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刚蒙蒙亮，杨哥的无人机已经在稻田里工作有一段时间了。这位无人机飞手掌握着远近2000多亩农作物的“生杀大权”，他戴着只露出两只眼睛的宽檐帽子，操作的遥控器上记录着飞行的航线和设定参数。

7月份正是水稻田集中喷药的时节，杀虫药、封闭药、营养药，都需要无人机喷洒。无人机升空时，四个旋翼会瞬间高速旋转，发出巨大的“嗡鸣声”，随之吹起一大股尘土，垂直上升到预设高度再开始沿着预设的航线自动飞行，速度均匀，轨迹笔直。

与小巧的拍照无人机相比，农业无人机更大，重达30多公斤，负载能力也更强，通常带有喷洒或者播种装置。作业时，无人机水箱中装配的农药经过机身下方的喷头喷出，药液雾化后形成一片均匀的雾帘，给这片浅绿色的稻田披上一层流动的轻纱。

在这个被资本称为“农业4.0”的狂飙年代，这是300米低空上正上演的技术革命。拓展低空技术应用场景也被写进了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数据显示，中国目前已经是全球农业无人机应用面积最大的国家，每年作业超过21亿亩次，农业无人机飞行小时数占整个无人机行业的98%。

但那些测算出千亿市场规模的行业报告从未涵盖那些在田间地头默默工作的无人机使用者们，飞手群体被遮蔽在智慧农业的宏大叙事之下。

农业无人机行业究竟吸引了哪些人加入？飞手还是不是理想的职业选择？身处其中的飞手们又有哪些切身感受和体会？

带着这些问题，我于2024年夏天回到了黑龙江老家，找到了多位飞手进行调研，试图了解飞手这个群体和农业无人机行业的真实面貌。

一、候鸟飞手

杨哥全年在全国各地的农田果园作业。他30多岁，从2016年开始，已经做了近十年的职业飞手。由于长年在田间地头进行无人机飞行防治，脸、脖子和胳膊晒得很黑。从一开始的自组装穿越机到现在的农业无人机，他先后使用过天图、飞行蜘蛛、极飞和大疆等品牌，飞过的无人机大大小小也有十几台。

最初接触无人机是因为农用机械不能开得非常靠边，杨哥家农田边上总是喷不到药，喷到药的部分除草效果又不是特别好。当时20多岁的杨哥听说了无人机喷药的好处后，经人介绍后便去包头的无人机培训学校学习。前后花了4个多月，交了3万块的学费，他最后获得了一个国家人力资源部门颁发的红色证书——无人机驾驶证。

原来喷药施肥使用的高架车。

从2015年开始，农业无人机硬件及应用快速发展，市场保有量、作业面积快速增加，逐渐成长为十亿级的庞大产业链。当时，杨哥正赶上了无人机快速发展的好时候。

十年不到，杨哥逐步组建了一个小的飞防团队，几个人合伙买了数台最新款的无人机和几辆高马力的电动皮卡车。

现在，除了夏秋在东北老家农场作业，其它时间杨哥几乎都用他的皮卡车载着无人机穿梭在全国各地。尤其是在两广海南等地，快速拉起的需求以及短缺的劳动力为飞手们提供了大量的工作机会。每年10月初东北秋收结束后，甚至更早，9月份，杨哥便开始一路南下作业，河南、山东、广西、最后到海南，直到第二年的7、8月份再返回东北。

在杨哥口中，海南简直是飞手天堂，也是他最喜欢的地方。海南有丰富的热带、亚热带果树，四季温暖，作业环境舒适。同时飞防工作范围广，报酬高，比如百香果果树飞防单价15块一亩，这比玉米、大豆等主粮作物飞防价格高出3倍左右。果树飞防作业喷药需水量更大，但飞机飞行速度快，流量释放快（每分钟35升），喷洒效率也比较高。杨哥说，每年在海南作业，几乎可以保障作业单天的净收入在2000元左右。

