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正和岛 （ID：zhenghedao），作者：正理，原文标题：《靠“1元钱”生意，一年干出890亿！》

天地间走来了小小的我

哦小小的我

不要问我姓什么

哦叫什么

我是山间一滴水

也有生命浪波

我是地上一棵小草

也有生命绿色

投入激流就是大河

小小的我小小的我

拥抱大地就是春之歌

……

这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很火爆的一首歌曲，歌名叫《小小的我》。这首以第一人称传唱的歌曲，之所以在当时引起共鸣、火遍全国，是因为歌颂的是那个年代，刚刚涌现出来的激情澎湃、活力四射的打工人、创业者等小人物群体。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起，至八十、九十年代，改革开放大潮中的农村年轻人，不再满足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纷纷扛起行李背井离乡，到改革开放一线的大城市追寻梦想，形成了中国大地上独有且壮观的打工潮。

1986年，词作者王健以他敏锐的洞察力和对生活的深刻理解，对打工者群体迸发出的激情、经济社会发展所付出的智慧和汗水进行了深入思索，找到了灵感，创作出了歌曲《小小的我》。经曲作家付林谱曲后，歌手苏红带着这首歌登上了1987年的央视春晚舞台。

在除夕夜，苏红身穿黄色衬衣，一边在观众中间走动，一边轻松欢快地演唱，她用自己充满感染力的嗓音和贴近大众的亲切自然，将歌颂打工人、创业者等平凡群体精神风貌的情感传递给了春晚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一夜之间红遍大江南北。

小小的我，表面渺小的打工人、创业者，在小小的岗位上，从事着小小的工种，却在不经意间书写着中国翻天覆地巨大变化的传奇和史诗。

这些“小小的我”里面，就有湖南邵东人姚喊云和付再华、浙江诸暨人张金灿、浙江永嘉人叶克春和叶克林等，他们分别从打火机、袜子、钮扣等小工种、小商品做起，为几十年后家乡发展相关产业孕育了第一粒火种，以至星火燎原，小小我的成为了大大的我，而小小的商品也成就了超级产业。

小小的我荡起生命的浪波

1992年，湖南邵东的姚喊云、付再华夫妻与来家里聊天的朋友，像往常一样，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聊着聊着，这位朋友却突然说要去排队买打火机，去晚了就卖完买不上了。

边说边往外走，急火火地离开去买打火机了。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既然打火机这么紧俏，何不自己进零件组装呢，说不定销路旺得很。

彼时，虽然浙江温州的打火机已成一定规模，但邵东卖的打火机却几乎都是从广东顺德进的货。姚喊云、付再华夫妻带着自己的想法，跑去顺德先是购买了几十个打火机，回来后反复拆装研究，掌握了打火机组装的基本工艺，然后从顺德购买配件，招了十几名工人，手把手教他们组装打火机，开办了第一家打火机家庭作坊。

正如当初所料，组装的打火机非常抢手，拿出去就瞬间被抢购一空。于是，他们给自己的打火机工厂取了一个非常好听又好运的名字——顺发，又顺又发。

有了赚钱的行当，周围的人是很容易跟风的，打火机组装工艺本身就不复杂，一学就会，所以纷纷效仿，很快就形成了一股开办打火机组装厂的风潮，大大小小的打火机厂、家庭作坊一个接一个开张了起来。

姚喊云、付再华夫妇在闲聊中捕捉到了打火机紧俏的信息。而远在浙江诸暨的民办老师张金灿，却是在一次去外地办事住宿小旅馆时，发现了袜子生产的门道。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一天，张金灿外出去海宁，因当天赶不回诸暨，就找了个便宜的小旅馆住了下来，在洗漱睡觉时，发现自己的袜子前后都磨出了洞，就丢弃不再穿了，转而到旅馆附近去买袜子。

没想到，这次买袜子，却成了一次袜子的市场调研。找了很长时间后，终于找到了一家制作袜子的小门店，一问，普通的袜子两块五，好点的袜子三块五，刚织出来从店里走批发价的话便宜五毛。

问完了袜子价格，张金灿又盯上了店主手中的摇袜机，他看得出神，一个劲地问，做袜子用的弹力丝多少钱一斤，一斤弹力丝能织多少双袜子，小袜机多少钱一台，一旦有故障能不能买到配件，配件贵不贵？

从这些问题中，一看这位张金灿天生就有做生意的基因。店主被问得不耐烦，反问一句：你到底是买袜子还是买袜机？

张金灿说都要买。一拍即合。他花了160元从海宁购买了一台摇袜机，又买了几双袜子以及织袜用的弹力丝。

大唐袜业智库内摆设的古董袜机

一回到家，他就为妻子示范起来，这摇袜机如何摇、如何织袜子。一天能织出20多双袜子，他们提着篮子试着去卖，20多双袜子竟然能赚20多块钱，每双袜子利润在1块多钱。这20多块钱在当时可是“巨款”，要知道，当时一位公社书记的月工资也就47块钱。

