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新周刊 （ID：new-weekly），编辑：程迟，作者：新周刊

瑞典斯德哥尔摩当地时间2025年10月9日13：00（北京时间19：00），瑞典学院将2025年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匈牙利作家拉斯洛·卡撒兹纳霍凯，以表彰其“在末世恐惧中仍能通过震撼人心且具先知般洞察力的作品，重申艺术力量”的杰出成就。

他的代表文学作品有《撒旦探戈》《世界在前进》等，参与编剧作品有《都灵之马》《鲸鱼马戏团》等。他同时对中国文化有浓厚的兴趣，曾经在20世纪90年代来到中国“重走李白路”。对于东方古典文化的热爱，在他的作品里亦有体现。

新周刊第一时间采访了最早将拉斯洛的作品翻译到国内的译者、深爱他作品的作家和读者等。他们都表示，这一次他获得诺奖是众望所归，也详细地阐述了为什么他的作品会被认可，在读者心目中有着很高的地位。

他写的是人类的进步，人类的弱点，人类的缺陷

余泽民：翻译家

我和拉斯洛1993年就认识了。第一次翻译拉斯洛的时候，我还不是专业翻译，我只是作为朋友读他的作品。读的时候我觉得很震撼。我之前也读过很多书，出国前也读过，但从来没有读过他这样的文字。因为他直接寓言式地写人类的命运，我以前没太读过这种文字。

1998年我陪他去中国。他因为喜欢李白，想要沿着李白走过的路走一遍。那是我第一次这么近距离地接触一个作家，而且陪他走了一个月。

他为什么喜欢李白？因为20世纪上半叶就有一个很重要的匈牙利诗人作家，一个很有名的文豪翻译过李白，甚至翻译了《唐诗三百首》，这对匈牙利人的影响是很大的。他是通过译本喜欢上李白的。他肯定是“嗅”到了什么。

拉斯洛与余泽民。

我觉得这次诺奖颁给他并不是因为“政治原因”，因为他很多年来呼声都很高。而且，你看他写的东西跟政治是无关的，他只是考虑人类的命运，我觉得不应该从政治的角度去解读它，因为他的作品本身它是考虑人类发展，是否真的是我们自以为的前进式的，还是说它像魔鬼探戈一样进两步，退两步，在一个陷阱里头打转？《撒旦探戈》的主题就是这个。

他说人类经常就这样从绝望到希望，从希望又再度进入绝望，然后绝望里头可能会再有希望。

他的作品跟人类的进步，人类的弱点，人类的缺陷有关。

有一段时间他对中国，对东方的关注非常多。去了中国、日本等国家。他写过至少三本书是涉及到中国的游记。

其实他从24岁出第一本书到现在都是在写同一个主题。他对东方的兴趣，也是出于想寻找人类什么东西是值得保留的。去中国时，他不太对繁荣的景象感兴趣，他是对文化感兴趣。我们去爬泰山，去成都，也去过杜甫草堂，去重庆沿着三峡走——他要保持他对中国古典文化的印象和记忆。

拉斯洛在长城。

匈牙利是个东欧国家。在历史上，匈牙利在文化上始终是被压迫的国家，经历过土耳其、哈布斯堡还有苏联等力量的影响、控制。这几十年来，它有了更多自由，跟世界接轨，加入欧盟之后它的国民可以自由旅行了，以前是不行的。除了拉斯洛，这里很多作家的作品都值得一读。我觉得他们是把自己当作真正的作家履行作家义务的，他们觉得自身的义务就是记录。他们自发地去了解历史、记录记忆，是非常珍贵的。

中东欧的读者与中国的读者，可以互为理想读者

高兴：诗人，翻译家，《世界文学》原主编，主编“蓝色东欧”系列丛书

听到拉斯洛获奖时，我其实是既意外又欣喜。意外的是，诺贝尔文学奖在过去几年里已经给过两位中东欧作家了——2018年的波兰作家托卡尔丘克，以及2019年的奥地利作家彼得·汉德克。没过几年，奖项又颁给了匈牙利作家。匈牙利属于中欧，也可称为中东欧国家。凯尔泰斯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匈牙利作家，如今拉斯洛成为第二位。这让我略感意外，也说明东欧文学依然是当今世界文学版图上极具影响力的存在。

