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勋章

厉彦林

厉彦林，山东莒南人，已出版《灼热乡情》《春天住在我的村庄》《地气》《人间烟火》等诗歌、散文、报告文学集十余部。作品先后获齐鲁文学奖、长征文艺奖、冰心散文奖、《人民文学》奖、徐迟报告文学奖等。部分作品被选入师范专科学校写作教材，有130余篇（次）入选各种各类语文、思品德教材和语文教辅，有30多篇先后被全国多地作为中考试题或高考模拟试题。《沂蒙壮歌》《延安答卷》被誉为歌颂延安和沂蒙山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姊妹篇。《沂蒙壮歌》等作品翻译到国外。

“这是今年8月20日，国家颁发给我爸爸的‘勋章’。”我仔细一看，是一枚金光闪闪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章”。

“我爸爸何志斌，1909年出生于陕西长安河家赢村的一个贫困家庭，是一位抗日将领。早年在西北军任连长，后加入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担任营长, 积极参与抗日斗争，坚持‘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经历波折，于1945年底率1700余人起义，后任解放军第35军105师师长，1998年去世。国家没有忘记他，还专门送来了价值连城的‘勋章’，让我和家人非常感动。”

2025年9月3日10时，我在山东老战士纪念广场陈列馆三楼报告厅门口采访了何志斌将军的四儿子何新民先生。报告厅里正在播放纪念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盛大阅兵仪式，我们赶忙回去继续感受那庄严热烈的氛围。

屏幕上，首都各界群众伴随《歌唱祖国》的节奏，手摇鲜艳的国旗，涌动成情感的海洋。台下是来自浙江的山东南下干部（部队）151名后代，鬓发花白，人人佩戴红领巾，手摇国旗，齐声高唱。台上台下浑然一体。红领巾系住的是血脉，国旗扬起的是信仰。这是红色后代向革命前辈的一次跨越时空的致敬，更是一场血脉与精神的双重对话与回归。

山东南下干部都是经过组织挑选出来的优秀齐鲁儿女，他们经历了抗日战争艰苦岁月的考验和解放战争硝烟的洗礼，既体现齐鲁儿女政治觉悟，又彰显山东党组织宽阔胸襟。

9月3日清晨，我冒着小雨，驱车一个半小时，八点半赶到了山东老战士纪念广场，“浙江·山东南下干部（部队）后代（群）”正在老战士纪念广场举行集体纪念活动。天空阴沉，雨声、风声诉说起烽火岁月和对前辈的敬仰。南下干部的后代们悬挂起传承红色文化和南下精神的标语，人人捧着父辈的黑白戎装照，站成四排，依次升国旗、唱国歌，集体默哀、敬献花篮，向革命先烈和前辈三鞠躬，代表发言，集体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逐一给纪念碑献花……

我在广场上遇到了来自浙江杭州的69岁的沈平女士。她有两幅照片，她说：“这张是我父亲沈毅，这张是我公公汪培俭。两位老人都过世多年了，都为抗战做出过贡献，今天我代表所有后人过来祭拜。”雨水淋湿了照片，她的眼眶也是湿的。

站在她旁边的是来自浙江杭州的68岁的杨长英女士，说起自己的父母，眼中闪着自豪的光。“我父亲杨铭，是山东临沂郯城人。他17岁就加入临郯抗日救国团。我母亲来自莒县刘官庄乡车辋沟村，先是识字班队长，后是妇救会会长，组织支援前线、救护伤员。”

她连珠炮一样地讲述：“抗战胜利后，他们并没有停下脚步。1949年4月，他们一同南下，我父亲被派往浙江嘉兴，成为嘉兴解放后的第一任县委书记。他们的一生，是从沂蒙老区到江南水乡的革命之路，更是用青春和信念写下的家国故事。我为他们骄傲！”

我找到了牵头这次活动的浙江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原副院长郭常平，他说：

“我父亲郭建培是日照涛雒栈子村人，1940年6月秘密加入共产党，7月任村地下党支部书记，那时动员我母亲、叔叔姑姑和我的表兄弟姐妹等100多位村民入党参军参政，秘密进行地下斗争，他曾两次被抓进日伪监狱，1949年南下浙江。我岳父侯裕民也是老革命，聊城冠县人，1942年入党，1943年是大同大学的学生会主席，开始从事地下党的工作。

我们这些山东南下浙江干部（部队）的后代，有六个大群，凝聚了2000多人。我是群主，大家听说借这个重大时间节点，自费回山东拜谒前辈，积极响应，这次151人踏上归途。每人提前为父辈冲洗了一张12英寸的黑白照片。

大家参加完上午的活动，下午继续山东红色之旅，参观孟良崮战役纪念馆，或者回自己山东的老家看望仍生活在那片热土上的亲人，看看发生的巨变。我也要回趟日照，走一走父亲曾经坚守理想、不惧艰险的路。”

“希望您沿着父辈的足迹，目睹家乡的沧桑巨变和美好风光。”我对他说。

众所周知，勋章是一种象征成就或贡献的奖章，是荣誉的证明。每一枚耀眼的勋章都见证勋章获得者的贡献，更是宣扬一种无上的荣光。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以血肉之躯筑长城、以铮铮铁骨战强敌，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涌现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英雄有的名垂青史，有的却如秋叶般凋零，成为无名者。他们并不是没有亲人和姓名，而是将姓名连同血肉之躯，一并祭献给了深爱的土地与人生理想。山东是革命根据地，英勇的齐鲁儿女奋勇杀敌、无私奉献，然而有些人虽然牺牲了，但因种种原因连姓名都没留下。自进入20世纪以来，中共山东省委老干部局就关注为中国革命献身的山东籍老战士。后在省里的支持下，在济南市长清区孝里镇建起“山东老战士纪念广场”，凡机构或后人提供出准确史料的山东籍老战士，经审核都可将名字刻在纪念碑的墙上。截至2025年9月3日，陈列馆已有7个展区，纪念碑墙已经刻了101329人的名字，其中参加抗日的超过半数，从将军到士兵平等对待，礼遇相同。去年，新设了一个“不朽军团”版块，把老战士子女带来的父辈12英寸的黑白照片留下依次排成荣誉墙，已经展示出460名，很是壮观。