消息像长了翅膀，张金灿懂摇袜机、会织袜子的事儿很快传遍了当时的城山公社和三都区，城山公社参照张金灿成功的案例，开办了城山袜厂，聘请他为机修工。

诸暨的袜子产业由此萌芽。从这个时期起，当地涌现出了草塔袜厂、钟家袜厂、大松袜厂包括城山袜厂，袜机都是从外地购买的。

在城山袜厂当机修工的张金灿，逐渐掌握了一门技术，当他发现尼龙袜的销路非常好的时候，他竟然捣鼓着把一台报废的线袜机改装成了尼龙袜机，并且还真的织出了尼龙袜。

于是，大唐一带的农民们，很多跑到海宁等地，专门去淘废旧线袜机，以每台130元的价格买回来，请张金灿师傅改装成尼龙袜机。据说，当时，经他手改装的袜机达到了500多台，利用改装后的袜机生产尼龙袜的，在那个年代很快就成了万元户，千百个家庭实现了脱贫致富。

几乎在张金灿意外发现摇袜机的同一年，相隔400多里地的永嘉县桥头镇的弹棉郎叶克春、叶克林兄弟，也有一个“意外”的收获。他们把在弹棉花过程中意外得到的一大包钮扣带回了家乡，没想到乡亲们争相购买，因而动了贩卖、生产钮扣的念头。

为什么说他们是弹棉郎呢？

原来，当年，桥头人为了填饱肚子，就自然形成了外出弹棉花的行当，有句顺口溜温州人都知道：“桥头弹棉郎，挑担走四方”。据说，当年，除了台湾地区外，4000多桥头弹棉郎几乎走遍了全国各地。

1978年临近春节的时候，在外闯荡了10多年的叶氏兄弟回到了家乡，他们将意外得到的一大包花花绿绿的钮扣，钉在白布上，在集市上售卖。这些钮扣，样式新颖，色彩鲜艳，与那个年代清一色的黑钮扣对比起来，简直太激发人们的兴奋点。那个年代，人们的衣着是一身蓝、灰、黑，乍一见这五彩斑斓的钮扣，爱美之心旋即从人性深处爆表，所以这些钮扣出奇地受欢迎，很快卖了个精光。

这批意外得来的钮扣，究竟是怎么得来的，目前说法不一。有说是工厂丢弃的废品，被叶氏兄弟当作垃圾捡了回来；有说是工厂的次品，被他们廉价买了回来。反正既没偷也没抢，来路正当。来路，不是我们要说的重点，我们要说的，是这批钮扣的畅销，点燃了朴实的人们内心深处，那压抑许久的对美好生活向往和追求的燃点。

尝到甜头的叶氏兄弟，看到钮扣这么好卖，就想何不就专干钮扣买卖呢？于是，就四处打听各种钮扣的生产厂家。一个偶然的机会，叶克春看到一位老乡推销塑料编织虾款式的钥匙挂饰，非常生动形象，广受欢迎。一打听，这种挂饰其实是台州路桥区国营钮扣厂生产的玻璃钮扣，用现在的话来说，钮扣“平替”成了钥匙挂饰。

叶克春从中看到了商机，钮扣成为流行物，价值一下子翻了很多倍，很快就达到了10万元生意量。10万元，在那个年代可是巨富，代表着叶氏兄弟的钮扣生意大获成功，他们也成为温州市永嘉县桥头镇从事贩卖钮扣的先行者。

就像打火机、袜子一样，前有先行者，则随行者众，眼看着叶氏兄弟的钮扣生意红火如荼，也都跟着卖起钮扣来，钮扣摊位在桥头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了出来，到了1980年，桥头镇的钮扣生意已经风生水起，市场逐渐形成。

姚喊云和付再华、张金灿、叶克春和叶克林等“小小的我”们，以自己的宽阔眼界、敏锐感知和辛苦勤劳，成为了那个时代的“小确幸”。其实，在当时，涌现出的这种“小确幸”并不是一两个人，也不是三五个人，而是一个具有鲜明时代印记的庞大群体。

比如，在一次性打火机行业早期，温州的黄发静、周大虎，顺德的卢础其兄弟；在袜子行业早期，诸暨的洪冬英、金银焕、张大众、顾伯生等；在钮扣行业早期，永嘉的黄正确、王碎奶等，均为当时芸芸众生中“小小的我”的代表人物，他们运用自己的绵薄之力，勾勒出了这三个行业早期的创业图景。

正如《小小的我》所唱：不要问我为什么，我是山间一滴水，也有生命的浪波，我是地上一棵小草，也有生命的绿色！

风霜雪雨搏激流

1.“流浪产业”扎根邵东

一次性打火机产业，被业界称为“流浪产业”，曾一度是“哪里成本低就往哪里转移”，但最终却在邵东扎稳脚跟，这个曲折的过程，堪称神奇。

1823年，德国化学家备贝莱纳在实验室发现，氢气遇到铂棉会起火，这促使他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只打火机。到了一战期间，奥地利的IMCO公司成立，制造和销售了世界上第一款打火机，这比知名品牌Zippo还要早。它的机身是废弹药筒，以燃油为能源。

1932年，大众广为熟知的Zippo打火机面世，铜制外罩、凸轮、打火石等略显原始的元素，到现在还吸引着不少打火机爱好者。

很长一段时间里，打火机市场都被这些欧美品牌垄断。1961年，日本人发明了一次性金属打火机，因为简易便携、皮实耐用、安全性高而风靡全球。但他们有一个逾越不了的鸿沟——成本。因为成本过高，所以当时日本生产的一次性打火机单价动辄要10美元一个，这可是贵族专属的奢侈品。

1973年，法国的比克（BIC）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打火机，到了上世纪80年代，靠“薄利多销”，使打火机成为大众日常用品，很快抢占了美国市场的50%。