欣喜在于，对我们中国读者来说，拉斯洛并不是陌生的名字。他的作品早已具备世界文学的高度，获奖可谓实至名归。我提到过翻译家余泽民，他和拉斯洛有几十年的友谊。早在很多年前，余泽民就把拉斯洛介绍到中国了。那时拉斯洛曾在他北京的家中住了将近一个月，对中国文化和东方文化都充满兴趣。

他的代表作《撒旦探戈》几年前由译林出版社出版，另外两部中短篇小说集也相继面世，都是通过余泽民的翻译介绍给中国读者的。所以，当我们听到他获奖时，会有一种亲切感。

《撒旦探戈》

作者: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

译者:余泽民

版本:译林出版社2017年7月

拉斯洛作品的风格非常突出。他的写作带有后现代主义元素，语言风格极具挑战性，有时一段就是一个长句，对翻译要求极高。作品整体基调阴郁，如《撒旦探戈》全书都发生在十月底的阴雨中，从第一滴雨到结尾都没有停下，充满末世气息。

尽管有后现代特征，但他并不完全拒绝叙事，小说仍有清晰的故事线索。人物往往符号化、类型化，有人代表贪婪，有人象征疯狂，也有人代表保守。这种类型化处理，是后现代作家常用的手法。同时，他对细节的把握非常细致。《撒旦探戈》的结构是一个闭环，二十多万字环环相扣，标题既意指“魔鬼的探戈”，也暗喻小说内部那种循环往复的结构。形式与内容在整部作品中是高度统一的。

与托卡尔丘克相比，拉斯洛的写作更加收束，更具结构意识。托卡尔丘克善于打通边界，写作是碎片化、跨界的；而拉斯洛始终围绕一个核心故事展开，整体氛围始终阴暗、压抑。他的长句让人想到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中那种绵密的句法，对译者来说简直是一种考验。余泽民老师能完整翻译出这样的作品，确实非常了不起。

我常说，读东欧作家，其实就是在读我们自己。中国和中东欧在历史、社会结构与精神气质上都有某种相似性，所以中国读者很容易与他们产生共鸣。我认为，中东欧的读者与中国的读者，可以互为理想读者。

东欧作家的价值，在于他们始终在探索现实与艺术的关系。没有现实的深度，就不会有这样的文学。没有捷克的土壤，就不会有昆德拉；没有波兰的土壤，就不会有米沃什。东欧文学最打动人之处，正在于这种从现实出发，再上升到艺术高度的智慧与节制。

从《撒旦探戈》到《抵达北方的漫长路》，拉斯洛持续书写的是一个“失序的世界”。

“失序”确实是东欧文学的重要主题，但更核心的，其实是“存在”。无论是昆德拉、托卡尔丘克，还是米尔恰·克尔特雷斯库，他们都在探讨“存在”的意义。昆德拉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说过，生命与存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东欧文学真正关注的，是“存在”本身。

如果让我用几个词来形容拉斯洛的风格，我会说：绵长、阴郁、有力。这种力量不仅来自语言，也来自作品的结构与哲学底色。

廖伟棠：诗人，作家

拉斯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我觉得这是最没争议的一次颁奖。

拉斯洛的分量感，让我觉得这确实是很“正”的一次颁奖。我觉得诺贝尔已经错了好多次了。那么多重要的作家，一个一个地被耽误过去，比如去年去世的阿尔巴尼亚作家卡达莱，前几天刚去世的捷克作家伊凡·克里玛，还有前年的米兰·昆德拉。这些都是我们很认可的中欧、东欧作家。

