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日，英国生物学家、动物行为学家珍·古道尔去世，享年91岁。这位人类史上最伟大的女性之一，“达尔文之后最伟大的动物学家”，为兴趣奉献了自己的一生。

在现实中，经常会有人借用那句“世上只有永恒的利益”，以此否定良知、契约、道义和信仰。他们忽视了这句话最初的语境，将之套用于人类生活的每个层面。当人们将利益视为一切，上至权力寻租，下至鸡毛蒜皮抢打折鸡蛋，都充满着“斗争”时，他们并不知道世界上真的有“人类之光”存在。

1895年，德国物理学家伦琴发现X射线，面对潜在的医学和工业价值，以及随之而来的超出想象的财富，他却拒绝申请专利，认为这是全人类的礼物，任何国家的科学家和医生都应该自由使用它。从此，医学和粒子物理学都跨入新阶段。

同样在19世纪末，特斯拉发明了交流电系统，他竟然撕毁了早已签下的专利合同，放弃了巨额专利费（据估算相当于今天的三千亿美元）。交流电得以普及，人类文明进入新阶段。

1921年，弗雷德里克·班廷和助手查尔斯·贝斯特成功提取出胰岛素，糖尿病不再是绝症。它的潜在商业价值之巨大，傻子也能看得出来。但班廷等人为了尽快和尽可能便宜地挽救全球糖尿病患者的生命，却以1美元的象征性价格，将生产专利出售。班廷曾说“胰岛素不属于我，它属于世界”，无数人因此获救。

1955年，乔纳斯·索尔克发明了第一支有效的脊髓灰质炎（小儿麻痹症）疫苗，全球为之受益。当被问及专利归属时，他的回答是“没有专利。你能够为太阳申请专利吗？”他认为这项医学成果应该不受商业壁垒阻碍，惠及所有人，因此放弃了成为亿万富翁的机会……

很多人的智识与逻辑，加上他们从小接受的丛林法则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教育，已经让他们无法相信人类有真正的文明存在。

但事实上，这种文明不仅仅存在于某些伟大人物身上，也存在于文明社会的普通个体之中。起码，真正的文明社会，不会担心倒地老人会讹钱。

珍·古道尔就诠释了这种文明和伟大。

近年来，“人类是否将地球搞得更糟糕”是一个热门话题，有人甚至认为，人类智识是进化史上最大的错误，是一个正在危及这个星球上所有生命的错误。珍·古道尔并不赞同这个观点，她坦言“我们确实把事情弄得很糟糕，但不是智识本身，而是我们使用智识的方式造成了糟糕的结果。由于混合了贪婪、仇恨、恐惧和权力欲望，我们以一种不幸的方式使用了我们的智识。”

她也对未来抱有希望：“我们既然有足够的智慧制造出核武器和人工智能，当然也能够想出办法来治愈我们对这个可怜的古老星球造成的伤害。实际上我们已经越来越意识到我们造成的后果，并且开始运用我们的创造力和新发明来修补损伤。如今已经有了很多创新性的解决方案，包括可再生能源，再生农场和可持续农业，还有与地球相协调的饮食结构转换等，这些都指向创造一种新的行事方式。作为人类个体，我们也认识到需要减少自己的生态足迹，并且已经在思考如何去实现这一点。”

直至人生最后一刻，这位一生扎根于荒野的女性，仍然坚信着人类的希望所在，并为人类曾经犯下的错误寻找弥补办法。

珍·古道尔的人生，满载着理想主义的光辉。1934年4月3日，她出生于英国伦敦，从小就对自然、动物和动物行为极有兴趣。

一岁生日时，珍·古道尔的父亲送给她一个朱比利——巨大的绒布大猩猩玩具娃娃，为了庆祝在伦敦动物园诞生的第一只大猩猩朱比利而设计。珍·古道尔在基督教伦理下的家庭环境中成长，但家人从未向她灌输宗教，也从未强迫她去教堂和餐前祈祷。

家人真正教会珍·古道尔的，是勇敢、诚实、仁爱、忍耐这样的价值观。她曾经回忆，自己十岁时就想去非洲，想写关于野生动物的书，“别人都嘲笑我，但妈妈支持我的梦想”。她的妈妈曾说：“如果你真的想做这件事，你必须非常非常努力，利用每一个机会，只要你不放弃，你肯定会找到实现梦想的路径。”

