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屾总说，自己是“被时代推着走的人”。

1977年出生的他，鼻梁上架着副旧眼镜，笑起来眼角会堆起几道褶，胸前的党员徽章总擦得锃亮。从1999年揣着大专毕业证走进镇政府大门，到如今在便民服务站帮村民调解矛盾，这二十多年里，他没做成“体制内干部”，却成了基层变迁的“活账本”——每一页都记着自己的挣扎、坚守，也藏着时代的褶皱。

一、1999～2008：想当“干部”的阿屾，偏偏成了“聘员”

刚上班那几年，阿屾以为“努力就有奔头”

1999年夏天，镇政府大院的梧桐树枝繁叶茂，阿屾背着帆布包报到时，老同事李叔拍着他的肩膀说：“小伙子，好好干！咱们这‘干部’身份，熬够资历就有盼头。”那时候还没有“公务员”“事业编”的说法，大家都叫“干部”，办公室里的铁皮柜贴着红纸条，上面“为人民服务”五个字被阳光晒得褪了色，却透着股实在劲儿。

阿屾是个实在人，跟着李叔下村统计农田面积，踩着泥路走东家串西家；帮村民办准生证，在各个办公室间跑手续，连口水都顾不上喝；写村代会发言稿，改了七八遍，直到老书记点头说“接地气”。那时候基层工作虽琐碎，却让阿屾觉得踏实——就像老家田埂上的麦子，只要好好侍弄，总能盼到收成。这股“踏实感”，其实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后期的余温，基层还没形成明确的“考试准入”规则，“熬资历”仍是大多数人的晋升路径。

干部制度改革一来，阿屾两次“栽了跟头”

2003年，“干部要改革”的消息像一阵风，吹遍了镇政府大院。办公室里开始有人偷偷议论：“听说以后‘干部’要分成两种，还得考试才能进！”阿屾心里犯嘀咕，却没太当回事——他觉得自己有三年基层经验，又肯干，总不会差。

2004年，改革正式落地：“干部”拆成了“公务员”和“事业编”，想进体制，得先过“考试关”。阿屾攥着准考证，在考场外深吸了一口气——他笔试考了第三名，满心以为“稳了”。可等面试名单贴出来，他从头看到尾，愣是没找着自己的名字。后来李叔偷偷跟他说：“前三名里俩都找了关系，递了‘好处费’，你这‘硬考’的，哪争得过？”阿屾捏着那张没派上用场的面试通知书，手指都攥白了——他第一次知道，原来“规则之外，还有规则”。

不服输的阿屾，第二年又报了名。这次他下了血本，花800块钱买了厚厚的复习资料，每晚等孩子睡了，就坐在台灯下刷题，申论范文抄了三大本，手指都磨出了茧子。成绩出来那天，他盯着电脑屏幕，眼睛一下子亮了——申论满分！可再一看行测，59分，离合格线就差1分。阿屾坐在椅子上，半天没缓过神来。

直到半年后，有人说漏嘴：“上次考试我花8000块买了行测答案，还有人掏了十万块‘买保险’，保准能过！”阿屾这才明白，自己输的不是“本事”，是没摸清“门道”。更让他懊悔的是，当时没人告诉他“事业编也能考”，等他知道的时候，报名早结束了。后来阿屾跟人聊起这事，总爱念叨一句：“800元买试题，8000元买答案，十万块买保险，我倒好，只买了张‘入场券’，没买‘保险’，最后连门都没进去。”

就这么着，阿屾没当成“公务员”，也错过了“事业编”，最后只能以“聘员”的身份留在基层。那张2004年的准考证，他夹在旧笔记本里，每次翻到，都忍不住叹口气——那上面的自己，头发梳得整齐，眼神亮得很，还不知道未来会绕这么多弯。

二、2009～2018：当城管的阿屾，每天都在“拆棚子”“劝摊贩”

去石狮村拆猪棚，阿屾学会了“软着来”

2009年，镇里派阿屾去石狮村工作，任务很明确：拆违、铲小广告、帮着安电线杆拉电缆。那时候的石狮村，一半是绿油油的农田，一半是村民自搭的棚屋，田埂上随处可见养猪的围栏，一到夏天，猪粪味能飘出二里地。

阿屾第一次去拆猪棚，就碰了钉子。村民王大爷拿着锄头拦在棚子前，脸红脖子粗地喊：“这是我家的地！我养猪养家，凭啥拆我的棚子？”阿屾赶紧上前，递了瓶矿泉水，耐着性子解释：“大爷，不是不让您养猪，是这‘低端养殖’不符合规定，污染环境不说，也不安全。您要是愿意搬，我们帮您联系镇上的养殖场，还能申请补贴。”

就这么跟王大爷聊了一下午，从家里的猪仔聊到孩子的学费，阿屾说得口干舌燥，王大爷总算松了口。那天傍晚，阿屾帮着王大爷把猪赶到养殖场，夕阳把电线杆的影子拉得老长，他摸出兜里的烟，点了一根——这时候他才明白，基层治理不是“按规定办事”那么简单，得跟老百姓“掏心窝子”，不然再好的政策也推不动。

其实阿屾不知道，他拆猪棚的活儿，正是农村城镇化的“第一步”——那几年，不少村子都在清退低端养殖、规范土地使用，只是这“转型”的阵痛，得有人来扛，阿屾就是扛活儿的人之一。

当城管中队长，阿屾成了“灭火队员”

2013年，城管执法大队成立，阿屾因为在石狮村的经验，被提拔成了执法中队中队长。上任第一天，他带着4个队员去阳光路巡查，刚拐过街角，就被眼前的景象吓了一跳：路两侧的摊贩挤得满满当当，手机贴膜的小摊支着蓝白塑料棚，美甲师在折叠椅上给姑娘涂指甲油，小吃摊的油烟裹着瓜子炒货的香味飘过来，连卖行李箱的都把箱子堆到了人行道上。

