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91年经济自由化改革以来，印度经济实现了令人瞩目的增长，特别是在2004年至2014年的“黄金十年”期间，年均增长率超过8%，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亮点。然而，英国记者詹姆斯·克拉布特里在《新镀金时代》一书中尖锐地指出，这场经济奇迹的背后，隐藏着深刻的制度性危机。印度并未实现真正的普惠性增长，而是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裙带资本主义”模式，这将对其长期发展构成严重威胁。

事实上，“新镀金时代”（New Gilded Age）并非一个严格的学术定义，而是借用了美国十九世纪末的一个概念框架。彼时的美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工业化和经济扩张，财富急剧增长，城市拔地而起，表面一片繁荣；但是，在这层“镀金”的外壳之下，是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猖獗的政治腐败、垄断资本的无序扩张以及剧烈的社会矛盾。

《新镀金时代》

[英] 詹姆斯·克拉布特里 著，邢玮 译

新经典文化 南海出版公司，2024年1月

一、神秘车祸

2013年12月初，印度的孟买街头发生了一起离奇车祸。凌晨1点半左右，一辆阿斯顿·马丁豪华跑车在路上失控，接连和两辆汽车发生碰撞。随后，车主立刻被私人保安送上了一辆SUV逃之夭夭。很快，这件事就在印度当地媒体上被报道，迅速发酵。

根据调查结果，这辆车属于印度首富安巴尼家族。安巴尼家族拥有全印度首屈一指的私人联合企业——信实集团，其业务范围包括石油化工、电信服务、媒体等领域。2023年，信实集团以1095亿美元的营收名列《财富》杂志世界500强企业排行榜第88位。

那么，这辆阿斯顿·马丁豪华跑车上的神秘男子是谁？这起肇事逃逸事故最终是如何收场的呢？

克拉布特里在书中接着讲述这件自己在派驻印度期间亲身经历的事情——第二天傍晚，一位名叫乔西的男子主动投案自首。他是一名职业司机，受雇于信实集团。他说，当天凌晨自己擅自开着雇主的车在公路上试驾，然后闯下了大祸，惊慌之中弃车逃离。面对乔西的自首，车祸的当事人显然不信，受害者说，在被撞击的瞬间，他清楚地看到开车的是一名年轻且体态瘦削的男子，而不是身形肥胖的乔西。果然，在车祸发生后，克拉布特里试图对这件奇案进行跟踪报道，但当地警察局的所谓调查却陷于停滞，而那辆被撞坏的阿斯顿·马丁跑车就停在警局门口的路边无人问津。

当克拉布特里试图询问身边的普通印度人如何看待这起车祸时，大部分人的反应是不以为然，认为即使有黑幕也属正常。毕竟安巴尼家族和信实集团的巨大能量，可以随心所欲地操控印度的一切。在许多民众心里，类似安巴尼家族这样的超级富豪，俨然是印度这个国家的实际操控者。

印度超级富豪家族的崛起，绝非简单的市场竞争，其背后深深烙印着印度独特的政治经济变迁轨迹。他们的发家史，与一个国家从封闭管制走向问题丛生的开放这一复杂转型过程紧密交织。

如果要理解安巴尼们的崛起，必须回溯到1991年经济自由化改革之前的“许可证制度”（License Raj）时代。那时，印度实行严格的计划经济，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甚至投资设厂，都需要政府层层审批获得许可证。这种制度本意是保护民族工业，结果却创造了巨大的寻租空间，催生了腐败。

正是在这种环境下，信实集团的创始人德鲁拜·安巴尼展现了其非凡的“政商能力”。他极其擅长与官僚体系打交道，能够高效地获取那些稀缺的工业许可证、进口许可和优惠贷款。德鲁拜深谙一个道理：在印度，做生意成功的关键并非完全取决于市场效率，而在于能否“搞定”新德里的权力走廊。他通过建立广泛的政界人脉，为信实集团在化纤、石化等重工业领域构筑了坚实的壁垒，完成了最初的资本积累。可以说，在管制经济时代，安巴尼家族已经练就了在灰色地带游走、利用政策套利的娴熟技巧。