杨哥描述中的海南飞防作业总是轻松自在，“海南的活儿好干，我到一块地一般就干2个小时，中午休息，下午有活就干没活就去玩，去海边，那多好。”

像杨哥这样的专业飞手一般以中青年男性为主。他们大多来自农村，对农业有感情、有了解，又懂技术、会装备，但不愿意像父辈一样单纯“面朝黄土背朝天”地辛苦劳作。

杨哥选择做飞手，也是看重这份职业带来的自由度：“我并不羡慕那些上班的，朝九晚五虽然说挺好的，但我感觉不自由。我想走就走，我随时可以开车往南走，可以去旅游，作业结束后可以看看山山水水，去的地方多了，还能挣到钱，还能玩，还能去旅游景点，多好。”

但杨哥的每天只工作2个小时的理想也要碰运气。如果天气不好，庄稼不等人，很多药也有药期，就只能抓住好天气的窗口期加班加点连轴转，连续作业十几个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是常事。飞手们是半技术、半体力的劳动者，需要起早贪黑、经常顶着日头工作，非常考验体力。他们还需要像候鸟一样，随着作物的生长按时“迁徙”，要带着全部的工作装备和家当，哪里有活儿就去哪里，干完一单走人再去下一单，从南到北进行跨区作业，收入更高，但也更辛苦。

载着无人机的皮卡车。

近些年农业无人机技术迅速发展，加上广泛的商业推广，飞手行业也出现了新的变化。对于种植大户来说，无人机不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黑科技”。和动辄百万的进口联合收割机、打药机等大型机械相比，价格只有几万元的无人机更容易被小规模农户购买和使用。

但它也不像是每家每户必备的小型农机具那样没有价格和使用的门槛，更像是具有资本属性的科技产品。会飞无人机的农户们在耕种完自己的土地之后，以较低的价格接受邻居、当地政府的飞防订单，以期望尽早收回购买机器的投资。

二、农业无人机飞入普通农户家

2024年开春，赵明亮和合作伙伴，邻村的春哥合买了一架当时最流行的型号——大疆T60。这架无人机在经销商搞活动期间全套售价5.5万元，除了机器和配件，还包括了价值1500元的飞手培训费和考试费，以及1000元的诸如叶面肥之类的农资用品。这个价格相对于官网5.5万元的标准套装来说的确划算，所以在活动期间一下子就卖出了十几台。

在我调研的县城，根据县城大疆无人机经销商估计，截至2024年，全县的无人机保有量大约为200台。这个数量对于一个拥有20.7万晌（310.5万亩）耕作面积的农业县来说过于饱和了。

赵明亮也清楚购买一台T60想要当年回本甚至赚钱，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主要是为了整自己家的地。一年雇别人的无人机喷药好几遍咋也要几千块钱。”

但是自己买无人机自己飞，也不见得是个合算的买卖。他按着计算器，给我算了一笔账：“喷一亩地4块，那么一晌地就是60块，收回五万五的成本我就需要喷13750亩地，那不就是快1000晌地了。再加上给无人机充电的电费、人工作业费、来回的油费、机器损耗费等等，现在行业竞争又这么严重。想回本，太难了。”

像赵明亮这样的农业大户，他们期望在满足自己的农业生产需要之后能够尽可能多的提供无人机打药服务，尽早收回机器的购买成本。然而，无人机的更新换代速度让这一想法的实现变得困难，“这台机器今年卖五万五，明年折旧就只能卖半价！折价折得太厉害，和手机一个道理，年年换新！”

赵明亮说：“T60是今年最先进的，无论是水箱容量还是雾化效果都更好，所以来找我喷药的农民就有很多。等到明年出了新的机器，谁还找你？！谁不想用同样的钱去雇更好的机器？！”

