支持。这些规则明确了数字支付的标准、合规要求及相关监管框架，有助于减少各国在支付体系中的技术壁垒，推动支付流程的标准化和自动化。二是贸易数字化有助于供应链数字化。物流和供应链数字化是实现贸易全环节全链条数字化的重要环节。随着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和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在贸易领域的应用，物流服务需求变得更为复杂，需要通过加强地方立法、落实税费优惠等方式，建立起与数字化贸易相匹配的高效、可持续的跨境物流网络运营平台。此外，供应链数据的精准分析与匹配，可以促进信息流、实物流、资金流在供应链的高效流动，打造高效便捷的数字化供应链体系。这种数字化供应链管理体系使得企业能够更加灵活地应对外部市场变化和供应链中断，提升供应链的弹性和资源配置效率，助力企业在全球产业链重构中仍保持一定的竞争力。[27]三是贸易数字化发展有助于数字化监管。数字化通关和数字化监管是贸易数字化的重要保障。通过新型技术和数字化思维推动海关通关平台和监管模式创新，引入电子海关、智能化查验系统和在线申报系统等创新手段，使得企业可以在线完成所有通关手续，疏通传统方式繁、多、慢等痛点，降低企业时间和交易成本，加速资金回流，提高企业通关效率和政府监管效率，从而优化跨境贸易服务模式和运作机制。

04

金融数字化与人民币国际化

数字金融的核心在于技术创新，但并不限于孤立的技术进步，还与经济金融发展、对外开放和国际合作等密切相关。数字金融发展能够通过技术创新改变金融产品服务模式，提升金融市场深度和广度，推动金融服务与交易实现低成本、高效率、高包容性发展，进而提升全球范围内的人民币交易使用频率，[28]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一）数字金融、交易成本与人民币国际化

（二）数字金融、交易效率与人民币国际化

数字金融发展不仅能够有效降低人民币交易成本，而且还能提升交易效率。货币市场交易效率提升有助于丰富货币使用场景，增加货币使用频率，进而推动人民币国际化。首先，数字金融发展能够改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提升中国货币政策传导效率和溢出效应。例如，央行数字货币（CBDC）能够通过智能合约自动执行特定政策工具，减少中介环节，降低信息不对称，提高市场参与者决策效率，增强货币政策的灵活性和精准性。在此基础上，央行通过数字货币的跨境交易平台开展深入合作，使得中国货币政策调整能够通过数字金融工具更快速、有效地影响全球市场。其次，数字金融发展提供更加灵活的跨境金融服务，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并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便利。[32]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新型技术推动外汇管理制度数字化改革，能够实现外汇审批自动化和智能化，提高审批效率和透明度，简化交易的审批流程，激发全球范围内的人民币交易动机。最后，数字金融发展能够进一步丰富中国跨境金融产品，搭建国际化金融基础设施。在国际贸易全流程中实现贸易全链路的数字化金融服务，借助智能履约、电子化交易平台等数字设施，丰富跨境贸易汇兑、交易担保、供应链金融等领域资本投入，能为我国企业提供确定性的贸易综合服务，提升资金利用效率。例如，蚂蚁集团利用蚂蚁链技术构建的Trusple平台。针对投融资标的，通过大数据、互联网、区块链等技术，丰富国际投资者低成本、高效率参与到中国股票、债券等金融市场的路径，吸引更多国际资本，增加人民币资产的吸引力，提升人民币国际影响力。此外，数字金融技术应用推动我国金融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推动登记无纸化、监管数字化，保障金融交易安全和效率。可以看到，数字金融发展将提升人民币交易效率，增加人民币资产的持有和使用，有助于推动人民币国际储备职能的实现。[33]