中国最早看到其中商机的是温州人。他们从日本带回了产品，进行组装学习和制造，把每一个零件的作用搞清楚，然后，把没必要的零件全部去掉，把能换成最便宜材料的零件统统换掉。顺着这个思路重新设计，温州人搞出了现在我们看到的一次性打火机的原型。

“够用就好”的原则，让一次性打火机的成本迅速降低。上世纪80年代末，一些在海外的温州人回国，发现温州生产的打火机比国外生产的价格要低得多，一个电子打火机，国外的要卖4块钱一个，国产的批发价格只要3毛钱。

由此开始，温州的打火机借助价格优势开始陆续“出海”。凭借着低廉的价格，温州打火机一路高歌猛进。1992年到1994年，中国生产的打火机从每年出口5000万个，猛增到了差不多将近3亿个，几乎把美国的低端市场全部占领，从比克公司手里抢到了七成的市场份额。2001年，中国的打火机年产量已经超过5.5亿只，在国际上的市场份额也超过了80%。

温州人把一次性打火机这个产业“抢”了过来。就这样，从零开始，中国逐渐开始垄断全世界的一次性打火机制造。

而发展较快的事物总会迎来外界的各种挑战。从1994年开始，温州的金属打火机产业接连遭到美国、欧盟、日本的“狙击”，这些国家相继启动了CR法案（儿童安全法案）。如在欧洲，售价低于两欧元的打火机必须装上儿童安全锁。接连遭遇技术壁垒，一下痛失多个市场，温州的金属打火机产业陷入至暗时刻，从高峰时期的2000余家，锐减到30多家。再加上沿海地区的人力成本逐渐攀升，这个产业开始从浙江、广东等沿海地区向内地转移。

在温州的金属打火机产业身陷囹圄之时，深处内陆的邵东注塑打火机，正在起步。只不过当时的邵东，正如姚喊云、付再华夫妇的小厂子一样，全是家庭作坊式为主，承接温州人看不上的小单子，在温州一次性金属打火机风靡全球的时候，邵东在打火机生产上还只是个“小弟”。

温州的打火机之所以遇到困境，除了欧美及日本封锁之外，从内部看，主要是打火机制造商们处于分散且孤立的状态，许多厂商的想法是，如果一个市场关闭了，那就转向下一个市场，通过拼价格的优势征服市场，而没有以技术创新突围国际市场的封锁，一步步走向没落，打火机产业曾经的全球霸主，沦落为夕阳产业。

打火机产业的“老大哥”日渐衰退，而当时的“小弟”，因为有了一定的产业基础，却以别人吃堑我长智的智慧接过了打火机产业的接力棒。

2007年，邵东13家打火机出口企业，一起成立了出口监管委员会，统一定价、配额、运输、保险等，而且一起出资，整合分散资源，研发设计模具，共同抱团取暖、集体出海。

正因如此，邵东出台了本地独有的政策：一家工厂注册“执照”，就可以在下面建分厂，分厂还能在下面建加工点。

一次性打火机产业在邵东迅速扩张。两年后，10家打火机出口企业和4家配套企业，又组成了一家集研发、设计、生产销售的企业，成为当地最大的龙头企业。

仅仅3年之后的2012年，邵东生产怕一次性注塑打火机年产量就突破100亿个，出口量首次超过浙江，成为国内打火机出口最多的地区。

2.世界袜都易主诸暨大唐

美国亚拉巴马州的佩恩堡镇，自1907年起以袜业闻名，产量曾占全球八分之一。然而，这个百年袜都的辉煌在21世纪初戛然而止。

如前所述，在上世纪70年代，张金灿们带领大唐的乡亲们，通过改装的二手摇袜机，制作加工尼龙袜进行售卖，“白天种田、晚上织袜”的生存模式，无意间催生了中国最早的袜业经济雏形。

至上世纪80年代中期，有经验的人们彻底放开手脚，买来效率更高的电动织袜机，袜子产业迅速膨胀，已有70%的大唐居民投身于袜子产业之中，一半的农户都有家庭小作坊，从采购袜线、织袜到销售、修织袜机，大唐街道逐渐呈现出“生产销售后勤一体化”的市场格局。

大唐制袜之所以能够兴盛，还离不开一个好邻居——中国义乌。1986年的时候，义乌小商品已经发展起来了，总交易额达到了1个亿，全国的采购商纷纷涌入，络绎不绝，源源不断。大唐和义乌相距50公里，运袜子的队伍常年在两地之间往返。就这样，大唐产、义乌卖的格局逐步形成。这也是早期的“前店后厂”模式。随着产量越来越大，大唐开始着手打造产业链，走专业化生产道路。

1991年，大唐建立了第一个轻纺原料市场，之后几年，又陆续形成包括化纤、织袜、印染、营销、运输等全流程的产业链，逐渐发展成为产业链完整、产品系列丰富、技术配套齐全、创新能力强大的产业集群。

在上个世纪90年代以前，办一家袜子企业，买设备配件要跑到上海，买原料要去海宁。随着大唐轻纺袜业城等的建立，越来越多的相关配套企业进入大唐，这为企业提供了便利，节约了生产成本，也使大唐成为众多相关袜业配套企业逐利的重要区域。

据测算，大唐因产业集群和产业链优势，可以使成本降低1/4至1/3左右。在曾经的世界袜都佩恩堡，如果一台意大利织袜机坏了，可能要等上两个月才能拿到新部件，但在大唐的某台机器出了故障，只需向附近街上经营二手设备和部件的60多位商人中的某一位打个电话就行。

