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返朴 （ID：fanpu2019），作者：沃尔夫冈·吴林格

气候变暖对当代环境和人类生存构成了巨大挑战，这在学术界内可以说是主流观点（在此先忽略在公众中否认气候变暖的论调，那是另一个问题）。但是，学术界内也有另一种声音，比如文化史学家、德国萨尔大学历史系教授沃尔夫冈·贝林格(Wolfgang Behringer)在其著作《气候周期里的文明：从冰河时代到全球变暖》中提出，气候变暖并非一定是灾难。

多数人都认可我们正处在一个变暖时期，但许多人不知道的是，我们也正处在又一个大冰期的间冰期。地球的冷期和暖期是交替上演的，这深刻影响了人类的经济与社会文化，比如处在冷期的路易十六与很多同期君主自封为“太阳王”，而中国的明朝亡于小冰河。总体而言，寒冷期往往引发社会剧烈动荡，温暖期倒是有可能促进文化繁荣。比如，由于气候变暖，中国降水带北移，新疆戈壁变沙滩，西北有望重回塞北江南。

另一方面，无论处在哪一个气候周期，人类仍然发展出丰富多样的应对手段，并且从农业革命到工业革命直至今天一路向前。人类并非是大气候变迁的被动承受者。本书提出，如果换一种角度，我们可以乐观看待全球变暖。

下文经授权节选自该书第六章《环境罪与温室气候》。“返朴”旨在传播更多学术观点，不代表自身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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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25年2月）

撰文|沃尔夫冈·吴林格（Wolfgang Behringe）

解读气候变化成为一种新信仰

美国环保活动家、肯尼迪总统的侄子小罗伯特·肯尼迪在卡特里娜飓风发生不久后写道，密西西比州州长哈利·巴伯（HarleyBarbour）应当为此负责。作为布什总统竞选团队的成员之一，巴伯促使总统废除了克林顿时期的环境政策，并代表石油产业向总统施压，要求拒绝签署《京都议定书》，无视科学界关于气候变化正在发生的意见。但麻省理工学院学者在《自然》杂志发表的一项研究表明，这样极具破坏性的飓风频发与人为造成的气候变暖有关。美国对石油的依赖不仅引发了可怕的伊拉克战争，也带来了卡特里娜飓风。这场灾难让我们直观感受到，我们给后代留下了怎样糟糕的气候。最后，小罗伯特·肯尼迪援引了一位基督教正统派代表的说法：“作为共和党的标志性人物，帕特·罗伯逊（PatRobertson）在1998年曾提出警告，飓风将袭击上帝想要惩罚的每一个社区和城市。也许正是巴伯州长记在备忘录里的内容，让卡特里娜在最后时刻从新奥尔良转向，将它的主要破坏力转移到了密西西比河沿岸。”即便到了21世纪，人们也不忘利用“上帝对人类罪行的惩罚”这一说法。

“环境罪”使我们联想到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的罪恶经济学，这并非科学术语，而是一个宗教式的隐喻。这个说法在知名自然科学家的著作中反复出现，比如地质学家理查德·B.艾利（RichardB.Alley）关于历史上的气候变化的论文。虽然一直以来气候骤变并不鲜见，艾利也详细介绍了新仙女木期突然出现的降温，但他在注释中指出：“气候专家对于这种气候突变的原因仅有初步了解，但基本可以确定，大量排放温室气体等‘环境罪’会提高气候长期突变的风险。”艾利并没有在文中给出“环境罪”的确切定义，其他一些在标题中使用了这个概念的出版物也没有给出进一步解释。显然，这个话题已经超出科学范畴，进入了宗教范畴。从神学角度来看，罪即是触犯了上帝的禁忌，因此必须受到惩罚。在早期社会中，指出违背律法的行为是牧师的职责，现在这个任务似乎落到了气候学者身上。