1991年，印度爆发国际收支危机，濒临国家破产，被迫开启经济自由化改革。对于许多习惯了舒适保护的本土企业来说，这是一场灾难，意味着它们将直面国际竞争。然而，对于像信实这样早已洞察规则并拥有雄厚资本和政商网络的巨头而言，这却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性机遇。改革犹如打开了闸门，但最先涌向潮头的，是那些已经准备好的“弄潮儿”。

信实集团利用其原有的工业基础和政治影响力，在新开放的电信、能源、零售领域迅速扩张。他们比其他竞争者更懂得如何在新旧制度交替的模糊地带为自己谋利。哈佛学者沃尔顿的研究也印证了这一点：在改革初期，虽然涌现了一批像印孚瑟斯这样的技术型企业家，但能够持续壮大、最终立于财富顶峰的，更多是像安巴尼家族这样深谙如何将政治关系转化为经济特权的传统巨头。

一个名叫钱达拉塞卡的印度议员曾一针见血地对克拉布特里说：“现在在印度，一家公司是否能赚大钱，完全要看印度政府推行什么样的政策。” 这句话道破了印度“裙带资本主义”的天机。企业的利润，很大程度上并非来自技术创新或提升生产效率，而是来自对政府政策、特许经营权、自然资源等“租金”的攫取。

让我们再回到车祸的主角——德鲁拜的儿子穆克什·安巴尼。他在父亲去世后接管了信实集团的核心业务，并将其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穆克什不仅继承了父亲的商业魄力，更将政商关系的运用提升到了新的维度。他最经典的案例便是信实工业旗下电信公司Jio的横空出世。

2015年，穆克什斥巨资进军电信业。而Jio的崛起路径也充满了争议：先是一家名为英菲拓的小公司以相对优惠的条件获得了电信牌照，随后迅速被信实集团收购。外界普遍质疑英菲拓是信实为规避监管而设置的“白手套”公司。在信实一拿到牌照以后，印度电信监管部门就“巧合”地修改了规则，允许开展网络电话业务，为Jio的商业模式扫清了障碍。在Jio上线以后，凭借母公司的雄厚财力，提供了长达数月的近乎免费的4G服务。这种“烧钱”模式瞬间击垮了财力不济的竞争对手，迅速占领了超过1亿用户的市场。

在克拉布特里和许多观察家看来，Jio的成功，归根结底是政商勾结导致的金钱交易的胜利。信实集团利用其在其他垄断行业获得的巨额利润，对Jio进行交叉补贴，同时依靠强大的游说能力影响政策制定，为自己创造了不公平的竞争优势。这也完美诠释了“裙带资本主义”的逻辑：不是最好的产品和服务赢得市场，而是与权力结盟最紧密的企业通吃市场。

除安巴尼家族外，印度的“镀金时代”当然也有其他“氪金玩家”。譬如流亡英国的酒业与航空大亨维贾伊·马尔雅。马尔雅的故事是“裙带资本主义”另一面的生动写照。他以啤酒业起家，通过游说政府设置高关税壁垒和保护性政策，建立了自己的商业帝国。在巅峰时期，他被称为“印度的理查德·布兰森”，生活极尽奢华。然而，当他过度自信地将业务扩张至极度烧钱的航空业后，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和燃油成本上升，其脆弱的资金链瞬间断裂，最终欠下巨债，狼狈出逃。

马尔雅的陨落说明，即使拥有强大的政商关系，在“镀金时代”的财富也并非坚不可摧。同时，这也揭示了印度这种增长模式的脆弱性：许多巨头的财富建立在债务和垄断之上，而非坚实的创新和效率基础。

二、繁荣之下

印度的经济繁荣，本质上是抓住了全球经济增长以及信息技术革命两个巨大的时代风口。在内部，印度拥有海量人力资源和基础设施需求，再加上印度历任政府推行的市场化改革政策加持，互相助推之下，这才有了所谓的印度奇迹。在这波繁荣的浪潮中，一大批类似安巴尼家族的超级富豪应运而生。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在著名的福布斯亿万富豪排行榜上只有2名印度人入选，而到了2010年，这个数字就猛增到了49人，他们的人均财富都超过了10亿美元。

