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久以来，美国一直被许多人视为“民主灯塔”。它不仅在制度设计上强调权力分立与制衡，更以新闻自由、言论开放、活跃的公民社会，塑造了一个几乎成为普世价值代名词的形象。

冷战时期，西方世界以美国为代表的民主制度，甚至被描绘成与极权主义截然对立的文明高地。对于很多天朝群众而言，“美式民主”也曾是一个充满想象力的参照物：那里有自由的大学讲堂、批判性的媒体、独立的司法与充满活力的公共辩论。

然而，今非昔比，时过境迁。

大西洋月刊最近发表了一篇文章，《美国的僵尸民主》，揭示了另一幅图景：民主的外壳依旧存在，但内部已经被权力、冷漠与技术掏空。选举仍在进行，却不再公平；法院还在运作，却往往迎合权力；媒体并未沉默，却因恐惧和收买而逐渐失声。

美国的公民社会在表面上延续，但实际上如同“僵尸”般苟延残喘。这种“看似正常”的威权主义比传统的极权更危险，因为它让人难以察觉自由的流失。

更严重的是，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与这种趋势交织在一起。AI不仅重塑了人们获取信息和理解世界的方式，还可能进一步削弱了人们的独立思考、公共参与和人性深度。

当政治威权与技术霸权结合在一起，民主制度就不再是抵御专制的盾牌，而可能蜕变为维持控制的工具。

对很多有心人来说，这种转变不仅仅是“美国的危机”。它意味着那个曾经被寄予厚望的民主灯塔，也正在失去光芒；也意味着人类社会发展的一场整体危机。

也许我们应该重新思考：在信息极化、算法操纵、社会冷漠的时代，真正能守护自由的，不是一种制度的外壳，而是每个人是否有愿意并且有能力去思考、去表达、去承担。以下为编译内容：

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威权（authoritarian）国家。

今天早上，我带着我的狗在公园里照常散步，晨光熹微，草叶上的露珠在我的靴子上闪闪发光，那时我并没有这种感觉。当你在星巴克点一杯冰摩卡拿铁，或是看着爱国者队输给钢人队时，你也不会有这种感觉。日常生活的常态持续不变，这让人迷失方向，甚至无所适从。

然而，这却是事实。

我们脑海中关于威权主义的印象，大多来自20世纪：穿着长筒靴、踢着正步的军人，高呼政党口号的群众，街道两旁挂着领袖的巨幅画像，地下室里秘密召开的反对派会议，光秃秃灯泡下的审讯，以及行刑队执行的枪决。类似的情形今天依然存在——在某些国家。但如果这篇文章让我在美国被投入监狱，我会感到惊讶。

21世纪的威权主义看起来不同，因为它本质上就不同。政治学家们试图为其寻找新的术语：非自由民主（illiberal democracy）、竞争性威权主义（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ism）、右翼民粹主义（right-wing populism）。

在匈牙利、土耳其、委内瑞拉和印度等国家，民主制度并未被推翻，也非一夕崩溃，而是逐渐受到侵蚀。反对党、司法机构、媒体和公民社会团体并未被摧毁，但随着时间推移，它们失去了生命力，如同僵尸机构（zombie institutions）般苟延残喘，制造出民主依然存在的假象。

民主与专制之间模糊的界线，是现代威权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我们如何知道自己已经跨越了这条界线？

这类政权有宪法，但已被拔去牙齿。选举照常举行，但已不再真正公平或自由——执政党控制着选举机器，如果结果不理想，就会受到挑战，并可能被推翻。公务员要想保住饭碗，需要证明的不是自己的能力，而是对领袖的个人忠诚。

独立的政府官员被解雇——检察官、监察长、联邦专员、中央银行行长，其职位则被交予马屁精。由执政党控制的立法机构，沦为行政部门的橡皮图章。

法院仍在审理案件，但法官的任命依据是其政治观点，而非专业知识。他们的判决意见，尽管披着中性法律术语的外衣，却总能如领袖所愿，为其最不自由的政策背书，并使其免于问责。法治沦为对朋友的施恩和对敌人的迫害。三权分立原来只是一纸脆弱的君子协定。对领袖的权力已无任何有意义的制衡。