“足足500多档，每档占3到5平方米，从阳光路到兴发街，能抵三个400米操场！”阿屾后来跟人形容，那场面像“过年赶大集”，就是乱得让人头疼。更麻烦的是，摊贩间总因为抢位置吵架，有次两个小吃摊摊主吵急了，一个掀了对方的炉子，油洒在地上，差点烧起来。阿屾赶紧冲上去拉架，结果被其中一个摊主推了个趔趄，还没等他站稳，一群摊贩就围了过来，七嘴八舌地喊：“你们凭啥管我们？”

次数多了，阿屾和队员们摸出了个“应对妙招”：一旦看出冲突要升级，一个人赶紧“顺势倒地”——不是真受伤，是为了用执法记录仪固定“被推搡”的证据；另一个人立马躲到一边打110，等公安来帮忙。“不是我们怂，是城管没执法权，真闹起来，我们也没办法。”阿屾无奈地说。

那时候网上总说“城管暴力执法”，阿屾看了又气又笑。有次他刷到一段视频，里面穿城管制服的人在推搡摊贩，他仔细一看，那衣服是村治保会借走的——真正的城管，每天都在“怕冲突”，哪敢随便动手？更让阿屾哭笑不得的是，因为早期城管穿白色制服，有人私下里叫他们“白狗”，后来换成黑色制服，又成了“黑狗”。办公室里的同事更是没人愿意调过来，“又脏又累还挨骂，谁傻啊？”阿屾也想过调走，可一想到自己熟悉石狮村的摊贩，换个人来又得重新“磨”，还是留了下来。

管三轮车的那些年，阿屾总在“两难”里打转

石狮村的三轮车，也是阿屾心里的“老大难”。最早的时候，交通管理局给三轮车发证件，车主们都规规矩矩的，拉货、载人都守着规矩，阿屾还坐过张师傅的三轮车去村里办事，张师傅一边蹬车一边说：“有了这证，咱干活也踏实。”

可后来三轮车越来越多，尤其是快递业火了之后，路上的三轮车挤得水泄不通，早晚高峰能堵半个多小时，刮擦事故更是家常便饭。有次一位老人被三轮车撞倒，家属闹到便民服务站，阿屾陪着跑了好几天医院，帮着调解赔偿，才算把事情解决。没过多久，交通管理局就停了三轮车发证，打击“非法运营”的活儿，落到了城管头上。

阿屾带着队员在路口设卡，遇到没证的三轮车，只能劝车主去办手续。有次张师傅骑着三轮车过来，阿屾劝他别再拉活了，张师傅叹着气说：“阿屾啊，我上有老下有小，就靠这三轮车吃饭，要是不让拉，我一家子咋过？”阿屾看着张师傅黝黑的脸，到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他知道，扣了车，车主就没了生计；可不扣，交通又乱得不行。这种“规范交通”和“保障民生”的两难，阿屾足足面对了好几年。

三、2019年至今：换了岗位的阿屾，还是那个“冲在前”的党员

到了“网速办”，阿屾遇上了“拍脑袋”的事

2019年，镇里成立了“网速办”，专门帮农村提升网络速度，阿屾被调了过去。走的那天，他特意去阳光路转了一圈——摊贩们都在划定的区域里经营，兴发街的墙面刷得干干净净，再也没有以前“乱糟糟”的样子。阿屾掏出手机，想给以前的队员打个电话，又犹豫着挂了——那段当城管的日子，累是真累，可也实实在在。

本以为到了“网速办”能轻松点，阿屾却遇上了新麻烦。有次兴发街刚刷完粉漆，领导就开了会，说要在路口装“快递小哥驿站”，还说“这是关怀新业态，得抓紧办”。阿屾去现场一看，差点没皱起眉头。

拿4100块工资的阿屾，还是爱“多管闲事”

如今阿屾每月拿4100块工资，每天按时上下班，可他还是改不了“爱管闲事”的毛病。便民服务站里挤满了找他的村民：张大妈和邻居因为晒衣服吵架，王大哥家的宅基地边界有争议，李叔的孙子上学要开证明……阿屾都耐心听着，能帮就帮。

有次兴发街的下水道堵了，污水漫了一地，路过的人都绕着走。阿屾看到了，回家拿了把铁锹，撸起袖子就去掏。李姐递给他一瓶水，说：“阿屾，这又不是你的活儿，犯不着这么拼。”阿屾擦了擦脸上的汗，笑着说：“都是街坊邻居的事，弄完了大家方便。”有人问他：“你一个‘聘员’，这么较真干啥？”阿屾就摸了摸胸前的党员徽章：“我是党员啊，总得冲在前面。”

夕阳西下时，阿屾常坐在便民服务站门口，掏出那本夹着准考证的旧笔记本。风一吹，笔记本哗啦啦地翻页，像是在跟他一起回忆过去——刚上班时的青涩，考公务员时的期待，当城管时的忙碌，还有现在的平淡。阿屾掏出烟，点了一根，烟雾里，他想起李叔当年说的“盼头”。其实他的“盼头”，从来不是当“体制内干部”，而是看着村民们日子过得顺心，看着石狮村一点点变好。

“唉，又得去‘搬砖’了。”阿屾笑着收起笔记本，朝着有村民招手的方向走去。夕阳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像一条通往基层深处的路——这条路，他走了二十多年，还会一直走下去。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行业研习，作者：张亚琪（华南理工大学社会工作研究中心研究生），编辑：丝瓜笑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