关于自然失去平衡的谣言

除了“对上帝创造的世界犯下罪行”，另一个备受争议的说法是关于“自然之平衡”或者“气候之平衡”。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戈达德空间科学研究院院长、哥伦比亚大学地球学院教授詹姆斯·E.汉森（JamesE.Hansen）写道，全球变暖使得地球的能量平衡“出现倾斜”。但他忘了说明，他所认为的气候平衡出现在什么时候。是像已故的埃尔斯沃斯·亨廷顿（Ellsworth Huntington）所说的那样，美国东海岸的宜人气候孕育出复杂文明的时期吗？就算是全新世，气候也并不稳定。地球诞生以来的50亿年里，气候不断变化，未来仍然如此。因此，也可以说气候一直处于平衡中，因为根据定义，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只可能是平衡状态。

谈到“失衡”我们又进入了医学隐喻的范畴，这是气候学者和记者特别偏爱的。古希腊罗马时期盖伦（Galenus）医学理论将健康解释为4种体液的平衡状态，自然界的失衡也会导致“生病”。两位在不同领域与IPCC开展合作的物理学家称，近期的气候变暖就像发烧——温度上升，全球降水增加，极端天气增多，海平面缓慢升高。他们原本持有截然不同的观点，但在这一点上却达成了一致：“IPCC最重要的结论是，气候变化这种‘病’将进一步加重，对生态系统和社会经济体系产生双面影响……”

也就是说，地球生病了，需要医生。这种“气候病”的症状是体液不均衡、高烧，或者说目前体温只是略有上升，但医学上认为会转化为高烧。有人认为这样的隐喻几乎是胡扯，《大地温室》（DieErdeimTreibhaus）的编者就是其中一员。他在一篇编者按中满含歉意地写道：“对科学联系的理解依赖于想象、比较和隐喻……但想象有风险，隐喻可能并不贴切。隐喻有时是夸张的、有逻辑错误或者过于简化……因此要审慎比较。同时，这一点也适用于地球的‘气候病’。当我们希望通过想象的画面来帮助理解问题时，实际情况可能比想象的要复杂得多。”（图1）

人类世

2000年，荷兰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因茨马克斯-普朗克化学研究所（Max-Planck-InstitutfürChemie）前任所长，因大气化学和臭氧层空洞研究而闻名于世的保罗·克鲁岑（生于1933年）指出，我们不宜再使用“自然”气候阶段这个说法。自工业化开始以来——克鲁岑认为1784年蒸汽机的发明是工业化的起点，人类活动产生的示踪气体（主要是二氧化碳）极大地改变了地球大气层，以至于我们不得不面对新时代的开端。全新世已经结束，一个受人类左右的新时代来临：人类世。克鲁岑的观点有一个前提，即间冰期通常不会超过1万年。“人类世”的概念意味着这种“自然”节律被人为打破，寒冷没有如期到来，气候反而进一步变暖。

这种人为影响气候的理论很快发展到了令首创者震惊的地步。夏洛茨维尔（Charlottesville）弗吉尼亚大学教授威廉·F.拉迪曼（WilliamF.Ruddiman）提出，自然节律早在农业出现时就已经被打乱。通过冰芯研究，拉迪曼发现人类活动导致大气中的甲烷含量发生了变化，从而对气候产生影响。按照这一解释，近8000多年来甲烷含量变化应与米兰科维奇预测的太阳光照强度相关。空气中的甲烷主要来自沼泽，因此温暖潮湿的气候比干燥寒冷的气候更有利于产生甲烷。全新世暖期的顶峰过后，空气中的甲烷含量应该逐渐下降，约5000年前就开始加速下降。但事实上，从冰芯研究的结果来看只是略有下降，随后便再次上升。即便如此，拉迪曼仍然坚持认为他发现了大气中二氧化碳含量的不规律性，并证明自中石器时代以来人类逐渐剥夺了自然对气候的控制。