这些政权是由某种意识形态驱动的吗？它们会为了某个万能的“主义”而牺牲一切吗？令人怀疑。它们没有意识形态，只有空洞的口号。

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一样，曾是一种严肃的意识形态——它动员了20世纪一些最先进国家的人民，让他们抛弃自由，挨饿受苦，为斗争和战争献出生命。法西斯主义的严酷性足以堆积起一座尸山。

今天的威权主义不会激励人民为祖国建立英雄功绩。领袖及其亲信，无论在朝在野，都利用职位来维系权力和中饱私囊。腐败变得司空见惯，以至于被视为理所当然；公众变得麻木，在任何其他时代都会引发众怒的违背道德准则的行为，如今却几乎无人关注。

该政权没有关于纯净国度里无阶级或等级社会的乌托邦幻想。它不靠战争来壮大。事实上，它对人民的要求极少。在重要的政治时刻，它会煽动仇恨来动员其核心支持者，但其首要目标是让大多数公民变得消极被动。如果领袖的演讲变得无聊，你甚至可以提前离场（在纽伦堡可没人敢提前走）。

21世纪的威权主义，用充足的卡路里和炫目的娱乐来让公众安于现状。其主导情绪并非狂喜与愤怒，而是冷漠与犬儒。由于大多数人仍期望某些权利得到尊重，公然的极权主义镇压机制得以避免。最有效的控制工具是分散注意力、制造混乱和挑起分裂。

这些政权通过将选民分化为“我们”和“他们”来发展壮大。

“我们”被定义为“真正”的人民——通常是工人阶级、农村居民、受教育程度较低者——他们自认为是国家的传统支柱，也是全球化、移民、科技、以及关于种族和性别认同新观念等经济社会剧变的受害者。

“他们”则是从这些变化中受益的精英，他们对国家及其传统毫无忠诚可言，还包括精英们用来破坏民族生活方式的外国人和少数族裔。领袖直接代表人民，体现人民对抗敌人的意志。作为民族的捍卫者，他声称有权逾越任何法律或其他障碍。他所做的一切就是法治。

久而久之，社会被掏空了。参与公共事务的公民组织因害怕引起不必要的注意而不敢过于政治化。大学、教会、非政府组织（NGO）和律师事务所为了博取国家的好感而选择沉默，因为国家对它们拥有巨大的财政和监管权力。

媒体并未被噤声，但受到煽动性言论、调查和诉讼的恫吓，记者们不得不时刻掂量某篇报道或某个观点可能带来的负面后果。随着时间的推移，主要媒体落入领袖朋友的控制之下，只留下少数独立媒体为追求真相而苦苦挣扎。

威权政权及其盟友，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上发布铺天盖地的谎言，制造对真相的极大不确定性，以及对传统信息来源的极度不信任，以至于公众束手无策，选择置身事外。

当双方的党派支持者在无休止的算法注意力争夺战中使用煽动性语言时，那些并非特别投入或知情的普通人变得麻木和疲惫。而这种社会环境，使得威权者无需诉诸恐怖手段即可施加控制。无法知晓真相，我们便有丧失自由的风险。

政治哲学家汉娜·阿伦特在临终前曾说：“如果每个人总是对你撒谎，其后果并非是你相信了谎言，而是再也没有人相信任何事情。一个再也无法相信任何事情的民族，无法做出自己的决定。它不仅被剥夺了行动的能力，也被剥夺了思考和判断的能力。而对于这样的民族，你便可以为所欲为。”

这些就是现代威权国家的特征。如今，这个国家的每一寸土地上都存在着这些特征。

对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权力的制衡，无论是在法律和宪政框架内，还是在更广泛的社会层面，都已变得如此薄弱，以至于他几乎可以为所欲为。他派出蒙面警察，在没有合理逮捕理由的情况下将人们从街上抓走，让他们消失在秘密监狱，再将他们遣送到任意国家。

他解雇经验丰富、爱国的公务员，换上不合格的马屁精。他以豪华飞机或“Meme币”的形式，公开接受来自外国和美国商业利益的贿赂。他命令媒体公司停止批评他，否则后果自负——许多公司照做了。

其中一些行为虽被下级法院法官暂时阻止，但最高法院却在一桩又一桩案件中，使自己成为阻碍总统问责的防火墙，而共和党领导的国会则欣然接受自身的无能。有时，对特朗普权力的唯一制约似乎就是他自己的注意力持续时间。