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WTO，Made in China开始走向世界，大唐镇的袜子产业进一步腾飞。2004年大唐镇产袜量就达到了90亿双，为佩恩堡当年的9倍。

2005年，《洛杉矶时报》发表“中国的战略使它在袜都之战中占据上风”的报道，称这个江南小镇挫败了有百年袜业史的美国小镇佩恩堡，成为新的“世界袜都”。

3.永嘉钮扣由贩卖、贸易向制造的转型之路

随着叶氏兄弟和王碎奶等摆摊售卖钮扣的带动，除了亲戚跟风，外地顾客也闻风而来，产品供不应求。1980年，那座桥及周边的街道形成了“钮扣一条街”，桥头也渐渐形成了一个区域性的贸易集散地。

1982年，国家工商总局在武汉召开会议，推广武汉市汉正街小商品市场的经验。基于这一精神，永嘉县政府开始为桥头镇经营钮扣的商人办理个体户登记和审批手续。

1983年2月，第一批在石板桥上摆摊的42户人家，首次领到了工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成为第一批钮扣个体工商户。贩卖钮扣的人们终于可以合法、光明正大地经营自己的生意，不必再担心被扣以“投机倒把”等名查处的风险。

1984年，永嘉党委政府因势利导，批准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小商品批发市场——桥头钮扣专业市场，这个市场是在桥头镇学校操场上搭起了一个用油毛毡搭起来的简易棚，商户们纷纷从露天摊位搬进了市场里，此时，卖钮扣的商家已经增至298家，市场的规模和影响力日益扩大。

令人稀奇的是，这个全国第一个批准的专业钮扣市场，焕发出惊人的活力，有商家将百货商店积压5年的钮扣运到桥头，仅用了40多天就全部售罄，这种商业奇迹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商家和客户前来桥头。

至八十年代中期，桥头钮扣市场进入鼎盛时期。

据统计，1984年全镇共有店、摊1030个，从业人员2000余人，每天上市交易人数达3000余人，全年钮扣销售量约50亿粒，相当全国人均5粒，销量占全国的80%，全球的60%。

党和国家领导人乔石、万里、田纪云、陈慕华等都曾莅临桥头市场视察。据不完全统计，从1984年3月到1986年12月，仅中央、各省领导就有47批次约600多人，港台、外国媒体和经济、理论界等114批次800多人到桥头钮扣市场调研采访。

1986年，在距离叶克春和王碎奶最初摆摊的石板桥不到100米的位置，一座正规的钮扣交易大楼拔地而起。桥头镇人，也从昔日的挑货郎、钮扣贩卖者，变成了名副其实的企业家。

1994年，市场里共有超过1000个摊位，2000多个体户忙进忙出。每天，有3000多商家在这里达成交易。从桥头镇钮扣市场卖出的钮扣达50亿粒，销量占全国的80%，每一个中国人衣服上的钮扣，至少有5粒来自桥头镇。

桥头商户们的生意越做越大，但单纯依靠贸易的模式其局限性也开始显现——利润空间被压缩，市场竞争加剧，外部依赖性过强。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王碎奶提出了一个看似简单却极具前瞻性的问题：为什么我们就不能自己生产钮扣呢？

年轻时在市场里卖钮扣的王碎奶

这个问题不仅改变了她自己的命运，也为桥头镇钮扣产业的未来指明了方向。

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和准备，王碎奶咬牙买下了人生中第一台钮扣加工机器，并重金从江苏聘请了一位有经验的工人。就这样，她的小作坊开始运转，桥头镇也由此开启了从单纯贸易向生产制造转型的历程。

王碎奶的尝试引起了连锁反应，桥头镇的其他商人纷纷效仿，家庭作坊次第涌现。这些小作坊虽然规模有限，设备简陋，但却使桥头镇走上了如同邵东的打火机、诸暨的袜子等生产制造的道路，使钮扣产业迈出了由贸易向制造业转型的重要一步。

投入激流百川汇海

小小的一个一次性打火机，利润也就在1分-2分钱；薄薄的一双袜子，利润大约在1角一2角钱；而一粒小小的钮扣，利润更是微乎其微，也就几厘。

从发端，到起势，再到成为卖爆全国全球的产业，认真分析三个小产品大市场的产业故事，发现从业者骨子里无不蕴含着敢闯、善变、创新的精神。

1.邵东一次性打火机霸主地位的生存哲学

因为一次性打火机是一个随着人力成本而转移的“流浪产业”，邵东接棒了温州一次性打火机产业，会不会有一天也会成为“第二个温州”，面临产业转移到内地更不发达地区、甚至到东南亚等人力资源更廉价的地方的窘境呢？

这不是杞人忧天，而是现实困惑，因为曾在2015年前后，一些当地打火机企业确实搬去了劳动力成本更低的贵州等地。怎么能够避免这种情况出现呢？

这一切，都必须围绕成本展开。

为了让一次性打火机的成本，降到别人无法竞争的低价，邵东人把中国古人“田忌赛马”中的智慧演绎到了产业发展中：与发达国家拼成本，与人力成本低的国家拼技术，其核心就是建设全产业链集群、实施智转数改升级。

1.与发达国家拼成本

邵东打火机企业将温州模式推向极致。注塑、组装、质检的20道工序被拆解到县城周边30个乡镇，形成半径20公里的产业集群，一只普通的打火机，半小时内即可完成本地采购，将关键零件成本降至分币级。