他们不仅有实力，更重要的，是他们都契合了我们在乱世里，对寻找一种稳定人性价值的渴求。我们还是需要去关注那些有世界观、关心世界的过去与未来、有深重寄托的作家。

为什么我们中国作者对东欧作家会有一种特别的认同感？一方面，我们的历史处境有相似之处。另一方面，我觉得我们和他们一样，骨子里对“文以载道”还是有一点坚信的。

诺贝尔奖颁给拉斯洛，我觉得也是看重他文学创作中的特质，尤其是他作品的开放性。不过，拉斯洛并不完全符合所谓“理想主义”的描绘。

拉斯洛·卡撒兹纳霍凯，1990年。

他的整体格调，尤其是早中期的作品，对这个世界其实是并不抱有希望的。不能简单称为悲观，甚至是一种绝望——比悲观更彻底。

他的作品里也有许多黑色幽默。这有点像老舍先生说的那种意思：我要写一出最悲的悲剧，里面充满了无耻的笑。在拉斯洛的作品里，人物常常进入一种疯狂的状态，所有人都在笑，你在旁边看着，却会觉得特别悲凉。他的短篇小说也经常是这样，你读每一篇，都期待结尾会不会有点反转，但最后——没有。

这是悲到极处，只能用喜剧去包装。这种黑色幽默甚至比卡夫卡更进一步。卡夫卡的幽默是不经意间流露的，而拉斯洛是刻意地、用力地把故事推向绝境。他是一个更自觉的写作者，卡夫卡则更像一个自发的经验者，体验着尼采之后这个世界的模样。而半个世纪后，来到拉斯洛这里，他已经很熟悉现代文学的各种手法，并自觉地将其组装成一个更牢不可破的“地狱”。

其实如果要追溯文学的渊源，影响拉斯洛最大的无疑是卡夫卡。但卡夫卡笔下那种官僚与荒诞，更多是一种预感与寓言，而拉斯洛则在匈牙利真实地经历了这一切，那种东欧式的官僚，可能比卡夫卡时代的奥匈帝国官僚还要极致。所以，我觉得拉斯洛是“加重版的卡夫卡”。

电影《撒旦探戈》中的匈牙利酒馆。

用我们中国的话说，这人写作特别“狠”，是跟现实死磕的那种写法。我昨天写文章还说，我原本觉得他得诺贝尔奖的运气不会太好，因为他的作品太黑暗了。他几乎不提供任何鲁迅所说的“坟上的小花”那样的慰藉。在《撒旦探戈》里，你读到的是他要拉着你，和这个世界一起沉沦。比如书中最令人伤感的部分，是那个完全无辜的小女孩艾什蒂，她最终必须通过杀害一只更无辜的猫来与其他人共罪。

虽然拉斯洛不是一个诗人，但他的写作总是推向一种二战之后特有的“诗意的方向”。常有人说，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但我感觉，拉斯洛的诗意，恰恰就是这种“野蛮的、残酷的诗意”。他用这种野蛮而残酷的诗意，去戳破所谓文明的伪善之处。这一点，与很多战后诗人想要做的事情是一脉相承的。

拉斯洛编剧的《都灵之马》，里面就是彻彻底底的悲观，在我看来这也是导演贝拉·塔尔最好的一部电影。这部电影比他的《来自伦敦的男人》、《鲸鱼马戏团》都要厉害，它把作品中那种灵魂拷问推向了极致。它的设定源于“尼采抱马痛哭”那个哲学史上的著名事件，并直接隐喻《启示录》中的场景。这个哲学基座，一下子把他们作品的内在空间给撑开了、拉阔了，所以这部作品才如此成功。

拉斯洛和导演贝拉·塔尔，堪称天作之合。两人有共同的生长背景，年纪相仿，在世界观上，可以说是在同样的社会压力下长大，必然也趋向于同样的艺术追求。拉斯洛那种绵密、不分段落的长句，和贝拉·塔尔标志性的长镜头，感觉是天然的绝配。

那种“死不断气”的句子，一个劲地把你往深处拽。但如果你真的读进去了，其实会挺享受的。我记得我读《撒旦探戈》大概是六年前，看的是繁体竖排版，那种感觉更浓郁，好像自己一直在被他往下拉，往深渊里拉。

贝拉·塔尔的改编，常常会让拉斯洛的作品更加现实主义化。比如电影《撒旦探戈》，就比小说减少了很多魔幻的部分，但你看着一点不违和。因为那些所谓的魔幻，如果你放回东欧的历史现实里去，会觉得理所当然——残酷现实本身就已经足够幻灭了。现在把魔幻再变回无魔幻的现实，你又觉得是理所当然的。

总的来说，拉斯洛的获奖，对国内作者，或者说对于所有坚持严肃写作的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鼓励。