欧洲大陆和美洲大陆大片林地被焚毁、东亚开始种植水稻以及系统性的牲畜养殖产生了大量示踪气体，使大气富氧化；为季节性调节水资源而大修堤坝导致形成了许多沼泽。拉迪曼估计，到中世纪盛期人类活动引起的升温在2℃左右，其中一部分影响被全球变冷所“掩盖”。他的这一说法很难证实，也很难证伪。可以说，在拉迪曼看来，全新世和人类世在本质上并无区别。

全新世开始以来，人类活动对气候产生了显著影响——这一点乍看有些荒谬，因为1万年前的全球人口数量与现在相比可以忽略不计，早期大约只有750万，随后8000年里增长到了3亿。在这期间，人类借助一些初级的技术手段推动了农业的发展，也极大地改变了地球的面貌。由于开荒和耕种，欧洲大部分森林在青铜器时代就已被砍伐殆尽，近东、北非、远东和北美地区也是如此。在北美部分地区，印第安农民大规模排干沼泽，但这与拉迪曼的“甲烷说”相悖。地表景观的彻底改变对于气候而言就像一个大型试验，因为地貌会影响反照率和大气成分。

克鲁岑在回应拉迪曼时借力打力，用对方的观点强化了自己的观点。他提出，基本上人类世始于何时并不重要，不管是公元前8000年还是5000年，因为毫无疑问自新石器革命以来人类对环境产生了空前的影响。但另一点也很明确：200多年来工业革命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影响，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逐步推进。这一时期全球人口增加了10倍，达到60亿；牛的存栏量大约在14亿，可能也是有史以来的最高值。1950年前后，情况再次出现转变，人类对自然的影响达到了超乎想象的程度。20世纪末，全球约有30%~50%的陆地由于砍伐、农业、畜牧和建筑活动发生了变化。20世纪中期以前，人类对环境和气候都产生了影响；自那以后，人类活动逐渐在地球系统的各个组成部分——大气、陆地、海洋和滩涂中发挥主导作用。对于气候而言也是如此，农业活动、氮肥和化石燃料的使用所排放的温室气体超过了自然活动可能产生的总量。如果要建立一个人类世的分阶段模型，新石器革命可能是第一阶段的起点，工业革命是第二阶段的地点，第三阶段则始于1950年前后人类对地球系统的作用“骤然加快”。第四阶段可能在21世纪出现，希望这一阶段的特点不会是人类进一步消耗自然资源和造成环境污染，而是负责任地与地球系统共处、控制人口增长以及主动管理环境。

拉迪曼关于人类世的阐述，使人们关注的焦点从当前种种令人恼怒的现象和修正对未来的模糊预测，转移到关于人类历史的讨论上来。人们开始热烈探讨全球变暖的起源，以及农业社会以来温室气体持续增加是否导致寒冷期缺席。在此过程中人们发现，这场讨论深刻触及了问题的本质，因此很难轻易得出结论。

保护自然还是保护人类

1969年人类登月成功之后，掀起了历史编纂和气候研究的热潮，因为人们看到了地球生态系统的脆弱性。此后，保护自然和环境变得越来越重要，甚至发展出了一个产业。各种环境协会和机构十分活跃，专业程度不亚于跨国集团公司。与此同时，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全球变暖的担忧超越了以往对森林死亡和臭氧层空洞的关注。除了工业面临严厉谴责，有史以来第一次每一位终端消费者都成了责任人。事实上，每个地球居民确实都有过错：无论是南非焚林开荒的布须曼人，阿根廷养牛的大农场主，还是巴厘岛种植水稻的农民，或者是坐在办公室里吹着空调的银行家。