注塑机用上了AI视觉检测系统，每分钟可筛选200个火石；组装车间里，自主研发的“螃蟹型”机械臂能同时完成12个零件的装配。通过智能化改造，“机器换人”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化为技术密集型，人力成本从0.1元/只压缩至0.01元/只，产能反境40%，将每只打火机的整体成本压缩到0.3元，仅为日本同类产品的1/20。

2.与人力成本低的国家拼技术

当越南工厂还在依赖手工组装时，邵东已建成47条全自动生产线，据统计，目前邵东60%以上的打火机生产企业已经完成或正在进行自动化改造，技术创新成为产业发展的强大引擎。火苗调节阀的陶瓷芯片精度达到0.001毫米，防风打火机的脉冲点火装置申请了12项专利。

邵东生产一次性打火机工厂的车间，已经借助自己研制的自动化设备

更隐秘的竞争力在于产业链深度——从液化气提纯、金属电镀到包装印刷，打火机的200多个零件都能在邵东30公里范围内完成。这使新产品研发周期缩短至7天，而越南工厂需要从中国进口60%的零部件。

发达国家没办法拼成本，人力成本低的国家没办法拼技术，这种“上马对中马，中马对下马”的策略，揭示了中国制造的生存哲学：真正的竞争优势不在于绝对成本或技术，而在于找到“田忌赛马”的战略支点，永远用更高维度的竞争力，在产业链的阶梯上开辟新战场。

3.抓住消费市场的审美和“胃口”，也是他们的制胜之道

邵东打火机征服世界，靠的不仅是成本和规模，更是对市场规则的深刻理解。

在非洲，他们根据当地气候调整燃料配方，开发出50℃高温不爆裂的“热带款”；在中东，推出印有阿拉伯花纹的“文化定制款”；在欧美，主打环保生物燃料和可回收材料。还有，欧洲的消费者喜欢外观干净整洁的；东南亚的消费者则更喜欢色系，外壳喷绘得鲜艳亮丽更受欢迎。在印度，宝莱坞女影星Kareena Kapoor大受追捧时，邵东商人就把她的照片印在了打火机上，一度畅销。

这种“因地制宜”的策略，让邵东打火机在印度、尼日利亚等新兴市场占有率超90%，甚至在打火机发明国法国，每10只打火机就有7只来自邵东。

2.诸暨袜业的“三级跳”

由于诸暨大唐袜业产业集群初始阶段是一种草根经济发展模式，主要依靠“自发萌芽、模仿扩大”逐步发展壮大，因此在前30多年的快速发展过程中，逐渐暴露出“草根经济”自身发展中存在的许多问题和缺陷：

传统产业的“低小散”“低质低价、无序甚至恶性竞争”“产能过剩、效益下滑”“三合一安全隐患”“脏、乱、差的生产生活环境”“外来流动人口管理混乱”等等。

作为全球最大的袜子生产基地，大唐袜业的转型升级势在必行。由“智造硅谷、时尚市集、众创空间”三大区域构成的“袜艺小镇”，被寄予“重构袜业、重塑大唐”的厚望。

由此，诸暨袜业实现了“三级跳”，就是从“袜子”到“袜业”再到“袜艺”的跃升。这当中，包含着他们把小袜子做成大产业、高附加值产业的艰辛探索。

1.袜机实现技术更新迭代

袜机是带动袜业升级的火车头。袜业发展催生了袜机革新，而袜机的革新又推动了袜业的发展。从上世纪70年代末到2010年，大唐袜机经历了手摇袜机、小电脑袜机和全电脑袜机三个时期。

即使采用全电脑袜机生产，仍不能解决袜头缝合的技术难题——一只只从流水线下来的袜子，袜头敞着口子，看起来像袖套一样。缝合袜头是袜子生产的一道重要工序。机器盲缝速度快，但袜头处会有一道突起的线棱。

当时，进口织缝翻智能化一体袜机技术已经成熟，既能实现全自动生产，又能达到手工对目缝合效果。但接近30万元的售价，让中小袜企吃不消。

如何打破国外企业专利技术的垄断，又要遵守知识产权保护规则，成为大唐袜机制造企业必须跨越的一道坎。

浙江海润精工、浙江叶晓针织机械、浙江嘉志利智能科技等袜机制造企业，将研发方向锁定在智能化一体袜机上。为了规避专利纠纷，专门成立了研究团队，还聘律师请专家，帮助当地中小企业应诉。

经过几年合力攻关，从2015年开始，大唐袜企纷纷用上本地企业生产的智能化一体袜机。这些袜机企业研发的智能化一体袜机，改变了我国高端袜机长期依赖进口的被动局面。

浙江海润精工机械有限公司研发的海润牌智能袜机，拥有近40多个发明专利，40多个实用新型专利，堪称行业之最，其织、检、缝、翻一体智能电脑袜机制造，由于智能袜机制造成本低（一台袜机的零部件要比进口机少600多个），其自动缝头工艺与众不同，技术处在全国及至世界先进行列，机器自动缝头效果比手工还要精致。

另外在袜子织造过程中，其用气用电等成本是其他品牌智能一体机的三分之二不到，在2019年第十四届中国国际袜业博览会国际袜机技术大比武中获得第一名。

在替代进口之前，从意大利进口同类袜机价格约为30万元一台。而诸暨的产品上市后，对方价格直降三分之一。国产袜机售价仅为10万元左右，性能能与同类进口设备媲美。目前，远至俄罗斯、日本、韩国、台湾，近至义乌、海宁客商纷至沓来，赴大唐采购性价比较高的一体机。初步估计，全市袜机年产量已近8万台，成为全球最大的智能化袜机生产基地。