一件小事可以揭示一个国家真实状况的大背景。上周我在俄亥俄州做讲座，晚餐时一位教授提到教育部最近的一封信，信中宣布联邦半工半读（work-study）资金将不再涵盖无党派的公民工作，例如选民登记，因为这属于“政治活动”。

政府为这项禁令辩解称，半工半读工作应“尽可能提供与学生学习课程相关的真实世界工作经验”。但正如那位教授对我所说：“对于主修政治学的学生，或任何学习成为自由社会积极公民的人来说，无党派的选民动员就是‘与学习课程相关的真实世界工作经验’。”

特朗普政府不仅在利用联邦资金要挟高等教育机构，压制其不喜欢的思想和政策，它还想阻止任何不受其控制的公民行动。

第二天早上，一位当地图书管理员告诉我工作中发生了一件令人不安的变化。镇上的图书馆通常很嘈杂，但在查理·柯克（Charlie Kirk）遇刺后的几天里，人们突然开始窃窃私语。全国各地，共和党民选官员和网络打手正在创建言论罪犯的黑名单。

副总统J. D. 万斯建议，应暂停宪法第一修正案对学术思想错误者的保护。特朗普则威胁那些对他和柯克不够尊重的记者和喜剧演员。一股寒意悄然而至，就连俄亥俄州小镇图书馆的读者也担心被别人听到谈话。

这种精神氛围比华盛顿发生的任何事情都更能说明问题。你可以在中枢神经系统中感受到威权主义的降临：震惊、怀疑、恐惧、麻痹。熟悉的规范和规则日益瓦解，但最终后果尚不明朗，美国人不知道如何评估危险。

我们没有在威权主义下生活过。自内战前夕以来，我们从未经历过如此持续的极化和尖酸刻薄。在麦卡锡时代，许多人的事业和生活被毁，但白宫并未亲自领头追捕。

然而，开国元勋们一再警告威权煽动者的出现。他们制定了一部自认为能最好地抵御这种人物的宪法。1838年，年轻的亚伯拉罕·林肯说，共和国永远不会被外力推翻：“如果毁灭是我们的宿命，我们必须亲手成为其始作俑者。作为一个自由民族，我们要么永世长存，要么死于自杀。”

事情怎么会发展到这一步？我们怎么让它发展到这一步？因为这不仅仅是别人对我们做的，也是我们对自己做的。

19世纪30年代来到这里研究这种新政体的法国贵族亚历西斯·德·托克维尔写道，维持美国民主的关键，除了该国的自然优势和财富，除了其宪法和法律的智慧，还在于其人民的“民情”（mores）：他们的习俗和思想；他们的选择；他们对公民生活的积极参与；他们克制、负责和宽容的情感能力——托克维尔称之为“心灵的习惯”（habits of the heart）。这些习惯需要后天习得和实践，而且学得快，丢得也快。

从许多方面来看，民主并非一种自然的政体形式。纵观人类历史，它一直是例外。大多数社会都曾被，或允许自己被，单一阶级、派系或个人统治。全体人民的自治是反直觉的，就像容忍令人反感的言论自由一样，而且非常困难。

沃尔特·李普曼曾写道：“人们几乎愿意做任何事，就是不愿自我治理。他们不想要那份责任。”

今天，在公共生活中，尤其是在社交媒体这个地狱般的地方，我们的心灵习惯往往是无节制、不宽容、充满鄙夷的。在大型科技公司令人上瘾的算法帮助下，我们已经丧失了自治的艺术——思考和判断的能力；对话、辩论和妥协的技巧；以及对基本自由价值观的信念。

五年前，在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抗议活动期间，我参与撰写了一份相当温和的声明，捍卫开放探究，由超过150位作家、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签署。声明没有使用“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一词，但批评了这种现象。

声明在《哈泼斯》（Harper’s）杂志发表后，几乎立刻就成了“臭名昭著”的《哈泼斯》信函——遭到记者和学者们的猛烈谴责，称其为精英们的故作姿态和为偏执行为找借口。这股辱骂的洪流来自左派，他们不再相信开放探究。而右派则对左翼的清教徒大发雷霆，宣称自己是言论自由的斗士，即使——尤其是——是仇恨和谎言的言论自由。