当我们在这样的背景下讨论环境和气候保护时，必须明白问题的核心究竟是什么。地球已经存在了超过50亿年，种种证据表明，无论人类怎么做它还会继续存在50亿年乃至更久。地球历史上的气候一直都在变化，从灼热的地狱星球（冥古宙）变成冰天雪地（“雪球地球”）。过去50亿年里，大部分时间温度都比现在高得多，只不过在近百万年里气候才格外多变——升温和降温都是如此。每一次气候变化都会影响到地球上的生命，但自然是不讲道义的。有的动植物喜暖，有的则喜凉，有的喜湿，有的喜干。对于自然来说，生态系统的任何变化都是中性的，因为对某一方面有害的变化，对另一方面可能有利。在自然面前，谁能以裁判员自居呢？

人类为保护自然所做的努力是比较保守的：“自然保护者”想要保持的不是“自然”，而是他们所适应的某种特定的“自然”，那是一种与其他任何环境同样“自然”（或者说“非自然”）的生态环境。这样的“自然保护”与其说是以自然为中心，不如说是以人类的舒适感为中心。许多自诩关心气候的中欧居民一边担心全球变暖，一边去往更温暖的地方度假，避开本土的低温和雨水，其中的矛盾之处可见一斑。自然的回归，例如2006年夏季野生棕熊“布鲁诺”的出现（译者注：2006年5月，一头棕熊出现在德国巴伐利亚州和奥地利的边界地区，这是过去171年里德国境内首次出现野生棕熊，巴伐利亚州政府出于安全考虑将其射杀。），对于当事人而言首先会激起防御反应。在气候问题上也是一样。大肆宣扬“气候保护”只不过是为了掩盖对变化的恐惧。在目前已经受到气候变化冲击的地区，例如高山和极地地区，物种多样性会越来越丰富，自身局限性太强的物种将会灭绝。这不是道德问题，而是生物进化。

需要强调的是，自然保护的必要性并无争议，但我们始终要清楚，究竟该保护什么、如何保护。保护濒临灭绝的物种必须作为第一要务，这一点人人都应该明白。但同时我们还要问一问，北极熊濒危是由于气候变暖，还是由于人类居住、农业和工业活动对北极地区的开发呢？事实上这两大进程我们都无法阻止，也许只能“望洋兴叹”。如果北极熊真的来到大街上，大概也和出现在前院里的布鲁诺一样危险。北极的动物和非洲或亚马孙流域的动物一样，都面临生存威胁。我们需要认真思考，如何在人类居住地不断扩张的同时保障它们的存续，而不仅仅是让它们待在动物园里。

废气是否引起温室效应，或者气溶胶导致气温下降，这些与解决空气污染确实没有关联。但在人口如此稠密的地球上，要完成迁徙可不像新石器时代那样简单，可能会引发诸多争端。因此，国际社会必须重视气候变化问题，一方面充分做好应对的准备（适应），另一方面避免情况进一步发展（减缓）。如果像以前一样在两种策略中偏废一方，是毫无意义的。

气候政策成为21世纪的挑战

经过一代人的研究，关于全球变暖这一事实以及人类活动在其中的作用，科学家们已经达成了广泛的共识，分歧主要存在于对这些成果的具体解读上。詹姆斯·洛夫洛克的盖娅假说中包含着“乐观生态学”，即把地球比作盖娅女神，通过自然调节来保持恒温，这一说法现在已经很难获得认同。部分气候学者坚持认为，人类即将进入下一段冰期。理查德·艾利一直提出疑问，既然历史上间冰期都没有持续超过1万年，作为近1万年来最寒冷的时期，当前小冰期究竟是不是进入新一轮大冰期的第一步？有人从中得出了一个不那么政治正确的结论：人类活动引起的气候变暖是一件好事，因为它能阻挡冰期来临的脚步。但反过来也有人提出，如果温度不仅超过了多年均值，而且抵消了气候悄然变冷的影响，是否说明实际情况比我们预计的要严重得多呢？