2.传统产业进行“数字革命”

通俗点说，诸暨袜业的“数字革命”就是“机器换人”，早在2016年，就推广应用智能袜机，替换人工；建设数字化车间，从设计打样到织造、缝头、定型、包装等全流程数字化，摒弃手工。

降本增效提质，是数字化带来的直观成效。

以前的生产线，袜子需要在织造、缝头、翻袜等不同车间不断“转场”，费工费时费力，改造后织缝翻检一步到位；以前完成一个订单，原材料准备、订单进度都需人工统计，做少了、完不成订单，多了、造成损耗，现在从“工人凭经验干活”变为“按数据生产”，生产效率显著提高；以前工序杂、工位多，现在各个工位、每道工序的数据、质量标准完全统一，大幅提升产品质量。

比如，秀欣科技用工减少67%、单机产量稳定提高14%、每台袜机效益增加1250元；亿衡针织用工量减少45%，订单周期压缩10天；外贸企业诸暨市宝歌袜业近3年自营出口连年增长20%以上。

截至2025年8月底，仅大唐街道就已建成200多个袜业数字车间，智能装备2万余台套，形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数智袜业集群，在“对等关税”等不利因素影响下，大唐袜业2025年上半年自营出口仍然实现平稳增长，自有产业出口实现31.1亿元，同比增长11.8%。

3.爆品新款赋予高附加值

前35年，大唐袜企主要以国际贴牌代工生产为主，无需动脑筋创新，只是从事简单的“肢体劳动”。

在当地有这样一种说法，大唐袜业“成也订单、败也订单”。

大量的订单造就了大唐袜业产业集群的形成，但长期以来受制于订单而无力创新，由于缺乏主导权，贴牌加工业务利润越来越低，有的低端订单只能养活员工，有的利率稍微一变动就得亏损经营。继续依靠贴牌订单，袜业企业的日子会越来越难过。穷则思变的基因又如35年前一样被激活，全行业创新促使大量创新成果应运而生，跨出了由低端向中高端开拓的坚强步伐。

在浙江东方缘针织有限公司，一款“蚕丝蛋白袜”通过材料创新，以蚕丝为主材，透气，冰感，更具隐形性，虽然价格比传统产品高，但性价比高，广受市场欢迎，因突破百万双的销量成为名副其实的镇店之宝；一款用新型240针织缝翻智能一体袜机织造的连裤袜，精密度更高、穿着舒适度更好，目前订单已经排到了12月份。

近年来，大唐袜业“孕育”出的爆品更是层出不穷，从抖音上年销1.3亿双的“一只鱼”“星期袜”，到亚马逊上欧美女性追捧的“五趾瑜伽袜”，还有考前爆火的“状元袜”，都倍受欢迎。浙江珍珠生活科技有限公司的“珍珠纱线”成功拿下10A抗菌报告，抗紫外线、吸湿排汗一步到位；浙江莎耐特袜业有限公司的时尚压力袜套，可加速运动后恢复；还有发热纱、艾草纤维、石墨烯纤维……层出不穷的创新材料，正不断突破“袜子只用于保暖”的传统窠臼。

有两款特色产品非常值得一提。脚跟干燥开裂甚至流血也是一种很痛苦的常见疾病，现代医学很难治愈，拥有国家发明专利、治疗足疾的足部防裂袜套，使用后可立即止痛、止血，白天一双，晚上一双，一段时间后脚后跟就变得光滑。

另一款给给动物的“袜子”，帮赛马疗伤的“马蹄疗伤功能袜”，高贵的赛马在跑马比赛中，马蹄难免受伤，给马蹄疗伤中只要给马穿上这双“马蹄疗伤功能”袜子，并向袜子里灌注疗伤药水，几天后受伤的马蹄就会伤愈。

这两个特色产品只是大唐袜企产品创新中一个缩影，大唐袜业产业集群每年申报专利产品有上千个，充分证明了他们创新和升级的巨大空间。

除了工艺创新、材料创新，原创设计类企业浙江阿大互联科技有限公司则将赛道拓展到了设计创新。今年6月，企业正式向业内发布这款名为“爱花型”的AI袜业设计大模型，能快速生成袜子设计稿和点针图。只告诉它需要什么颜色、需要什么样子，然后它会自动生成好多方案，然后从里面挑选，或者再让它进行微调。相比以往单靠设计师反复修改设计方案的工作方式，现在借助AI技术，设计效率至少可提升80%，设计成本可降低60%至70%，也更容易契合客户需求，从而增强企业竞争力。

据统计，今年上半年，大唐近200家规模袜企实现规上工业总产值79.6亿元，同比增长12.9%；其中研发费用2.8亿元，同比增长31%。

3.永嘉钮扣的蝶变

从石板桥摆摊到现代化生产，从模仿追随到引领潮流，桥头钮扣的蝶恋变已成为中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生动样本。

1.数字化

永嘉钮扣的数字化与诸暨袜业的数字化是相同的，都属于工业制造业的数字化，原理逻辑都是一样的，就是机器换人、流程再造、降本增效提质。投用自动制扣机之后，只需在电脑中预设好图案，设备就能精准地将原料打造成各式各样的钮扣。一名熟练员工可同时管理八台自动制扣机，整个厂房一天最多能产出超过1000万粒钮扣。