站在纪念墙前，当指尖触及那凹凸的齿痕，真是一次穿越时空的对话，一次遗忘与铭记的碰撞。在物欲横流、浮躁喧嚣的当下，这个广场成为一个高耸入云的精神坐标！

事实上，并非每一位为国捐躯者都有实体的勋章见证荣光。许多普通的战士事迹平凡，他们的身影湮没在历史的硝烟里，名字不曾被镌刻，甚至被遗忘。因为这些无名英雄的牺牲，共同铸就了民族独立、人民安宁的牢固基石。我每次到老战士纪念广场上来，看到那一排排密密麻麻的前辈的英名，心灵震撼难平。它们不是冰冷的镌刻，而是一个个曾经滚烫鲜活的生命，是无数父母、妻子和儿女的焦灼期盼。每当看到那些为国捐躯的老战士的后代，跪在铭刻其父辈英名的纪念墙前痛哭流涕，扶他们起身，心头满是酸楚，但更有欣慰。

山东老战士纪念广场，不再是普通的建筑，而是以石碑书写的史诗。有名与无名，有冕与无冕，同铸丰碑，共享荣光，汇聚成崇高的信仰：敬佩英雄，尊重生命。无名、无冕之勋，以山河为形，以岁月为证，以心灵为归，名字刻上纪念墙，同样彪炳家人和后人的荣光。

上午，在33军纪念墙的旁边，有一名举着展示牌的老人找人照相，我赶忙走上前。他叫于建文，父亲于振金的名字就排在127排、29列，“我父亲是惠民人，很早就参加革命，15岁时用羊尾巴送过‘鸡毛信’，后来带部队夜袭日军，腿和肚子都受了伤。我兄妹四人，我是老三，今天我代表家人来祭拜他。”只见他把父亲的遗照放在父亲的名字的上边，下面是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章等四枚奖章的复印照，左侧是国旗，右侧是黄菊花。他躬下腰和父亲的名字合影。

我同事邓海燕原来在部队当过侦察兵，痴迷部队和军人的故事，曾是电视剧《少年特工》的编剧和教官演员，在担任《老干部之家》杂志总编时就像寻宝一样四处搜集散落在老同志手中的历史资料。山东老战士纪念广场的筹划、筹建和使用他功不可没。午餐后，他继续给我讲解展馆的情况，他讲的“兄弟五烈士”的故事，让我潸然泪下。

沈阳市市郊的棋盘山下有一个空军抗美援朝烈士陵园，整齐地排列着很多石碑。1999年，我们在杂草丛中找到了一块山东荣成的烈士碑。碑的背面上介绍：“曲广文，山东荣成人，飞行员，二等功，1952年在空战中牺牲。”

我们辗转联系了荣成市民政局，对他们讲了这件事，希望烈士魂归故里。通话后的第三天，终于等来了消息。

“喂……喂……”电话那端是一位姓张的女同志，喉咙像是被什么堵住了，只有细微的气流声。接着，听筒里传来压抑的抽泣声。

“对不起……”她终于哽咽着开口，断断续续地说：“曲广文烈士……他家兄弟五个，全……全都牺牲了。大哥曲广明1945年牺牲的！” 

“老曲家一个后人都没有了。没后了……”说完，她又“呜呜”地哭起来。

听到这个消息，我也非常震惊，顿时蒙了，只觉得一股强烈的寒流从脊背窜出来，手中的茶杯“啪嗒”掉在了地上，摔得粉碎。

我们聊了几句后，这位女同志情绪稳定了许多，接着说：“广文兄弟的墓地找到了，这是个好消息。曲家五弟兄全是烈士，这是曲家和我们村的光荣……请你们放心，村里的父老乡亲都是他们的亲人，所有孩子都是他们的后人！”

下午三点多，我擦干眼泪离开老战士纪念广场时，太阳恰好钻出云层，露出金色的笑容。那太阳多像一枚光芒四射的勋章，庄重、神圣地别在天空的胸脯上。

历史的勋章，由鲜血和生命铸成，巨大且无形，非金非银，不佩于胸前，不悬于腰间，悬于天地和人心上。

回溯历史，中华民族不曾缺勋章。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每一段盛世都是镶嵌在历史胸前的奖章。然而自1840年，前胸后背烙上太多耻辱的标志：鸦片战争的硝烟，甲午海战的沉船，无数屈辱的条约……像灼热火红的烙铁烙得古老民族的皮肤和尊严嘶嘶作响，直冒血腥味的浓烟。1931年九·一八事变起，中华民族开始了艰苦卓绝的14年抗日战争。经过浴血奋战、不屈不挠的抗争，最终赢得胜利，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这是一枚无限大的勋章，已经整整锻造了80周年，它融入了屈原行吟泽畔的孤愤，岳飞怒发冲冠的壮烈，文天祥从容就义的浩然，延安宝塔山的凛风威严。它戴在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的桥头，闪耀着不屈的光芒；它挂在中国百年屈辱史的额头，昭示着洞穿战火的力量；它镶嵌在每位中国人的心口窝，奔涌着报效国家的一腔热血。

这枚历史的勋章，尊重历史的人，能掂量出它的重量；传承血脉的人，能看清它的光芒；心怀虔诚的人，能知道它有多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