从1990年到2013年，印度全社会的基尼系数从45上升到51。1%的印度顶层阶级拥有了印度58%的财富。这个数字，在世界范围内也十分罕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警告说，在亚洲各主要经济体里，印度的贫富差距最为巨大，并且这个趋势还在以不可抑制的速度上升。

因为印度的经济增长高度依赖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服务业，而非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这一根本性的结构选择导致了“无就业增长”的悖论，即便是超过8%的增速，也未能有效地转化为足够的就业机会，以吸纳每年新增的上千万年轻劳动力。由于制造业发展滞后，印度庞大的“人口红利”也被困在了低技能岗位或失业状态，未能得到充分释放。这种结构性失业，不仅抑制了中下阶层的收入增长，也使得经济发展对全球外部需求高度敏感，进一步加剧了经济脆弱性。

其实，在印度社会，很多印度经济学家都提出过一种观点：对印度这种发展中国家来说，把蛋糕做大要比如何公平地分蛋糕重要得多。但作者克拉布特里并不这样认为。在他看来，如果放任这种社会不公继续存在并且加深，那么从长期上必然要对印度未来的社会稳定与经济增长产生致命的危害。

克拉布特里的看法并非空穴来风，这种观点同样得到了很多印度经济学和社会研究专家的赞同。比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他曾经和另一位著名印度经济学家、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巴格瓦蒂有过一场长达10年的论战。这场争论的核心就是：这种裙带资本主义制造的财富巨头对印度未来的发展到底是正面加成多，还是负面影响多？

阿马蒂亚·森认为，在一些关键指数，比如妇女地位、人均教育投入、医疗保健开支、儿童营养水平、婴儿死亡率等等，经济繁荣的印度不仅停滞不前，有些领域反而不如贫困的邻国孟加拉。另外，即使在印度国内一些落后地区，甚至会在某些领域领先于富裕地区。比如贫穷落后、没有吸引来足够印度垄断企业投资的喀拉拉邦，这座城市反而在民众脱贫速度和受教育识字率等方面做得很好。这深刻地说明印度的问题不在于财富有限，而在于分配体制。他警告说，如果印度这些问题不能得到根本上的矫正，那么印度的未来有可能会像拉美国家一样陷入停滞。

在本书中，作者克拉布特还记载了一起自己亲历的经典寻租腐败案件。2008年，印度政府决定进行一次面向私营企业的招标，标的是电信运营牌照。本来应该采取相对公正的公开拍卖形式进行，然而电信部长拉甲却临时宣布，牌照先到先得。到了投标日那天，十几名私人企业的代表带着支票和其他各种材料，提前来到了新国家电信部。鉴于这些材料很难在短时间内准备完毕，唯一的可能就是他们提前得到了风声。

最终，由于政府收到的牌照支付金额和预想中的相差太远，政府启动了调查，直接牵出了拉甲本人。调查显示，这次政商勾结的黑箱操作直接让印度损失了260亿美元的巨额资金。最终，拉甲本人和许多印度电信公司的高管锒铛入狱。但这种“有效打击”在印度显然还是少数。

克拉布特里说，由于印度的政商勾结、寻租行为如此普遍，以至于在印度社会中诞生了一个独特的职业，或者说阶层，叫“中间人”。他们的能量极大，如果一个人想要绕开印度政府正式繁琐的流程以及各级办事员的阻碍，直接见到掌握实权的官员或者私人企业家本人，都得依靠这些中间人。

掮客存在的历史非常长。在印度传统社会里，他们是那些走动在各地、消息灵通的包打听，替农村里那些守着土地过日子的老乡购买急需的商品。印度独立后，这些掮客又转而充当政府官员和商人企业家之间的“线人”。对于想搭上印度政府官员的商人来说，直接找重量级的中间人疏通门路，付出了钱财反而少。而对于预想把手里权力变现的腐败官员来说，让中间人去和商家打交道，可以保存自己表面上的体面和清白。所以对于双方而言，中间人都必不可少。

