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关税推高通胀”的经典逻辑再度被特朗普的贸易政策推上舞台，美国市场却演绎出截然不同的剧本。日本车企在高关税下非但没有提价转嫁成本，反而集体降价“以价换量”，由此意外形成了一道抑制美国通胀的“无声缓冲层”。

本文以日本汽车产业为切口，从利润数据与价格曲线的细微变化入手，追踪关税、利润与通胀之间的复杂传导路径。作者以“三幕”展开分析：从日本车企的被动降价，到全球制造业的“降价接力”，再到利润与库存双重透支下的通胀回涌，揭示了政治力量如何短暂重塑市场逻辑、而经济规律终将反噬的深层矛盾。

在这场看似微观的价格博弈背后，是地缘政治、货币政策与全球供应链的三重共振——这是一场关于通胀的“隐退”与“回归”的全球叙事。

引言：关税上调，价格下探——日本车企的“逆向逻辑”

4月2日，特朗普宣布将对各国进口商品征收“对等关税”。次日起，所有非美生产的汽车被加征高达25%的进口税率，导致该行业的总关税达到27.5%（此前已有2.5%基本税率）。

一般来说，关税将显著推高发起国的进口商品价格，从而加重该国的通胀压力。但当我们由日本汽车产业这一微观视角切入，却发现事态发展与传统逻辑和市场预期大相径庭。作为出口美国的关键行业，日本汽车产业在关税政策的直接冲击下，并未选择将成本转嫁，而是迅速开启了一种“群体降价”的自救模式，以维持在美国市场的份额和生存空间。

更重要的是，这种惯性不只发生在日本：韩国、德国、法国也纷纷在谈判桌上作出了相似的反应，从而共同掀起了一场面向美国的“全球降价潮”。

驱动这场集体降价的，是美元这一全球储备货币为美国市场赋予的强大购买力。作为一个短期内没有替代选项的“强势市场”，美国政府顺势掌握了定价博弈的主动权，并自然地拥有了一再加税的底气。真正残酷的是，企业们看似各自为生存而战，实际上却在无形中为美国拆除了那颗引起全球高度警惕的“通胀炸弹”。在这样的推演下，我们不禁想问：“关税推高通胀”的经典逻辑，是否正在政治力量的主导下被迫修正？

事实上，当盈利的“刺痛”逐渐变得难以忍受，日本车企早在美日将关税从25%下调至15%之前，便已纷纷转向提价，反映出此前“以价换量”的模式注定难以持续。近期，随着特朗普新一轮行业关税的冲击袭来，加之此前“抢进口”积累库存的逐步消化，以及美联储新一轮降息周期的开启等，那股被层层封印的价格压力，似在多重因素的作用下暗流涌动……

第一幕：以价换量日本车企在高关税下的“牺牲”策略

在高关税的压力下，日本车企几乎难逃“降价宿命”，本部分计划循着现象、原因、理论的脉络来拆解这一现象的表与里。

降价求生：关税之下，日本车企降价对冲“保”市场

美国宣布实施对等关税后，日本汽车供应商自2025年第二季度（4~6月）起普遍采取“降价”策略，以吸收部分关税成本并维持市场竞争力（如下图所示）。

从具体数据来看，日本央行7月10日发布的企业商品价格指数报告显示，自关税措施出台以来，按合约货币计算，出口至北美的汽车价格指数同比下降19.4%，创下自2016年以来的最大跌幅。与出口至非美地区相比，日本车企在美国市场的价格下调显得尤为突出，且19.4%的降幅与关税幅度基本保持一致，进一步表明其降价的核心目的在于维持其在美售价的稳定。

从结果来看，日本财务省公布的法人企业统计报告显示，2025年第二季度日本制造业经常利润同比下滑11.5%，但销售额同比仍增长1.3%。这一数据表明，当季制造业利润下滑主要受汽车行业降价策略驱动，而日本车企通过以价换量的方式，“硬撑”住了市场份额。

2024~2025年日本出口乘用车价格变化趋势图（环比变化，%），蓝色为出口至美国，红色为出口至非美地区（图源：日本央行）

被“预定”的命运：强势美国市场中，日本车企难逃宿命？

美国市场的主导地位，不仅赋予了特朗普向全球强硬加税的底气，也直接将日本车企引向其注定的降价宿命。对日本汽车厂商而言，美国是其最大的出口市场。仅在2024年，日本对美出口汽车就接近137万辆，出口额超过400亿美元，占日本对美出口总额的近三成。除直接出口受限外，日本车企在墨西哥、加拿大等地的生产布局同样被纳入关税范围。这意味着，若关税导致日本车企份额快速下滑，将在短期内对日本汽车产业以及经济整体产生直接且难以消化的冲击。据《日本经济新闻》测算，美国汽车关税可能导致日本汽车出口和产量下滑，使经济损失高达13万亿日元，相当于日本名义GDP的2%以上。