大部分学者认为，全球变暖是后代将要面对的首要问题。对于政治实际而言，人为因素对气候变暖的影响已经无须赘述。首要的是，针对其产生的原因和影响采取相应的解决措施和预防手段。许多应对措施成本并不高，有的即使在不考虑气候变化的情况下也有实施的必要性，比如削减化石燃料的隐性补贴，减少有害健康的废气排放，保护森林，提升保温隔热性能。有一些措施不必等待国际组织或政府来推行，而是可以在地方层面实施，甚至从一家公司、一户家庭开始做起。美国许多城市已经认识到这一点，它们在联邦政府的规定之外实施地方性的气候政策。另一方面，成本低廉、简便易行的改变毕竟效果有限，通过国际合作推行更加有效的措施迫在眉睫，启动相关谈判有利于国际社会在需要采取关键举措时从容应对。

参照小冰期的例子，即使气温上升幅度不大，也会引起生态环境的巨大改变。尽量降低新增碳排放，维持全球排放量的稳定刻不容缓。德国联邦政府全球环境变化科学顾问委员会将这一目标值设定在450ppm，折算成全球地面温度均值增幅大约是2℃。只要在目标值以内，就不至于发生更大的灾难；一旦超出，后果无法想象。因此，政策制定者面临着挑战。减排问题无法在国家层面得到解决，情况相当复杂。但如果人类已经对地球气候系统造成了影响，就必须共同应对这一挑战。“挑战与回应”——这是阿诺德·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讲述文明兴衰时所使用的范畴，至今仍有借鉴意义。气候变化是我们这代人面临的挑战。我们如何应对，影响的不是世界的福祉，而是人类自己的福祉。

地球寿终正寝——暂未

这本书从太阳系的诞生开始讲起，到这里也差不多接近尾声。从地质学的维度来看，人类历史十分短暂——相对于50亿年来说，过去的3万年算什么呢？而且按照地质学家的说法地球还会再存续50亿年，相比之下，我们对未来3代的规划又算什么呢？波茨坦气候影响研究所描绘的地球毁灭路线图是这样的：大约8亿年后平均气温将上升到30℃，但二氧化碳含量将大大低于当前值和末次大冰期的水平，所有高等生命形态全部消失。约12.5亿年后，气温上升至40℃，16亿年后上升至70℃。至此光合作用失效，我们所知的一切生命体都将失去存在的基础，陆地上只剩下裸露的石块。一旦平均气温超过水的沸点，海洋会开始蒸发；如果继续升温，板块构造将发生改变。35亿~60亿年内，地球将持续膨胀，温度将超过1000℃。在这样的环境下，大气层逃逸，岩石融化，地球回归到初始状态——一颗地狱般灼热的星球。

不过目前我们还没有走到这一步，与上述极端情况相比，当前的升温幅度还很小（图2）。许多历史事例表明，对于文明而言，寒冷和干旱是更大的敌人。从小冰期的气候文明史中我们已经看到，平均气温的微弱变化也会带来巨大的影响，并且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并不是均匀分布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方兴未艾，格陵兰岛的维京人却销声匿迹。2003年，百年未遇的酷暑导致法国数千名老人由于中暑或脱水而丧命，如果预防得当，原本可以避免。同时期的奥地利、德国和瑞士就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在空调环境下或者海边，炎热也不足为惧。全球变暖要求人类提高适应能力并及时作出调整。我们很希望听到另一种消息：由于冬季气候变得温和，死亡人数、失业人数、患病人数减少。哈拉尔德·马丁斯坦（Harald Martenstein）对环保主义者的矛盾之处做出了精辟总结：“当地球上某个地方物种数量减少时，他们便大声呼救；但如果另一个地方物种增多，他们也觉得有问题。”

图2根据最新深海钻探研究绘制的近200年全球气温变化图。曲棍球棒曲线（图0.2，见本书导言部分）出现在哪？这对于“气温取决于二氧化碳含量”理论（图5.5）意味着什么？图中计算出的气温变化与IPCC1990年的预测（图0.1，见本书导言部分）十分接近。|图源：本书第六章