由于中间人过分有利可图，导致他们渗入了印度社会经济运行的许多环节，甚至下沉到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里。比如考驾照。根据克拉布特里的调查和统计，在首都新德里参加驾照考试的印度人为了保证通过、不被刁难，有四分之三都花钱找了中间人。这些中间人收费的标准以事情的复杂程度与牵涉的金额而定。比如，办个身份证要花200卢比，约合3美元；而开个店免除电力安全检查则需要1万卢比，折合157美元。

面对这种现象，克拉布特里在书中也颇感无奈。他说，自己身为一个外国人，在印度依旧也要依靠中间人来解决一些棘手问题。比如，自己在离开印度时想带走自己的两只宠物猫。然而，他发现手续繁琐得很，压根无法在自己离境前办妥。于是，他不得不找了一位专门办理宠物出入境问题的代理人。钱一给到位，他就被带到了一个印度政府办公室，手续很快放行。至于自己的钱用多少落进了代理人的口袋，多少变成了所谓公关费被办事窗口里的政府公务员收走，自己完全不得而知。

三、何去何从

克拉布特里的启示并不在于唱衰印度的增长，而在于提醒我们去思考这种增长的成色与可持续性。数字上的繁荣容易让人目眩，但如果不能推动深层次的制度转型，“镀金繁荣”终将在内外冲击下显露出脆弱底色。

印度想从“镀金”迈向“真金”，至少得在几个方面下真功夫：第一，要用法治的确定性替代政策的随意性。资本和市场从来不是稀缺资源，真正稀缺的是企业能否预判未来、安心投资的信心。如果今天规则允许，明天又被临时改变，企业就会把精力花在揣摩官员心思上，而不是提高效率。说白了，就是得有一套大家都信得过的制度，能让大小企业在透明、公平的赛道上竞争。

第二，切断金钱政治与公共政策的寄生循环。印度的选举烧钱到离谱，政治人物不得不依赖金主，结果公共政策慢慢变成了“有钱人的定制品”。长远来看，这不仅扭曲了政策的初衷，也让民众对政治失去信任。要打破这种困局，就得从源头上改革融资机制：压缩选举开支，强化捐款透明度，让公共政策重新回归公共性。

第三，让增长惠及民生。一个国家的GDP再高，如果不能落到教育、医疗和社会流动性上，财富只会越来越集中，社会撕裂也会越来越严重。真正稳固的经济，是要让大多数人看到向上的阶梯，而不是一辈子被出身锁死。这不仅仅是道德问题，而是硬核的经济逻辑：如果没有中产阶级的扩大，内需根本无从谈起。

第四，让产业政策阳光化。补贴和扶持政策本身没有错，错的是不透明、不退出，变成关系户的温床。产业政策必须公开化、可量化、能审计，才能形成良性循环。否则，政府花出去的钱，不是培育竞争力，而是制造新的寻租和垄断。

更进一步说，《新镀金时代》不仅仅是一本关于印度的书，它触及的是新兴经济体普遍的命门：在全球化和资本竞争的诱惑下，政府很容易把“增长数字”当成唯一目标，却忽略了制度基础的长期建设。

这本书揭示的道理其实十分朴素：一个国家的韧性，从来不是看它GDP增长多快，而是看它能不能建立一个让普通人敢于消费、企业敢于投资、社会敢于信任的制度环境。资本可以流动，市场可以转移，但制度信任才是最稀缺的“生产要素”。

如果把眼光放远，我们会发现：这不只是印度的问题。东亚的“奇迹”，欧美的“黄金时代”，乃至当下新兴市场的困境，都在反复证明一个事实：如果制度不能进化，增长迟早停滞；如果增长缺乏包容，社会撕裂终会反噬经济。真正能把一个国家推向长期繁荣的，不是GDP曲线的短暂陡升，而是制度的公平、财富的分配和民众的信任。所以，《新镀金时代》最终的价值不在于它对印度的“揭短”，而在于提醒所有新兴经济体：如果没有制度的深度，就不可能有繁荣的高度。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观书评，作者：梁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