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数据资产化发展需要团结各方力量，促进数据资产确认与交易，构建数据资产价值坐标体系，推动数据在交易与流通中产生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

作者｜赵丽芳　韦志林「作者分别系中国经济信息社数据资产运营首席执行官；江苏数据交易所总经理」

文章｜《中国金融》2025年第18期

数据是数字经济时代的关键生产要素，我国正处于构建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的关键阶段，数据资产化进程对于释放数据价值、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数据资产概念的产生与发展

随着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加速应用，数据作为核心要素发挥着重要作用，已深刻融入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改变着经济驱动力和社会运行方式。我国高度重视数据要素市场的培育发展与数据资产的规范管理，2019年数据被列为“新型生产要素”，2022年出台《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数据二十条”），首次提出“探索数据资产入表新模式”。财政部《企业数据资源相关会计处理暂行规定》（以下简称《暂行规定》）自2024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截至2025年4月30日，有100家上市公司披露了数据资产的规模和相关信息，也逐渐推动形成了数据资产概念共识，即企业拥有或控制、预期能够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流入、成本或价值能够可靠计量、以数据为主要内容和服务的可辨认形态。

数据资产概念共识背后的实践基础，是大量的市场主体破解“数据孤岛”，推动数据采集与传输标准化，深度融合和开发利用大数据，并通过交易或者服务的模式确认数据价值全链路形成的经验成果。综合数据资产概念的演进与发展，笔者尝试将数据资产化的时代浪潮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2019～2022年）：数据资产概念萌芽阶段。2019年数据被正式提升为“新型生产要素”，开启了数据要素市场建设的大时代。2022年，“数据二十条”正式提及数据资产入表新模式，数据资产概念破土而出，产学研掀起了研究、论证数据资产的浪潮，部分学者探讨了根据商业模式明确数据资产确认、计量和报告的可能性，对《暂行规定》的出台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当然，也有学者认为上市公司决定数据资源项目是表内列报、表外披露还是不专门讨论等的主要影响因素是收益与风险。数据资产概念的形成以及数据资产相关信息在企业财务报表中的列示和披露方式是这一阶段论证的重点。

第二阶段（2023～2024年）：数据资产概念初构阶段。2023年8月1日，财政部正式印发了《暂行规定》，这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数据资产在会计准则层面有了明确的制度依据，数据在形成资产的过程所产生的成本在财务报表层面的初始计量和后续计量有了清晰的方向。大量的市场主体开始探索、研究、模拟数据资产入表操作，2024年第一季度，以青岛港、卓创资讯等一批上市公司为代表形成了阶段性成果。

第三阶段（2025年起）：数据资产管理制度探索阶段。2024年12月19日，财政部印发了《数据资产全过程管理试点方案》（以下简称《试点方案》），这意味着数据资产在概念逐渐清晰化、实践路径逐渐明朗化之后，将从理论层面、制度层面和管理层面再上一个台阶，数据资产台账编制、资产登记、授权运营、收益分配、交易流通等关键环节的管理制度、权责划分将从制度层面进入下一个探索阶段。截至目前，贵州、浙江、安徽、河北、广西、湖北、湖南、上海以及大连、深圳已率先推出地方性方案，围绕“确权—登记—入表—流通—应用—安全”全链条展开差异化探索，旨在为全国数据资产管理体系建设提供实践样本。青岛、福州率先公开宣布在行政事业单位打通了数据资产盘点、登记、授权、收益分配的全过程，掀开了数据资产管理制度探索的时代大幕。

数据资产管理的挑战与问题

数据资产管理是当下构建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的重要命题。笔者通过调研分析上海、湖北、湖南以及青岛、福州等地区2023～2025年推进数据资产管理工作的情况，总结发现数据资产管理面临的问题。具体而言，公共数据权属不明与收益分配路径不畅加剧数据“供不出”，或制约人工智能语料供给与产业发展；数据流与资金流存在管理矛盾导致数据“流不动”，且协调机制建立存在一定困难；数据资产场景分散性与估值技术单一性导致数据“用不好”，尤其是上市公司的数据资产规模和效益并未显现。

首先，数据权属不明与边界不清形成多头登记局面，导致数据“供不出”。数据资源登记与数据资产登记有何区别、相关登记过程中数据资源确权的规则是什么、数据主管部门和财政主管部门的角色定位是什么、省级部门和地级市部门在数据相关的工作中职能如何划分，这一系列问题伴随着公共数据资产管理、国有数据资产管理规范的过程逐步浮出水面。一方面，主管部门和企事业单位在依法履职或提供服务的过程中，随着信息化系统的部署使用确实积累了大量的数据资源，且由于职能不同，存在基础信息重复收集、上级部门所掌握的数据资源范围与规模显著大于下级部门等现象，此类现象会导致数据权属问题，尤其是地级市主管部门会认为上级部门拥有的数据更为全面，缺乏数据供给动力。另一方面，公共数据资产化管理加剧了部门间的“圈地”意识，地方主管部门承担了数据采集的大部分工作，但目前由于数据财政收支两条线以及使用数据资产形成收入之后的分配模式并不清晰，地方难以充分享受自身数据带来的收益，进行数据规范管理与数据供给的动力不足，加剧了数据“供不出”问题。

