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二战结束以来的历史，中国应该算是美国的第三个竞争对手，之前两个分别是苏联和日本。

苏联对于美国的挑战主要发生在军事和意识形态领域，日本对于美国的挑战则主要发生在经济领域。

与之相对应的，美国在跟苏联竞争时侧重于军事地缘，在跟日本竞争时侧重于经济、科技与贸易。

中国是1945年以来美国首次遇到的“综合性竞争对手”，涵盖军事、经济、科技等方方面面，可以认为是苏联和日本的结合体。

上述判断基本已成为美国战略界的共识——美财政部长贝森特8月份接受日本媒体采访时曾发表过类似言论，称“中国是一个全新的存在，既是经济方面最大的竞争对手，同时也是军事方面最大的竞争对手”。

由于中美两国的实力自2014年开始逐步接近（这一年中国经济总量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超过美国），导致激烈竞争的紧张氛围笼罩在太平洋上空。

2015年，奥巴马在一次关于经贸框架TPP的演讲中这样说道：“We can’t let countries like China write the rules of the global economy. We should write those rules.”（我们不能让中国去书写国际经济规则，我们美国必须做这件事。）

作为全球化主义者，奥巴马应对挑战的思路是打造高水准WTO 2.0（TPP），用一个将中国排除在外的贸易框架来压制中国经济崛起。

以今天的视角来看，这已经属于相对温和的想法了。

奥巴马是2008年全球化氛围下筛选出的政治人物，而特朗普已经是2016年反全球化的土壤上长出来的政治人物，二人在处理对华问题时的思路、做法截然不同。

2017年11月，特朗普对中国进行了一次国事访问，这是迄今为止最后一次美国总统访华，当时他只停留了北京一座城市，时间约43小时。

特朗普是跟夫人梅拉尼娅一起来的，然后一个人走的——特朗普飞赴越南参加APEC峰会，第一夫人则留在北京继续参观动物园和长城。

整个访问的气氛非常友好，双方签订了一系列商业合同与经贸合作协议，可谁都不曾料到，回华盛顿不久，特朗普就主导了美国对华战略的大调整。

11月10日访华结束，12月18日白宫发布《国家安全战略报告》。

这份报告中，美国视中国为美国的“战略竞争者”，并着重强调在经贸、投资等问题上加强对美国经济利益的保护力度。

如今回过头看，2017年特朗普的北京之行以及此后的重磅操作，事实上成为美国对华立场的转折点。

总之，特朗普认为，中国正很好地计划取代美国的全球主导地位，而过去的双边关系轨迹有利于中国，在全球领导权的长期竞争中不利于美国。

基于此判断，他深刻检讨了美国以往对华战略的“缺陷”，彻底推翻了前几届政府秉持的基石性理论和假设，比如“自由主义一定会赢”和“接触政策符合美国利益”等等。

中美关系由此发生根本性转向，或者说特朗普本人提前了这一时间点的到来。

至于接下来轰轰烈烈的中美贸易纠纷等事件，都可以被视作是大国竞争战略之下的战术性操作。

2018年3月，在酝酿了整整一年后，特朗普第一任期的中美贸易冲突正式爆发。

美国首先根据其《贸易法》第301条款发起调查（至少在其国内流程层面是完备的），中方对等反制，然后大家谈了两年，于2020年1月签署第一阶段协议。

与最近几个月动辄100%的情绪化关税威胁相比，当时中美双方是真的想谈成一份新框架协议，来来回回商讨了无数次。

那时大家的思维还停留在经济全球化时期，并没有想着彻底“分手”，更没有阵营对抗或“中美必有一战”的阴影。

2020年1月，中美达成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后，莱特希泽摇身一变成为美国政府内部最替中国说话的人士之一。

他反对在台湾等议题上刺激中国，认为这会破坏特朗普和他本人花费两年时间努力达成的贸易协议。

可以这样理解，那时美国政府里至少有一部分有识之士倾向于达成中美贸易协议，并且愿意在达成协议之后捍卫成果，约束无意义的挑衅行为，从而让协议更好地发挥作用。

可接下来的疫情、俄乌冲突以及拜登政府“脱钩”“去风险”“小院高墙”的一系列做法，让中美经贸关系回旋的余地大大减少。

《纽约时报》2020年10月发表文章，题目叫作“美国头号贸易鹰派为何转而维护中国”。

2023年5月G7广岛峰会结束后，拜登表示“成员国对于中国已达成一致看法”。

简单来说，G7——特别是美国——希望逐步削弱与中国的经济关系，同时积极推动高科技领域的脱钩。

拜登政府以“去风险”为由推出了一系列出口管制措施，如果说特朗普第一任期只是聚焦于关税、偶尔针对华为和中兴等个别企业实施出口管制，那拜登政府的技术封锁就是全面性的。

不仅是美国自己，拜登政府还软硬兼施逼迫全体西方国家站队，搞什么“芯片（出口管制）联盟”。

在过去几年阵营对抗和脱钩的强烈刺激下，中方对于跟美国的经贸关系前景变得十分悲观。

某种意义上讲，中美关系从来不取决于当下，而是取决于双方对于未来的预判。

知名政治学家Dale Copeland曾详细研究1790~1991年间的40个大国冲突案例，他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

“在解释敌对行动爆发方面，相互依存的程度不如对轨迹的预期重要。如果决策者认为明天两国将被切断关系，那么过去和现在的商业联系会变得无足轻重，对未来的悲观预期可能会促使他们采取强硬措施来维护国家的长期安全。”

换言之，中美关系最大的问题不是关税，不是出口管制，不是一城一池的得失，而是对两国关系的长期定性。

既然双方都做好未来有可能兵戎相见的打算了，谁还会在乎一点经济利益呢？

这正是本轮关税谈判相对于2018年关税谈判最大的不同——谈判会场外始终笼罩着一道大国冲突的阴影，它让任何经济协议都变得异常不稳定。

实际上，此次稀土出口管控最让美方暴跳如雷的一条，就是“对向境外军事用户的出口申请，以及向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和关注名单所列的进口商和最终用户（包括其控股50%及以上的子公司、分公司等分支机构）的出口申请，原则上不予许可。”

回顾1970年代中美关系破冰的历史，“地缘政治交易”其实是发生在经济、文化、科技等领域的讨论之前。

1971年基辛格秘密访华期间只谈了三件事，分别是中美联合对抗苏联的问题、通过和谈解决越南战争的问题和台湾问题。

这三件事情谈妥后，建交、通航、贸易、开放市场等问题也就随之展开，只不过有的快、有的慢罢了。

回到今天的视角，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即使中美现在达成了一份贸易协定，然后某一时刻美方突然启动大规模对台军售，请问两国经贸关系能够稳定吗？

想必很难。

因此，中美真正的“大交易”必须把经贸问题和地缘政治议题同时摆上桌面讨论，想避重就轻走捷径，已不太现实。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江宁知府，作者：印闲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