（三）数字金融、数字普惠与人民币国际化

在传统金融体系中，部分经济主体面临借贷成本高、风险评估难等问题，难以开展金融服务。而数字金融能够通过移动支付和互联网信贷等方式，有效降低金融服务门槛，提高金融体系可得性、包容性与公平性，扩大人民币使用范围和应用场景，从而助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首先，数字金融能够推动我国包容性增长。在经济发展方面，数字金融发展提升支付便利性，放松居民流动性约束，通过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效应凸显。[34]数字金融同时具有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改善就业环境、扩充收入渠道等作用，[35]能显著提升重点地区、弱势群体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及社会资本，缓解经济增长面临的“不平衡不充分”的难题，推动我国经济实力提升，[36]从而降低人民币波动幅度，促进币值稳定，提升人民币国际使用程度。在金融服务方面，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为长尾人群提供个性化、定制化服务，满足用户金融产品和服务需求，并增加其市场接受度。借助大数据分析平台，金融机构能够深入了解每位用户的消费习惯、投资偏好和风险承受能力，精确定位客户需求，量身定制理财产品和服务，提高用户的满意度和使用频率，增强人民币使用频率。[37]其次，数字金融发展能够为中小微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提供更多的金融资源，缓解融资约束。[38]通过优化商业银行竞争格局，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39]可促进企业投资和研发创新攻关，加快科技成果的市场应用，并借助数据要素为高新技术企业在产品研发、市场定位和客户服务等方面提供精准的决策支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升我国高科技产品贸易占比，增强我国贸易议价和定价权，为人民币全球使用提供便利。此外，金融科技发展对实体经济运行具有稳定器作用，[40]金融机构对数字技术和产品的应用，能显著降低信息不对称的程度，缓解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难题，优化信贷结构，降低系统性金融风险。数字金融高度融合性可以实现银行、保险、基金等金融机构协同研发高效率、低成本、可控风险的金融产品，从而缓解实体经济的金融加速器效应，显著抑制实体经济业务波动。[41]最后，数字金融发展能够给欠发达国家提供更多的新型基础设施。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成为区域性货币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关键步骤。[42]当前，人民币在东亚地区已经成为绝大多数国家的隐性“货币锚”，货币认可程度和使用规模不断提升。数字金融发展通过搭建跨境支付等新型基础设施，能够进一步为欠发达国家的人民币使用、结算、计价提供可能，促进全球金融合作，扩大人民币海外使用范围。例如，借助数字金融合作关系搭建以人民币为主的支付结算联盟，类似于数字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DEPA）、全球移动通信系统协会（GSMA）等国际组织，就跨境支付系统的整合、数字货币互换协议、跨境融资平台连接等内容展开合作，积极引导国际金融规则标准的制定过程，增加人民币国际化认可度，推动人民币在全球范围内的使用。

05

结论与启示

本文从货币数字化、贸易数字化与金融数字化的视角，阐述数字经济条件下稳慎扎实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逻辑。研究结果表明：第一，货币数字化能够改进跨境支付体系，优化支付流程，降低人民币交易成本。央行数字货币可以通过智能合约技术拓展跨境支付场景，摆脱货币惯性的限制，同时增强货币当局对境内外货币的管理能力，增强全球市场对人民币的使用意愿。央行数字货币在基本保证匿名性的同时提供了支付的便利性，对现金和非现金跨境支付均可产生一定程度的替代与改进。第二，贸易数字化推动贸易方式和对象的变革，有望为传统产业赋能，降低贸易成本，提高我国外贸企业在贸易结算币种选择的话语权。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动贸易转型升级，提升境外持有者对人民币币值稳定的信心，为人民币国际化带来新机遇。第三，金融数字化发展能够通过技术创新改变金融产品服务模式，提升金融市场深度和广度，推动金融服务与交易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实现低成本、高效率、高普惠性发展，提升全球范围内的人民币交易使用频率。

二是要加快跨境贸易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增强数字贸易企业国际竞争力，营造更加便利化、规范化的市场环境。要推动数字化物流、数字化服务、数字化支付等快速发展，为数字贸易发展奠定基础。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和较强创新能力的数字贸易领军企业，加快融入全球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提升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的能力，增强我国外贸企业在贸易结算币种选择的话语权。积极加入CPTPP等自由贸易协定，加快区域和国际贸易自由化和经济一体化进程，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影响范围不断拓展。持续完善国内相关的法律制度，依托自贸试验区，探索制度创新和政策创新，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消除阻碍外贸发展的壁垒，为人民币国际化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

三是要完善数字金融监管，强化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强化金融监管体系建设，尝试建立由技术界、产业界、监管界构成的专家委员会，定期及时针对当前数字金融风险进行有效研判，制定风险规避方案。建立动态调整的监管机制，针对数字金融产品设立独立的金融技术（FinTech）监管沙箱，在不影响整体金融稳定的前提下，测试新技术和商业模式的实际效果与风险，实现技术包容性发展。强化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推广高标准的数据安全技术，促进金融科技创新与数据安全技术的结合，推动制定国际统一的隐私保护和数据安全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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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阙澄宇、马斌：《人民币成为锚货币了吗——基于状态空间模型的经验证据》，《财贸经济》2013年第4期。

作者介绍：宋科（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中国财政金融政策研究中心、国际货币研究所研究员）

文章来源：《学术研究》2025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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