再者就是发展电子商务，如今，在桥头钮扣市场，约有40%的业务通过网络方式完成。一些知名企业自从进军互联网销售后，日均订单可达15000余件，能创造出6000万元的销售额，“有形市场”已转变为没有边界的“无形市场”。

2.高端化

在桥头镇，钮扣早已不是“低端产品”的代名词。当地企业通过持续的技术与材料创新，不断提升产品附加值。

陶瓷钮扣成为高附加值产品。浙江迈利达集团的钮扣展厅里，陶瓷钮扣样式精巧，还可作扩香片使用；可再生钮扣则呈现别样的纹理与独特的“旧色”，蕴含复古韵味。单陶瓷款产品，一年可卖出1000万粒。在桥头镇，高档钮扣一粒就能卖出十几元，成为典型的高附加值产品。

环保钮扣成为“香饽饽”。面对全球对环保日益重视，温州新城钮扣饰品公司投入大量资金成立专业检测实验室，对产品进行严格环保评估。该企业通过了ISO9001:2015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和ISO14001:2015环境管理体系认证，产品还获得瑞士OEKO-TEX S100环保认证、GRS全球回收系统认证。环保钮扣成了“香饽饽”，公司年产量达16亿粒，与国内外百余个品牌建立稳定合作关系。

追逐国风钮扣热潮。近年来，“新中式”服装走俏带火了国风钮扣。

温州高尔达钮扣饰品有限公司紧紧抓住这一机遇，以“市场的风向标在哪，我们的生产方向就在哪”的追求，在珠子色彩、花纹类别、金属搭配等方面进行创新，推出多款国风钮扣，成为市场“新宠”。

与此同时，桥头镇大大小小70多家钮扣公司及加工厂都参与了国风钮扣生产，全镇研发近3000款国风钮扣新品。2021年至2023年年均盘珠扣订单量约为1亿颗；2024年，盘珠扣的订单量则达到10多亿颗。

致力工艺创新突破。“80后”林蓬勃创办的温州蓬勃针织钮扣公司则专注于新工艺开发，引入彩印、雕刻、激光、手工画漆等新工艺，推出玻璃珠光钮扣、雕花钮扣、金属挂扣等新品类。根据市场潮流趋势去开发、创新钮扣品种，有效提升了产品的附加值。

据统计，如今的桥头镇钮扣市场，已经拥有超过一万个不同的钮扣品种。以钮扣为基础，不断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形成了集拉链、织带、花边等于一体的服装辅料产业集群，成为“中国服装辅料出口基地”。

3.标准化

为解决产品同质化问题，桥头镇成立知识产权联盟，组织申报400多项专利，并依托商会，定期邀请专家评选创新性技术，进行编号保护。并推动了钮扣辅料跨店通用编码规则的制定，通过“6段18位”的结构化编码，实现跨店订单处理效率提升70%，错发率降至0.5%以下。

这一标准化举措为行业协同发展筑牢了基础，推动整个行业向“标准化、协同化、智能化”转型。

在桥头镇流行着这样一句话——不管在国内何处，只要新出现一个钮扣品种，不到半个月时间，客商就能在桥头镇看到。从一个侧面印证了桥头镇钮扣市场的虹吸集聚效应及龙头霸主地位。

小物件里的广阔天地

一次性打火机，是随用随丢的一次性用品；袜子，是全身所有穿戴中最可有可无的物品；钮扣，是属于服装的小部件。

这三种小物品，在人们传统观念中就是附属品，很多人总是与“产品附加值低”“技术含量少”“太小儿科”等挂钩。通过了解他们的发端、成长以及转型升级的过程，那么这两省三地把这几个小小的物件都做大做强到了什么规模呢？

湖南邵东，年产超150亿只打火机，产值150亿元，持续占据全球一次性打火机70%的市场份额，产品远销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生产及配套企业114家，其中配套企业84家（占比73.6%），从业人数超8万人；2024年12月，在工业和信息化部工业文化发展中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举办的“中国产业名片创新发展大会”和首届“中国产业地理盛典”活动上，邵东打火机产业入选“中国有影响力的城市产业名片”，同时被授予“中国打火机产业高地”称号。

浙江诸暨大唐街道，年产袜子超250亿双，产值规模700多亿元，规上产值208亿元，出口80.9亿元，同比增长7.8%，产量约占全国的70%、全球的35%，截至2024年底，全市有制袜企业上万家，规上企业253家，年产袜机5万多台，从业人员超过20万人。1998年，在诸暨大唐举办的第一届中国国际袜业博览会上，现场视察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光英欣然提笔写下“中国袜业之乡”；2006年2月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顾秀莲为诸暨大唐题写“国际袜都”。

浙江永嘉桥头镇，年产钮扣约600亿粒，年销售额40多亿元，鼎盛期占全国80%、全球60%市场份额，目前占全国50%、全球30，现有钮扣企业250多家，从业人数近2万人；2002年，被轻工业部五金制品协会授予“中国钮扣之都”“中国拉链之乡”称号，2011年6月30日，该两称号复评成功的同时，被授予“中国五金饰扣之都”，香港《文汇报》称其为“东方第一大钮扣市场”。

小中见大，善小而为，以小成大，两省三地靠“1元钱”生意，做到产值890亿，在“小商品成就大市场、大产业”中的辩证法。

小小生意里的宏大情怀

“郡县治，天下安。”治的前提，是县域经济的繁荣发展。经济强则安，易治；经济弱则乱，难理。而要繁荣壮大县域经济，就必须以产业发展为支撑，特别是要有本地特色支柱产业。