大疆农业官网和任何一家科技企业无异：首页展示着热销的几款产品和最新的旗舰款，它们用更新迭代的数字展示更强大的功能、更先进的技术以及更高效的生产力。而和这些形容词毫不沾边的老产品甚至不会展现在网页上。就算是曾经的王牌，一上市便引起轰动效应的T40也像从不存在过，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桶。如果消费者想买一台全新的老产品，估计也只能去二手市场或尾货市场了。

因此，尽管农业无人机的使用模式更接近于传统农机（如拖拉机、收割机），但它的更新换代模式其实更类似消费电子产品。农民们在年年换新的营销影响下也倾向于雇更好更新的机器施肥播种。

虽然一年回本的目标难以实现，赵明亮说，今年像他一样买无人机的农民们，其实是为了等政府的飞防大单。

最近几年，地方和农场为了落实上级政府和农业农村部增产增收的工作要求，开始实施“一喷多促”政策。具体来说，就是在主要粮食作物的产量关键期，如玉米的灌浆期、大豆的鼓粒期间，进行无人机喷药工作，主要是喷洒促进生长的叶面肥等，从而助力大面积单产增收，保证秋粮丰收。

这项工作一般由政府指挥，民间操作，即政府公开招标具有资质的飞防公司来执行无人机作业。但飞防公司一般也吃不下这么大的订单，所以会零散的外包给像赵明亮这样的个体飞手。

赵明亮说，“往年，拿下（即中标）的公司如果飞机不够，一般都是从南方调飞机，他们便宜，他们一来咱们这不就是歇菜了吗？但今年咱们本地多了这么多台无人机，价格也低，那肯定是先用我们啊！”赵明亮一直心心念念这笔大单，这是他入局的主要原因。

赵明亮和杨哥代表了飞手群体中的两类人，一类是种植大户兼飞手，另一类则是职业飞手。

对于职业飞手来说，他们入行的时间较早，很多人最开始对航模、飞机、各种设备、APP感兴趣，对于无人机的技术理解也相对成熟。而对种植大户兼飞手来说，购买无人机的主要目的是服务自家的农业生产，兼做一些农民们的活计回收成本。

那么，成为飞手后，他们的生活真如预期得一般美好吗？他们又面临着哪些风险和隐忧？

施肥前的准备场景，包括加水、搅拌混合肥料等准备工作。

三、漂移药害

无人机喷药带来的农药漂移药害是让农民和飞手都很头痛的大问题。

农药在施用过程中，如果漂移到非目标区域，会对邻近作物（一般是下风向作物）造成药害。比如，硝磺草酮、甲基磺草酮、莠去津等都是玉米常用茎叶除草剂，具有杀草谱广的特点，虽对玉米安全，但如果玉米周边种有大豆、水稻、棉花等作物，药剂飘散过去，对这些作物容易造成损伤。农药漂移之后，往往就造成了打药农田主、飞手和受药害农田主三者理不清的矛盾。

王星是我访谈到的唯一一个因为农药漂移而赔偿受药害农田主的飞手。他承认自己作业时没有看天气，在三级风下依然在玉米地进行了喷除草剂的飞行作业。旁边下风向的大豆地因此受到了药害，接近一晌地的作物叶片变黄，接近枯死。

这笔纠纷最终以王星赔偿2万元了事。药害事件直接影响了王星的飞手职业选择：当年完成了自家土地的飞行作业后，他便折价卖了刚买半年的无人机，说“再也不干了”。  

喷除草剂是很多飞手慎之又慎的作业。如果要作业的土地和相邻地块所种的作物不同，赵明亮直接就不会接这笔生意。杨哥则规定团队成员尽量不要接这类活儿，如果一定要接，提前看天气，超过2级风禁止飞行，作业时必须仔细观察周围环境。