自特朗普重返白宫以及柯克被谋杀后，角色完全颠倒了。不久前还精于利用暴民压制言论的左派，现在（理所当然地）对特朗普政府自上而下的取消文化感到愤怒。与此同时，那些曾经的言论自由绝对主义者——特朗普、万斯和斯蒂芬·米勒（Stephen Miller）——已成为思想罪的最高刽子手。

如果今天再写一封新的《哈泼斯》信函来捍卫开放探究的价值，许多当初最激烈的批评者会争相签名。在言论自由问题上的虚伪，正是使威权主义成为可能的民主衰败的症状。

与此同时，政治暴力如同一场黑色风暴在全国各地升起，在宾夕法尼亚和明尼苏达，在华盛顿、旧金山和亚特兰大，现在又到了犹他。当查理·柯克与一群大学生辩论时，那颗杀死他的子弹，代表了民主最糟糕的一种失败——用子弹压制言论。罪责只应由枪手承担。

嫌疑人在给室友兼伴侣的短信中写到柯克：“我受够了他的仇恨。有些仇恨是无法通过协商消除的。”于是，他抹去了那条将言语与行为分开、防止我们自我毁灭的界线。

我们堕落的话语体系与这场暴力袭击的流行之间的关系，并非简单或直接。在一个公共广场上，一小部分美国人分裂成相互憎恨的阵营，在渴望权力的领袖和追逐利润的影响者的恶意蛊惑下，常态化地将对方非人化——这显然为一些迷失的灵魂越界杀人提供了温床。

但大多数美国人仍然懂得言语和暴力的区别。大多数人对柯克的遇刺感到震惊和悲痛，并对即将到来的恶性循环感到恐惧。大多数人仍然理智、体面，不希望看到他们的对手被杀，也不想要内战。

然而，算法极化的逻辑似乎无法逃脱。

在刺杀事件发生后的几小时内，一些人不出所料地在网上为柯克的死辩护，甚至庆祝。然后，特朗普政府做了一件在肯尼迪（JFK）和马丁·路德·金被杀或里根遭枪击后从未发生过的事。它利用一桩可怕的罪行作为借口来压制异议、粉碎反对派——这正是一个威权政权会做的事。

上周日，当成千上万来自全国各地的人聚集在亚利桑那州纪念柯克时，一场宗教仪式变成了一场由国家支持的、宣扬强硬基督教民族主义（Christian nationalism）的集会。柯克泪流满面的遗孀埃丽卡（Erika）原谅了凶手，但总统高级顾问米勒却龇牙咧嘴、脖子青筋暴起，誓言要对无名的邪恶“敌人”进行报复，而特朗普本人则自豪地宣称他憎恨他的对手。

谁的话更重要？这仅仅是一场丑陋的表演，还是大规模镇压运动的开始？

也许我们正在目睹的，无论是在这个国家还是在世界范围内，都是一种向常态的回归。

也许我们不该惊讶，在经历了两个半世纪——大约相当于罗马共和国鼎盛时期的长度——之后，美国的民主正在消失。在我们即将迎来《独立宣言》250周年之际，建国文献中的普世理念似乎对许多美国人，尤其是年轻人，失去了约束力。

多年来，左派的杰出人物，尤其是在高校中，致力于揭示这些理念从未普世的种种方式：《独立宣言》中的抽象真理是谎言，是为至今仍在的压迫结构作掩护。而在民粹——民族主义的右派那里，政治史上最伟大的话语——“人人生而平等”，如今被加上了如此多的保留条件，以至于不如直接删掉。

万斯想“重新定义美国公民身份”，将其变成一个等级体系，在这个体系中，《独立宣言》的普世理念远不如你家祖坟里埋了几代死人重要。这让我想说，正如林肯谈到他那个时代的保守派时所说：“我宁愿移民到某个不假装热爱自由的国家——比如俄国，在那里，专制可以纯粹地接受，没有虚伪的劣质合金。”

哲学家约翰·杜威（John Dewey）相信，民主不仅是一种政体，更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能让每个人最大程度实现其潜能的生活方式。