他的分量，让我们看到这种不妥协的文学依然被世界郑重对待。对于普通读者来说，想要顺利进入他的世界，先看电影可能是一个办法。但老实说，先看电影可能也很难，因为他的作品不可能变得很大众，阅读（观看）门槛太高了。即使是我们这种所谓的“专业读者”，也都会觉得很吃力。他的作品里谈不上任何娱乐性，你不可能用它来打发时间。你必须特别郑重地去对待他，要像准备好经历一场炼狱的洗礼一样，才能进入他的作品。

舒荪乐：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副编审、《世界在前进》译者

匈牙利是一个出大作家的国家，有诗人裴多菲、2002年的诺奖获得者凯尔泰斯·伊姆雷、近期畅销的世界级作家马洛伊·山多尔，等等。

其实，“东欧”是一个政治化倾向比较重的词，匈牙利实际的地理位置在中欧，是在欧洲的中心。这里是欧洲的交通要害，是历史上的兵家必争之地，所以匈牙利曾不断受到到压迫，在地缘政治中成为牺牲品，后来又通过自己的努力崛起，其历史跌宕起伏，所以匈牙利人民受到的苦难很深，精神世界也非常厚重。对人类精神的追问，对世界本质的追问，都是匈牙利能产出大作家非常重要的原因。

现在的中国，对东欧文学的兴趣在复苏。中国读者更重视文学作品本身，而且目前国内引进的东欧文学作品艺术性也更强。当然，读者也可以从这些艺术性很强的作品中找到作家自己的态度和立场。

我对拉斯洛的最初印象是，他的语句非常复杂，思想也非常复杂，语言氛围比较阴郁。当时要译《世界在前进》的时候，我做过很多思想斗争。但后来，我发现，进入到他的语言和故事中，也没有想象的那么困难。

拉斯洛的语言非常东欧化，首先是句式很长。匈牙利语本身是非常复杂的语言，而拉斯洛的语言更是嵌套式的，一个复合句加一个复合句，往往一整句话会占据大概有一整页或者甚至一整篇文章，一逗到底，不知道在哪里断开，类似于内心独白。但只有通过这种冗长的表述，才能帮助他塑造起自己的思想。

看过《都灵之马》《鲸鱼马戏团》等由他作品改编的电影之后，你就会知道，他的作品是非常沉重的。

拉斯洛的短篇集《世界在前进》前半部分探讨的是关于存在是否真实的理念，后半部分讲了各个国家的故事，有中国的、印度的、俄罗斯的、土耳其的、西班牙的……这些故事的基础场景都特别生活化，或者说现实化，可是故事的后半部分会逐渐体现出超现实的特点。

《世界在前进》

作者: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

译者:舒荪乐

版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5年9月

比如说拉斯洛写的关于印度的故事，一开始写的是主人公在整个城市里转悠，走到恒河边后，碰到一个肥硕的印度人，跟他探讨仿佛漂浮在他们眼前的一滴水，探讨一滴水的微结构，这个场景就非常超现实。基本上他的作品都是这类结构。再比如他会描写一个矿工从矿场逃出来，走在一条通往另一个城市的路上，又跑进一座不起眼的废弃城堡里，这是他无意中发现的城堡，曾经非常的辉煌，后来就没落了，但没有说原因。主人公就不停地在城堡里面转，最后向遥远的地平线望去。此类意象会突兀地出现在整个故事里，让读者觉得一个逃离的故事进行了反转。

这本小说里，我最喜欢的是《那就是加加林》这篇，故事非常完美地体现出了他的质疑，因为没有人相信宇航员加加林看见的东西，所以他在不断地质疑，问自己到底看见的是什么，他看见的东西到底存不存在。

我认为给拉斯洛贴“后现代”的标签不准确，他的作品应该属于晚期现代主义，因为他体现的是悲观的末世观念。如果说“后现代”，他的作品也并非是凌乱的，而是有自成一派的、非常完整的思想体系。

我们能从他繁复冗长的语言中读出一种沉重，这种艺术形式能够支撑作家的质疑和对思想的重建。拉斯洛的作品经常体现出质疑——他不断地寻找，所有篇章里，都在行走、坐车、逃离、飞行。

他是在寻找，但是否最后建构起了他想寻找的存在？这是开放性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