约阿希姆·拉德卡（JoachimRadkau）在给同事的信件中写道：“对于许多环境史学家而言，气候是最令人担忧的不明因素。如果要在环境史中找寻道德和启示，气候毫无疑问是一种干扰——至少在久远的历史上，人类对气候还未产生影响之时是如此。”但即使是在人类活动引起全球变暖之后，道德问题也很难解答。当代牧师所说的“环境罪”，无论对阿根廷的牧场主、印度尼西亚的稻农，还是得克萨斯的石油公司、亚洲的火电厂都应一视同仁。宣扬“负罪文化”的思想家不仅希望人类悔过，还要以气候变化受害者的名义实施惩罚。但从法律角度，只有达成普遍共识或者借助一个“生态斯大林主义”的国际政府才能实现——但愿不要。目前，全球最主要的几大排放国仍然没有加入碳排放权交易；部分目光深远的国家在着力减排，希望这样的国家越来越多。

如果真如气候学者所说，气候系统存在惯性，我们就不必期待奇迹出现。即使世界各国争相减排，废气排放大幅下降，地球仍然会继续升温。这听起来令人不快，但比起之前关于小冰期即将到来的预言要好得多。寒冷期往往会引发社会剧烈动荡，温暖期倒是有可能促进文化繁荣。如果说我们可以从文化史中学到什么，那么应该是：人类可能是“冰期的孩子”，而文明却是暖期的产物。新石器革命和古老的高度文明诞生都发生在比现在略微温暖一些的时期。按照IPCC的最新预测，21世纪我们将再次经历类似的暖期。届时阿尔卑斯山脉冰川消融，但南极不会。我们可以节省取暖费，减少对化石能源的需求。沙漠将会如何呢？真的会扩大吗？大西洋期时，更多的水进入大气层水循环，一度将撒哈拉沙漠变成了沃土（图2.2，见本书第二章）。

未来很难预测，正经科学家要当心变成诺查丹玛斯（Nostradamus）那样的神棍。计算机模拟技术只不过是“假设前提+数据输入”，它只能模拟期望，而非未来本身。自然科学的历史也充满了理论谬误和虚假预测。了解自然科学各种测年法的缺陷很重要。通过碳14或其他物理方法得出的精确年代必须进一步“校准”，才能成为可用的数据。具体而言：只有通过历代编年史才能确保自然科学的“精准”。“社会科学年”时有人曾说，社会科学家不习惯这样低的精准度。自然科学家以百年计算时间，历史学家则以天、小时或分钟计算。我们对自然科学的精准度不应抱有过高的期望。

一部气候文明史，以及研究气候变化对文化和社会的影响表明我们已经掌握了文化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并且，对于从社会档案而非冰芯或深海泥浆中获取的数据，我们也予以采信。

事实反复证明，将历史和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相结合收效很好。从气候的文明史可以看出，气候一直在变化，社会必须采取相应的对策。末日论式的预言没有任何作用，这一点我们不需要回顾猎巫活动或者古埃及王国的覆灭就能明白，只需将20世纪70年代应对全球变冷的计划与现在应对全球变暖的方案对比来看。气候学者谈论气候史时应当适度，谈及文化和社会方面时则应当保持谨慎。

气候会变化，也一直在变化。我们如何应对是个文化问题，了解历史能够有所帮助。气候变化通常被视为威胁，冒牌预言家和道德卫士一直想要从中牟利。我们不能把解释气候变化的权力拱手让给对文明史一无所知的人。人类不是被动承受生存环境变化的动物。气候变化为近代史带来了积极影响，如果当前的气候变化长期持续下去（暂时看起来是这样），我们唯有保持冷静。世界不会因此毁灭，如果地球变得更暖和，我们将逐渐适应。就像一句古典拉丁谚语所说的：时代在变，时代中的人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