因此，在面对美国这一“强势市场”时，日本车企几乎不具备定价上的主动权。也就是说，它们的降价并非出于主动选择，而是镣铐中“两害相权取其轻”后理性的被迫调整。

价格弹性的枷锁：企业逃不开的经济市场规律

《Ranked: Automakers by U.S. Market Share》（图源：Visual Capitalist）

进一步，我们还可以借助微观经济学理论中“需求的价格弹性（Price Elasticity of Demand）”这一概念，来理解日本车企“以价换量”的决策与困境。定义上理解，这一指标衡量的是消费者需求对价格变化的敏感程度：弹性越大，代表消费者转向替代品的速度越快，企业的议价能力越低；弹性越小，则意味着市场对该企业依赖度更高，企业在价格上拥有更多主动权。换言之，价格弹性不仅是一个经济学指标，也体现了市场结构中“谁说了算”的权力分配。

由上图可见，美国汽车市场的竞争格局高度分散，本土汽车品牌通用（General Motors， GM）与福特（Ford）长期占据主导地位，韩国及欧洲品牌持续扩大影响，而日本车企虽合计占有近四成份额（其中丰田约15%、本田9%、日产联盟7%、斯巴鲁4%、马自达3%），却难以单独左右价格体系。在这样一个由买方主导的强势市场中，日本输美汽车的价格弹性极高——只要稍有提价，消费者就会迅速转向其他品牌，销量立刻大幅下滑。这意味着，“以价换量”的做法并非积极主动的市场策略，而是日本车企在强势市场压力下，为保持生存无奈却理性的抉择。

第二幕：关税火起，通胀无声？解析美国的“通胀消失术”

鉴于日本汽车品牌在美国市场占据重要份额，它们对美国的整车市场价格具有相当程度的影响力。例如，丰田、本田、日产等品牌合计占据美国轻型车市场约三分之一的份额，丰田更曾一度稳居美国汽车市场销量第二，仅次于美国本土的通用汽车（General Motors， GM）。因此，日本车企的定价策略不仅决定自身盈亏，更会直接牵动美国汽车市场的价格水平。基于日本的案例，笔者认为美国市场的强势地位在短期内塑造了一种近似“通胀中和”的效果：即只要市场足够强势、竞争足够激烈，关税冲击就会被迫内化为供应方的利润让步，而非推至需求端形成价格压力。更广泛地看，除汽车行业以外，这一逻辑似乎也在其他输美制造的产品上得到了类似的印证。 

日本车企定价与美国价格体系的有限共振

2020-2025年日本乘用车出口价格指数、美国PCE（汽车部分及整体）环比变化趋势图（图源：Wind）

在初步关税调整后，日本车企的“群体式”降价显著压低了美国PCE中汽车分项的价格。由上图可见，日本乘用车出口价格自4月以来出现显著下滑，仅4月单月环比就下降了5.1%。再次说明日本车企通过压缩利润、集体降价来稳住在美市场份额。同时，其结果也迅速传导到美国消费端：5月份，美国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PCE）中进口汽车部分环比下降0.52%，创下近一年来的最大降幅。也就是说，日本车企的价格下探，直接拉低了美国PCE中汽车分项的价格走势。

然而，放到整体通胀指标中观察，这类冲击的效果却相当有限。同期美国核心PCE环比仍维持在0.15%~0.3%的区间内，价格体系并未因汽车价格下跌而出现同步回落。根本原因在于，日本汽车在整个PCE篮子中的权重极小。根据圣路易斯联储（FRED）数据，PCE中“机动车及零部件”占比仅约3.6%~3.7%；其中进口汽车占美国总销量的46%，而日本贡献了近三成进口份额。根据笔者估算，日本进口汽车及零部件在美国PCE中的权重大约只有0.5%，不足1%。换言之，即便日本车企在美国市场份额接近四成，但在现行的PCE统计口径下，其价格波动仍难撼动美国整体的通胀走势。

拆解日本汽车价格对美国通胀的影响（图源：作者）

总体来看，日本车企的群体式降价，的确有效地压低了进口汽车价格，但仅凭这一因素，似乎远不足以压制通胀上行。问题随之而来：若日本车企降价的作用有限，是否有其他力量共同遏制了通胀这股“洪荒之力”？

全球制造业的降价接力：美国通胀的“护身符”？

各国关键产业的出口价格变动趋势图（图源：Wind）

若我们将视角拓展至更广泛的输美制造类产品，可以发现“强势市场”确实带来了普遍的“通胀中和”效应。美国之所以敢频繁挥舞关税大棒，正是因为它深知对手的脆弱性：无论是日本、韩国还是德国，这些制造强国在对美出口的关键产业上几乎都面临“价格弹性过高”的困境。失去美国市场的代价过于沉重，企业只能被迫降价以维持生存。