当前，县级单位在谋划产业布局、确定产业方向过程中，往往存在一个误区：谋高求新图大，张口就是新能源汽车、算力、人工智能，而对轻工业中的诸多细分领域看不上眼，或用低端、利润低、附加值低等“三低”有色眼镜看待。结果导致大的做不来，小的不愿做，因小失大，产业发展缓慢。

近年来，我国电子信息、航空航天、新能源、算力、人工智能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格外亮眼，例如迅猛崛起的高铁，成为了一张闪亮的“中国名片”，但邵东的打火机、诸暨的袜子、永嘉的钮扣，也是我们发展过程中不可忽视的制造业力量。须讲究辩证法，统筹兼顾，抓大兼顾小、喜新不厌旧，把传统优势产业通过转型升级做大做强。

在这方面，就是要处理“既要、又要”的关系，既要秉持“以百年、千年为计”的历史耐心，又要胸怀“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历史主动，在效率与质量的统筹兼顾中扎扎实实向前走；既紧盯当下最紧迫、最要紧的事情，又要做好打基础、利长远的工作，真正创造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的实绩。

湖南邵东、浙江诸暨、浙江永嘉等两省三个县市，立足“小”做成大产业的故事，就较好体现了只争朝夕与历史耐心、最紧迫最要紧与打基础利长远等发展的辩证关系。

小中见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一次性打火机、袜子、钮扣，这些小物件，利润低，看似上不了大台面，但群众需要、市场看好。三个县市对这类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而自动萌发的产业，不但不嫌弃、不抛弃、不放弃，而且全力支持引导扶持。

这种小中见大，就是小事里面有政治、小事当中见情怀的担当，是“把为人民造福的事情真正办好办实”“民之所忧，我必念之；民之所盼，我必行之”的生动体现。

有关数据显示，我国传统产业在整个工业占比中约80%左右，具有量大面广、带动性强的特点，对税收、就业都至关重要。像一次性打火机、袜子、钮扣等这些传统产业，产业集中度有的已经接近60%甚至超过60%，很多产业在当地是亿级产业、十亿级产业甚至是百亿级产业，已经成为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和支撑。

善小而为。不要小看小商品，小商品也有大生意，打火机、袜子、钮扣……一件件小商品背后，都是一条条完整的产业链。以邵东打火机为例，打火机虽然小，但产业链并不短。不同类型的打火机叠加不同环节的零配件，总数多达200多种，现在在邵东都能生产。就连为打火机企业提供工业用气的燃气储备站，邵东都要比其他县级市多出好几个。在邵东，打火机的产业协作非常紧密，零配件厂商和成品组装工厂可能就隔了条马路，“左右厂”就是“上下游”。众多配套企业中，还诞生了世界级的“单项冠军”：

位于流泽镇的一家打火机防风罩工厂，24小时运转，日产1000万只，全球第一；邵东一家包装印刷厂，每年要印刷50000多款图案，成品数量在打火机行业中位居第一。善小而为，则善大焉，符合事物的发展规律，袜子和钮扣无不如此。

以小成大。产业发展是一个动态历史进程。今天科技含量高、附加值高的高端制造业，有些就是从劳动密集程度较高的传统产业中升级而来的。

引导和支持传统产业积极拥抱数字化转型，拓展市场渠道，紧跟市场需求、不断创新、提高产品的附加值，传统产业就会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历史性机遇中焕发新生、赢得未来。

比如，诸暨袜业几次战略性转型，当地政府均扮演了重要角色。从2014年“六大专项整治”行动，强制关停3000余家不合规企业，到2019年“押宝”数字化和智能制造，通过补贴方式鼓励企业更换数字一体化袜机……在诸暨袜业遭遇瓶颈或面临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两难时，诸暨市政府及早谋划、主动出击，敏锐地抓住产业发展方向，服务企业、引导企业。鼓励企业科学创新发展，倡导竞争与合作。诸暨袜业在转型过程中不断抢占先机，在持续调整和适应过程中迈上一个个新台阶。

日本大名鼎鼎的小林制约第四代社长小林一雄，在《小池大鱼》一书中写道：“细分市场，深入挖掘，保持领先。”

这是小林制药逆势增长、保持世界领先的秘密。又何尝不是所有商业底层逻辑的相通之处呢？

参考文献：

[1].《强信心·走进百企丨小钮扣“撬动”大产业》新华网

[2].《“中国椅业之乡”浙江安吉加速转型出海》，中国新闻网

[3].《10分钟！央视《朝闻天下》聚焦“邵东打火机”》，邵阳市广播电视台

[4].《一粒小小的钮扣，让浙江这个小镇成为世界传奇》，超级乡村研究所

[5].《把小钮扣做成大产业|微观》，人民日报评论

[6].《大唐袜业！数智“破茧”，新质“成势”》，诸暨发布

[7].《聚焦丨制造业转型“诸暨样本”：一双袜子隐藏数字化密码》，中国袜业网

[8].《20多年前，我们差点被打火机卡了脖子……》，城市坦白局

[9].《吴婷：一条街道承包了全球1/3的袜子，凭什么？》，婷姐婷姐

[10].《家族·企业|1元打火机背后：邵东的产业崛起与成本控制策略》，家族世代

[11].《世界袜都的“三级跳”诸暨大唐袜业产业全链创新助推高质量发展》，图释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