这些经验主义的做法表面解决了药害问题，但只要使用无人机喷洒农药，这就无可避免。

因此，无人机经销商李长江的飞防团队想到了风险转嫁的办法——在喷除草剂作业前和农户签订免责协议，添加“不可抗力兜底条款”划分权责，规避风险。

但李长江不知道这份协议有没有真正的法律效益。因为吃过类似的亏，他只能要求团队如此谨慎对待。

去年，李长江团队里有个飞手给玉米地喷除草剂时，旁边的黄豆地遭遇了药害。黄豆地的主人认为无人机喷除草剂是主要原因，但李长江坚持认为黄豆地本来也喷了药，属于本田药害，而且那块地的黄豆大片的枯萎发黄，不是飞机飞过的条状形态，因此和飞手没有关系。当天，黄豆地主人拉着他们的手不让离开，双方当场纠缠了很长时间。

最后，黄豆地主人一纸诉状向法院起诉了飞手，这场官司至今还没有判决。“赚那点钱不够赔的呢！”李长江说。他从这件事上得到了很大的教训，以后遇到喷除草剂的订单，能不接就不接，哪怕签订了免责协议。

目前这种新类型涉农侵权纠纷在法律上尚属空白，所以农业无人机喷药造成农药漂移药害引发的纠纷很难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在短视频平台上搜索“农药漂移”，可以看到多起悬而未决的纠纷案例。

携带发电机现场充电。

更为隐形的问题是环境伦理问题。有新闻报道，某蜂农150箱蜜蜂因飘移农药集体死亡，无人机在鱼塘上空作业导致鲫鱼畸形率上升……这些生态灾难同样需要被关注和认识。

实际上，目前漂移率的检测在实验室和田间实测也因为各种因素差距较大，现行国标仅检测地面沉积量，忽视空中飘移值。这些都与农药漂移药害问题直接相关。

此外，无人机打药带来的漂移药害问题一直都存在一个技术困局。困局在于，无人机生产商认为药害与产品性能关系不大，主要是由飞手的操作不当导致的。而飞手则认为药害一方面和个人技术有关，更多的是无人机的喷洒技术、操作模式等不合理，并且，他们没有通道可以反馈给厂家。

调研过程中，杨哥告诉我，农药漂移的原因有可能是喷头的改变。“现在的离心喷头雾化太好了，一级风的情况下，它也能飘个最少20米往上。要是二级风，就得50到80米。二级风往上的话，真的就飘一两公里了。”

杨哥的疑问在于，之前的压力喷头农药不会飘得这么远，为什么厂家用离心喷头代替了压力喷头？

他心里慢慢形成了一个猜想——厂家想展示一下雾化效果会越来越好，离心喷头喷出来的雾状水滴好看。而改变喷头会对飞手造成多大的困惑甚至经济损失，或者说给农作物造成多大的减产，厂家是不会考虑的。

四、未被计算的成本

回老家调研前，我曾在短视频平台上刷到过一个飞手。从2021年到2023年，他持续发布视频，展示身体是如何一步步垮掉的。

他曾在镜头前展示过一张医院的CT片子，是他常年播洒农药作业导致的白肺。飞手作为自雇佣的职业，没有职工医疗保险，也无从申报工作场所中职业病危害项目。他不知道该向谁讨个说法，是雇他干活的农民，还是卖给他机器的公司？

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农民们不可避免地会因为农药造成身体损伤。飞手们也会察觉到农业无人机喷药有可能带来的健康风险。赵明亮给我描绘了无人机作业时的场景：“加农药的时候，那几种药放进去也不知道是不是起了反应，味儿可大了，刺鼻子。起飞、降落的时候，螺旋桨一转，风力非常大。假如有风，药一漂移，那老不得劲儿了，那个杀虫药老霸道了。我觉得那些常年飞的老飞手，飞得时间长的话，对身体会有影响，绝对有影响。”

药雾渗透所引起的呼吸系统疾病、皮肤病等是在飞手群体中较为常见的职业病。只是飞得时间长了，他们多多少少都习惯了忍受农药带来的健康风险。这种新兴的社会化服务行业中也会出现飞手因身体健康受损而出局的情况。他们承担着技术进步的隐形成本。