我有幸在这个几乎发明了民主的国家里，享受了它半个多世纪的恩惠。我的孩子们可能没有同样的机会，这让我心碎。我们能做些什么来阻止威权主义成为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如何才能改变我们心灵和社会的习惯？

外国人感到困惑，为什么美国人会允许一个威权者剥夺他们宝贵的与生俱来的权利。我也感到困惑——但我也认识到，我们没有抵抗这种政府的经验。

所以我们可以研究生活在其他现代威权政权下的普通人做了些什么。见证、抗议、发声，并以能抓住大众想象力的创造性方式进行嘲讽。政治家可以竞选公职，律师可以提起诉讼，记者可以调查，艺术家可以戏剧化，学者可以分析。

美国人已经在做这些事，但到目前为止，收效甚微，因为公众没有参与进来，而没有公众的支持，威权主义的反对者太过弱小，无法取胜。

最大的诱惑和危险是退回到自己的私人世界，静待其变。

OpenAI的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萨姆·奥尔特曼最近登上了《乔·罗根体验》（The Joe Rogan Experience）播客。当罗根提出AI总统的想法时，奥尔特曼设想了一个能够与每个人对话、深刻理解他们，然后“为人类或美国公民的集体偏好进行优化”的系统。“那太棒了。”

对于任何建议由一台让他成为亿万富翁的机器来统治的人，我都持怀疑态度。我记得马克·扎克伯格的乌托邦梦想：一个能够创造更开放、更互联世界的平台，跨越部落界线团结人类，甚至可能结束中东的战争。

社交媒体对民主造成的未曾预见的损害，与人工智能可能造成的相比，似乎将相形见绌。它不仅将用算法取代我们做决定的能力，它正要取代我们，成为我们的治疗师、医生、老师、朋友、爱人、总统。

但如果有一天，一个聊天机器人写出的诗比弗罗斯特（Frost）或毕晓普（Bishop）更好，它仍然毫无价值——因为只有人类的意图，对意义的追寻和与他人沟通的努力，才赋予一首诗价值。没有我们，就没有艺术。

聊天机器人迎合了我们内心某种渴望摆脱人性的冲动，仿佛做人太难，自己思考和判断、定义我们是谁和我们信仰什么、承受意识和爱上另一个人的必然痛苦，都太过麻烦。这种渴望在今天似乎尤为强烈。

因此，人工智能承诺做威权政权所做之事：取代我们。它们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一面是政治的，另一面是技术的，两者都是对人类可能性的摒弃。我们正在放弃作为民主社会自由行动者的能力，同时又在建造剥夺我们思考和感受能力的机器。

《独立宣言》和其他建国文献都基于对人类理性和自由的哲学信念。

杰斐逊（Jefferson）在晚年的一封信中写道：“除了人民自己，我不知道社会最终权力的任何安全存放处：如果我们认为他们不够开明，无法以健康的审慎来行使其控制权，补救之道不是从他们手中夺走权力，而是通过教育来启发他们的审慎。这是对滥用宪法权力的真正纠正。”

为一个自由社会接受教育意味着什么？这曾是美国学校的使命——培养一种特殊的人，一个民主公民。

在许多方面，我们的高校未能完成这项任务。它们变得贵得让人望而却步，同时创造了一个新的有文凭的贵族阶层，这加剧了经济不平等和政治极化。它们把钱花在行政人员和健身中心上，却削减了整个人文和社会科学项目。

这些项目对其自身的消亡也负有部分责任。它们变得如此晦涩和政治化，以至于显得与更广泛的社会无关，甚至充满敌意。有些事情即使是特朗普政府说的，也是事实——学术界对保守观点变得不友好。当超过一半的同学害怕说出自己的想法时，那就说明正统观念过多，而自由表达太少。

为民主而受教育意味着倾听不同，甚至是令人不安的观点——去寻找它们，与它们接触和辩论，从中学习，或许让它们改变你的想法，同时对民主的侵蚀寸步不让。

这需要练习，我相信，当我们与朋友、陌生人，甚至敌人面对面时，最有可能实现这一点。我们离不开手机，就像人工智能很快将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无疑会带来利弊。

但我们必须抵制它们的暴政，它们对我们自由的威胁不亚于正在形成的威权政权。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不懂经，作者：George Packer，编译：也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