其次，数据资产管理存在数据流与资金流矛盾现象，导致数据“流不动”。地方行业主管部门、数据主管部门和财政主管部门，以及原先依法履职的数据采集主体多元化，在数据资产管理过程中存在数据流和资金流的矛盾，成为《试点方案》执行中最大的挑战。从数据流的角度看，公共数据资产在数据采集与治理环节主要受行业主管部门的规范管理，数据运营与对外提供会受到行业主管部门与数据主管部门的双重约束；从资金流的角度看，行政事业单位数据资产开发与管理受财政预算约束，数据资产使用所产生的收入则受财政相关国有资产管理规范的约束。若不能有效协同多个主管部门则难以避免形成数据流与资金流的管理矛盾，进一步导致数据“流不动”。行政事业单位使用数据资产相关的收入直接进入国库还是激励相关单位扩大再生产、数据资源交易产生的资金流如何管理、如何防止国有数据资产的流失等问题亟待解决。

最后，数据资产应用场景分散性与估值技术单一化，导致数据“用不好”。数据资产的价值效应并未充分显现，包括上市公司在内的市场主体都表现出非常谨慎和观望的姿态。一方面，数据资产交易本身并未规范化，很多数据交易掩盖在各种各样的服务之中，真实的数据交易信息很难掌握；另一方面，数据资产应用场景的分散性、“数据孤岛”现象等导致数据资产估值存在技术挑战。目前，大多数数据资产采用成本法估值，收益法和市场法实践基础不稳固，而收益法和市场法才是推动数据资产价值充分释放的核心方式。上市公司作为我国优秀的企业群体，在数据资产开发、管理与入表层面，表现出对标的资产中所包含的数据与技术的认识和信心不足，对数据资产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重要性领会不足，进而对数据资产相关信息的披露不足，极大地影响了数据资产估值技术的发展，导致数据资产价值释放和数据要素市场建设存在难点。

数据资产化实践路径的若干思考

综合考虑数据资产化的现状与挑战，笔者从全国数据一体化大市场参与的多元主体角度出发，对下一阶段的实践路径进行探讨，以期为不同主体提供参考。

针对政策制定部门，数据资产目前已经初步具备信息披露的制度指引，但对数据资产的权属确认、初始计量和相关信息披露依然存在空白。例如，5400家上市公司目前只有100家披露了数据资产相关的信息，体现出市场谨慎小心的态度。数据资产化在不断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乱象。笔者认为，《暂行规定》后续的应用指南、数据资产信息披露框架、数据资产管理制度等将成为下一阶段工作的重点，政策源自实践，而又推动实践发展，将会促进数据资产制度效益市场化。

针对资产管理者，数据资产全过程管理工作已经将授权运营、收益分配、交易流通等纳入试点范畴，但国有数据资产的配置、管理、处置等仍需进一步清晰化、规范化和制度化。行政事业单位和国有资产、国有企业的数据资产是未来数据资产运营和价值发现的核心主体，承担着数据采集、治理、交易的主要职能，确保其数据相关的行为合法合规，也是下一步需要重点探讨的工作内容。

针对数据资产拥有主体，笔者建议，对内从合规采集、合规治理、信息披露、资产管理多个维度展开，促进数据资产管理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对外尝试将高质量数据资产纳入作价出资、资产证券化等探索之中。数据资产的三种估值方法，除成本法之外，收益法和市场法都依赖估值技术的成熟运用，但估值技术的发展依赖大量公开、高频的数据交易，甚至数据资产化的大逻辑也依然需要以数据资产为主要载体的融资和交易行为作为支撑，资产拥有主体的交易意向和交易方式是数据资产化下一步实践的重要方向。

针对包括各地数据交易所在内的不同类型的数据提供商，笔者认为，它们具有促进数据资产达成共识、确保数据资产合规运营、促进数据资产交易实现、活跃数据资产交易市场的多重功能，更应该加强对于实践的研究，以实践服务政策发展、以实践促进理论研究。构建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需要不同类型的数据提供商在统一构建的基础设施之上，遵循同一套规则体系，因地制宜地开展各地数据要素市场的探索实践，而目前正处于这套规则形成的关键阶段，需要各类数据提供商积极参与实践并建言献策。

数据资产是数字经济时代的核心资产，数据资产管理也是构建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的重要挑战。数据资产化发展需要团结各方力量，促进数据资产确认与交易，构建数据资产价值坐标体系，推动数据在交易与流通中产生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真正实现“取数于民、用数于民”的美好愿景。■

（本文系作者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