事实也印证了这一点——自美国4月启动“对等关税”以来，韩国、德国等制造业强国的关键出口产业价格指数明显下调。以韩国为例，4月小型汽车和半导体出口价格环比分别下跌约11%和3.4%，创下近一年来最大单月跌幅。紧接着，欧洲制造业重镇也开始出现价格松动：6月，德国机械出口价格指数从113.2降至112.4，法国酒类从112.2降至111.6。这些一向以稳定著称的传统优势产业，如今也被迫调价，显示关税压力已在全球企业间扩散，降价趋势正在跨区域显现。

在价格高度敏感、买方主导的美国市场，日韩德等出口导向型经济体，并未将成本转嫁给美国消费者，反而主动用利润去填补缺口，在合力之下拼凑出抑制美国物价的“无声缓冲层”。这种由企业单方面吸收关税成本的行为，恰好化身为美国通胀的一道“护身符”。然而问题在于，这种“法力”的效应究竟能持续多久？短期的以价换量，看似一种务实的“伤筋不动骨”，但中长期来看，当持续的利润侵蚀慢慢累积，将对利润率本就微薄的传统制造企业构成难以承受的“慢性失血”。实际上，从诸多迹象来看，这种“自我牺牲”的模式正在暗中逼近一个临界点……

第三幕：暗流涌动 “终将归来”的美国通胀？

企业在面对强势市场时的降价行为，本质上只是暂时掩盖了关税的真实成本，为美国通胀“争取了时间”，但通胀隐患并未彻底消弭。当企业利润与库存的“蓄水池”见底，叠加美联储新一轮的降息周期开启，积压已久的通胀压力似乎正被缓缓引至台前。

潮下微波渐起：进口价格“洼地”正在消失

2024~2025年日本出口乘用车价格变化趋势图（北美地区）（水平值，2020年为基准）（图源：日本央行）

随着关税累积的“痛感”逐渐显现，日本车企从三季度开始尝试将“部分成本转嫁”。7月，日本对北美乘用车出口价格环比由负转正，正式进入提价阶段。根据日本财务省8月20日发布的数据，7月出口至北美的乘用车价格较上月上涨2.2点，平均每辆车升至341万日元，这是六个月来的首次环比上涨。具体来看，丰田、速霸陆率先上调售价，斯巴鲁、马自达等出口依赖度更高的企业也随后跟进。整体涨幅集中在240~2500美元区间（议价能力越强的品牌涨幅越小），明显低于12.5%关税下调所对应的理论成本空间（约3750美元/车），表明车企的提价策略依旧克制，且在美份额较小的日本车企（斯巴鲁、马自达、三菱等）较丰田等大型车企在提价上显得更加“迫切”。

日本车企之所以转向“提价”策略，背后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盈利压力难以承受。东京中西研究所（Nakanishi Research Institute）首席执行官Takaki Nakanishi估算，若15%的新税率延迟一个月实施，日本车企每天将增加约30亿日元的成本。以马自达为例，其2025财年净利润预计因关税冲击暴跌82%，降至2000亿日元，迫使企业不得不通过提价来减轻亏损。

二是转型投入受到拖累。相关数据显示，日本车企在2020-2025年间的平均研发投入约占营收5%，但关税出台后，多家车企宣布削减10%~15%的研发预算。这不仅直接压缩了传统车企的电动化转型资金，还可能引发“市场缩小—研发不足—竞争力下降”的恶性循环。

三是政策预期带来缓冲。7月22日，美日达成协议，将汽车关税从27.5%降至15%。在关税压力预期缓解的背景下，部分车企认为销量冲击可能是短期的，因此给了车企一定提价应对的空间。整体来看，日本车企的定价转变既是被迫之举，也反映出业界对政策的有效响应。

BEA（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口径下美国的最终用途月度进口价格指数（2023-2025）（图源：美国劳工统计局）

从整体来看，自2025年7月起，美国全品类进口商品价格指数结束了此前的下降趋势，并在当月环比上涨0.4%，这是自特朗普推出“对等关税”政策以来首次出现上涨。从各国主要产业的出口价格走势来看，日本、欧洲等地区的商品价格已逐步回升，部分关键品类甚至出现温和上涨。过去，进口商品价格下行在一定程度上为美国消费端提供了缓冲，起到了抑制通胀的作用。但随着这一“缓冲垫”逐渐消失，美国消费价格指数（PCE）失去了外部的“减压通道”，反而开始承受来自进口端的温和上行压力。换言之，外国商品价格的企稳和回升，不仅削弱了对通胀的抑制效果，还可能成为推动美国通胀上行的新因素。