首先，无论是职业飞手还是非职业飞手，他们都鲜少与某家公司或企业签订劳动雇佣合同，所以职业病的概念并不在飞手们的医疗保险范围内。一旦在工作过程中发生疾病很难得到保险理赔，更多由个人或家庭承担。

就算一些职业飞手加入了飞防团队，与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但工作场所中的健康损害往往被归为“个人防护不当”的免责条款。

另外，为了抓农时和抢好天气，职业飞手经常需要早上两三点起床，全天作业，甚至到凌晨。身体疲惫与肠胃病也是飞手群体面临的常见的慢性疾病风险。在夏天，因为田里的蝇虫、农药的刺鼻气味等都让人难以忍受，飞手只能全副武装仅把眼睛露出来，闷热高温进一步增加了他们中暑的风险。

五、飞手陷入价格战

随着无人机技术越来越精进，每一年都在更新迭代的无人机产品越来越智能：自主测绘、自动避障、智能播撒……这意味着飞手也并不是一个高入门门槛的职业，而一步步沦为机器的助手。当越来越多人成为飞手后，也便有很多人因为赚不到钱而退出。

农业无人机市场在经历快速发展的阶段之后，已经不再是一片前景广阔的就业蓝海。“一天收入两三千”、“月入轻松过万”的飞手职业也不再成为可能。

无人机行业早已经打起了价格战，但不是设备本身，而是服务价格。杨哥刚入行的那几年，一亩地的收费大概在十几元，前两年本地的农场收费大概在5.5元一亩，今年逐渐降到了5元甚至4元。赵明亮心心念念的政府飞防大单，最后层层分包下来的派单价是每亩地2.5元，这个价格低于无人机的飞行成本价，很多飞手不得不放弃。

有一些像杨哥一样的职业飞手，曾经也辗转全国各地接单。但是随着市场上无人机数量攀升，行业竞争逐渐白热化，很多人渐渐揽不到那么多的生意，只能黯淡离场。

能留下来的职业飞手们资源多，能找到更多的订单。杨哥有好几个飞手微信群，这些近500人的微信群充当着信息大厅、知识交流平台的功能，除了老顾客会给他下订单外，其它的订单都是经由同行飞手介绍、微信群发布找到的。对于他们来说，最为关键的是要会算经济账，清楚不同作业（打药、施肥、播种）的收费和成本。他们的收入与作业量直接挂钩，多劳多得。但也有在市场竞争中出局的职业飞手退出后往往选择去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打工。

此外，这一行业被划分为越来越精细的赛道与越来越长的产业链条，比如无人机技术培训、“农机+农技+农资”的全方位服务等。本地最早做无人机业务的李长江做大疆无人机经销商的同时组建了自己的飞防团队，凭借公司资质，他拿下了政府的飞防订单，同时与农药化肥厂家合作实行带药作业模式，这让他的飞防业务规模在本地不断扩大。

而种粮大户这一类型的非职业飞手，购买无人机主要是在自己家作业，兼带做一些同村、邻村的生意。不过因为市场趋于饱和，市场无序竞争激烈，同时黑龙江多种植一季作物，作物的施肥、打药的时间比较短且集中，所以很多农户在干完自己家的活之外找不到其他的订单做，想尽快回本的想法往往最后会落空。

但订单数量无非影响着购置机器的成本什么时候可以收回，并无直接的生存压力。另外，非职业飞手的作业频率不高，无人机电池的用电次数以及电机、配件等的寿命也会相对较长，无人机因此回归到了农用机械的范畴。  

自2019年4月被人社部等三部门列为13项新职业之一，短短几年间，农业无人机飞手的生活早已经改变。未来伴随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崛起，土地高流转率及新形势下农资市场的变革，农业无人机行业和飞手这一职业都应被更广泛地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