1939年，珍·古道尔的父亲带着全家迁居法国，二战爆发后回到英国居住。英国对德宣战后，父亲参军，珍·古道尔住在距离英吉利海峡只有几分钟路程的白桦山庄。少年时期，她经常在家中庭院的榉树上读书，还要求外祖母把这棵树交给她继承。

完成高中教育后，珍·古道尔因为家庭经济条件所限，无法入读大学。1952年离开校园后，珍·古道尔尝试过许多工作，如秘书和电影制片助理等。1957年，她为了实现进行动物研究的夙愿来到肯尼亚，并与著名人类学家、发现了“能人”头骨的利基相识，后者给了她一份旨在揭示原始人类行为模式的灵长类动物研究计划。

1960年，珍·古道尔在接受了利基博士对她进行的野外技能考察后，启程到坦桑尼亚坦噶尼喀湖畔的贡贝河自然保护区进行黑猩猩研究计划。她最初并不被人们看好，质疑者认为她没有接受过系统科学训练，而且成长在都市，无法应对非洲丛林的严酷环境，最多撑不到三个月。

出乎人们意料的是，珍·古道尔扎根非洲丛林，并取得惊人成就。她的野外研究显示，黑猩猩会使用工具（将植物茎秆伸进蚁穴探测、用树棍伸入水中捞取食物），也会制造工具（从植物茎秆上除去树叶）。这一发现打破了长久以来“只有人类才会制造工具”的观点，为人类学和动物行为学的研究引入了全新资料。

1965年，珍·古道尔凭借这一发现获得剑桥大学动物行为学博士学位。此后她并没有留在舒适的城市和实验室，而是回到坦噶尼喀湖畔的贡贝河自然保护区，利用获得的捐助建立了贡贝研究中心，专门进行黑猩猩的研究。这家研究机构也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对黑猩猩连续进行近50年野外观察的研究所

珍·古道尔还通过研究发现，黑猩猩并非此前人们所认为的温驯食草动物。它们有时会结成群体有组织地对其他小型哺乳动物进行狩猎，不同群体黑猩猩之间还会发生战争，在战斗中还会使用武器，有些黑猩猩甚至有袭击和残杀同类的行为，这种行为有时甚至仅仅为了取乐，而此前学术界一直认为战争和同类相残只是人类独有的行为。古道尔还发现黑猩猩社会中有森严的等级制度，每只黑猩猩都有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他们为争取社会地位而进行的明争暗斗丝毫不逊于人类。

没有受过专门科学训练是珍·古道尔的“先天不足”，但却也成为她的特色，因为这让她的研究没有遵循人类学研究的一般模式。她深入黑猩猩社群，为每只黑猩猩取名，观察它们的日常活动，也让普通人更为关注黑猩猩的保育。

1977年，珍·古道尔建立珍·古道尔研究会，致力于推进全世界范围的野生动物保育和环境教育计划。1984年，她又主持成立动物庇护所和黑猩猩动物园，前者用于收养那些由政府没收的被走私的幼年黑猩猩，后者则主要收留那些遭到非法捕猎的黑猩猩，同时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类人猿研究基地。

1991年珍·古道尔创立“根与芽”环保组织，为宣传可持续发展、保护自然世界而奔走全球。她曾说“我的家在飞机上”，每年会花费300天的时间在全世界演讲，剩余的65天与妹妹朱迪住在英国伯恩茅斯的老宅里。她坦言：“我可以为拯救森林和黑猩猩牺牲自己，可是如果我们的下一代无法胜任这个工作，那么我们的努力都毫无用处。我对‘根与芽’的工作如此用心，正在于此”。

在漫长的动保历程中，珍·古道尔留下无数令人动容的镜头。她在刚果共和国的特希雷岛建立的钦潘加黑猩猩康复中心，主要收容因非法猎杀而失去家人保护的幼年黑猩猩。在一段视频中，一只名为旺达的雌性黑猩猩在被放归野外前，用一个无比温柔和长久的拥抱表达着对古道尔的感激，留下动物保护历史上的经典一幕。

这是一段传奇人生，是一段为爱和梦想而活的人生，同时也是艰难的人生，因为尽管誉满天下，珍·古道尔仍要面对野外的种种危险和不便。但她始终保持乐观，就像她说过的那样：“乐观主义者认为这个世界是所有可能存在的世界中最好的，而悲观主义者害怕乐观主义者说对了。”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文艺界入殓师，作者：叶克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