库存“防波堤”决口：“抢进口”的滞后成本开始反噬

2024~2025年季节性调整后的美国进口金额（百万美元）（图源：Wind）

其次，关税的滞后效应已开始在库存端的信号中显现，并逐渐体现在各类通胀指标上。一方面，自2024年11月美国大选以来，美国贸易商普遍预期特朗普再次当选总统后，将会推出更加激进的关税举措，因此迅速做出反应，加快“抢进口”。数据显示，美国进口规模随之加速增长，截至对等关税出台前（2025年4月），美国进口金额一次性增加644亿美元，2025年3月进口总额更是达到4200亿美元，环比上涨4.69%，创下历史新高。这一轮集中补库存具有明显的一次性特征，虽在短期内对冲了关税生效后的价格压力，但随着库存逐步消化，也为后续通胀的滞后回升埋下了隐患。

2023~2025年间季节性调整后的库存/销售比率（美国本土）（图源：美国人口普查局）

另一方面，数据显示，美国批发与零售的库存销售比（inventories/sales ratio）自5月起持续下滑，这意味着此前依靠低关税甚至无关税时期积累的库存正在被逐渐消耗。自特朗普实施关税政策以来，这类库存曾在短期内起到“价格缓冲”的作用，延缓了关税成本向消费者的传导。但随着旧有库存的消化，新一批含关税成本的进口商品和本土替代品逐步进入市场，使该价格压力不可避免地被传导至消费端。同时，最新数据显示，8月美国核心PCE价格指数继续环比上涨，同期核心消费者价格指数（CPI）环比上涨0.4%，创下七个月来最大涨幅。此外，7月份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环比上涨0.9%，达到近三年来的最高增速。换句话说，关税带来的额外成本正沿着“进口环节—批发零售—终端消费”的链条逐层扩散，并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推高了美国通胀。

地壳共振之危：当降息洪水遇上减税火山

2024~2025年联邦基金利率的目标区间（%）（图源：美联储官网）

最后，美联储的潜在降息周期也将与特朗普减税政策形成合力，同步推高通胀。9月17日，美联储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下调25个基点至4.00%至4.25%，开启了2025年的首次降息。这一举措不仅标志着美联储已经进入降息通道，也释放出未来政策进一步宽松的信号。尤其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降息决议公布后立即在社交媒体发声，要求美联储以更大幅度、更快速度启动降息周期，以提振房市和整体经济。市场普遍预计，美联储很可能在9月、10月和12月连续三次降息，累计降息幅度至少达到75个基点。与此同时，特朗普在7月签署的《大而美法案》（One Big Beautiful Bill）通过大规模减税来刺激经济，其效果也将与降息形成合力，共同推动企业借贷和经营活动活跃，从而进一步加剧通胀上行的压力。

综上，在输入品价格上涨、库存去化节奏加快，以及货币与财政双重宽松等因素的共同推动下，美国通胀的下行空间将被严重压缩。除非出现突发性的经济硬着陆，否则在未来的一段时期内，美国通胀更可能呈现“高位顽固”状态，而非轻易回落。

结语

从日本汽车到更广泛的制造业品类，一场由关税政策触发、企业定价策略演绎的“微观投降”正在全球上演。这表面上是价格的此消彼长，实质上是一场政治力量强行重塑市场规则所引发的供需博弈。短期内，企业牺牲利润保住份额，美国则借消费市场优势换取通胀“平稳期”，甚至营造出“关税无通胀”的幻象。然而，这种“摇摇欲坠”的平衡注定难以为继——当降价空间被压榨殆尽，要么企业的盈利与生存率先崩塌，要么通胀的压力重新涌现，二者必有一端先行失守。

更深远的影响在于，这一博弈不会止步于企业账面的盈亏或行业市场格局的再分配，而是如蝴蝶效应般层层传导：通胀走势牵动着美联储的货币政策脉搏，进而重塑全球资本流向；企业的存亡更迭驱动产业链的迁移与重组，牵连着各国的经济命脉。在政治意志与市场逻辑的持续角力中，全球经济的运行轨迹愈发复杂难测，货币政策、产业格局与地缘博弈的边界日益模糊，并在不断的对弈中交织。换言之，今日看似微小的价格变化，只是未来结构性震荡的前奏。

地缘政治，正以前所未有的力量，牵引着全球经济的潮汐。现实的剧本似乎在提醒我们，政治力量或许能够在短期内扭曲经济规律，却无法更改其长期逻辑：通胀，不过是那被延后、却注定要抵达的波涛。

从细微的市场波动中捕捉到这些张力的演变，犹如从涟漪中读出风向。我们所能做的，或许是持续追踪这些暗流与风向，用更加丰富的样本拼凑出这个不断变动的世界图景，在充满不确定的时代中，为纷繁的变局留下冷静而清晰的注解。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大湾区评论，作者：曾译瑶（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研究助理），校对：杨芸淞，初审：王炳云，终审：冯箫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