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新周刊 （ID：new-weekly），作者：叶丹璇，编辑：钟毅

社交媒体上，中国的超级城市景观收获了诸多国际友人的关注与赞叹。但事实上，生活在这些钢铁森林里的中国人，感受过现代化城市改造带来的便利和整洁以后，逐渐开始感到迷失和无助。

近年来，严飞等社会学学者关注到城市中心改造背后的问题。商品经济改变了人们的住宅选择方式，邻里之间的交流和联结逐渐弱化。同时，城市化改造使得过去大量的社区店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集成的购物中心和超市，构成社会生活的“附近”正在消失。

消失的“附近”带来的影响是沉默且深远的。现代人，尤其是处于社会化重要阶段的年轻人，在与周遭联结越发稀少的当下，始终生活在一种“失权”的漂浮感里。

“附近”始终是社会学关切的话题，个体需要在一个具体的环境中形成群体交往，建立亲密社会关系。梁漱溟曾说：“中国人切己的便是身家，远大的便是天下了。小起来甚小，大起来甚大……西洋人不然。他们小不至身家，大不至天下，得乎其中，有一适当的范围，正好培养团体生活。”

个体生命和宏大议题构成了当下大多数城市青年的生命坐标，介乎这两者之间的“附近”，即邻里、工作空间这类日常互动，正在消亡。人成为在城市中踽踽独行的原子，无法融入，也无力主宰。于是，我们呼唤重建“附近”。

以下是《新周刊》和严飞的对话。

《新周刊》：“附近”的概念从2020年左右开始流行，为什么它作为一个学术概念会在公共领域有这么高的讨论度？

严飞：我觉得有两点原因。第一点是因为，“附近”是在项飙和一些艺术家的推动之下，一下子切中了大家的需要。近年来，我国一直处在城市中心改造的趋势下，城市在更新和发展，但城市变得干净整洁、时髦洋气之后，我们的社区出现了一些转向：在之前的熟人社会里，社区邻居之间互相帮助关心的状态，在宏观的城市更新的推动下，出现了倒退。

第二点是新冠疫情期间，人们具象地感受到，自己所在的小社区以及其中的邻居对自己生活的影响。比如社区感染，或者药品和食物的互助，形成了很小的社会网络联结。这些都促使我们重新看到周围的人，以及彼此之间的互动。

《新周刊》：这种“附近”是一种地理上的意义，还是社会性的？

严飞：“附近”首先是地理上的意义，“附近”这个词本身就是描述周围小空间和社区的词。但这些“附近”只有空间、建筑，所以包括项飙和我在内的几位学者，都认为我们不仅要有空间，还要看到空间里面的人。只有看到人，才可以重新构建出人和人之间的联结。

项飙提出“附近”的消失，这种消失就是因为城市中心改造，导致“附近”在空间意义上消失了：一些小的社区店被大楼和购物中心取代，但更可怕的是背后社会网络关联度的消失。过去各种社区店以及人们所构建的在地联结，会让居民觉得自己和城市之间是有关联的。这就是它从地理意义到社会意义的发展。

《新周刊》：我们所说的“重建附近”，最终是想要建立一个怎么样的空间或文化？

严飞：过去的大杂院是某个单位组织在社区里面的延伸——大家在同一家单位上班，单位分房，所以居住时也多是同事聚集，人群呈现高度的同质化。今天的社区，其实体现出高度的异质性和强流动性，不再是一个单位的职工住在一起的状况。

商品经济时代，完全不认识的陌生人成为邻居，需要重新建立彼此之间的纽带和认识。正因为大家来自不同单位，拥有不同的教育背景和身份经历，居住在一起，就构成了一个异质性的社区。

同时，今天的社区还有很强的流动性，租户、外卖员、保安、物业的轮替，都会使得我们遇到陌生人的概率更高。大家却可能因为兴趣爱好相同，更纯粹地联结在一起，而不是像过去一样，是原有社会关系的一种被动延伸。

当我们说“重建附近”，其实是想建立一个有自主力量的社会网络。当社区居民出现一些困境的时候（比如房子遇到开发商非法拆迁），那么居民可以借助社区的力量维护自己的权益，推动社区更好、更有活力地发展。

《新周刊》：为什么邻里生活和社群文化依然重要？它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

严飞：一个社区的活力在于其社会资本，也就是每个居民都有对社区的归属感和在地的参与意识，认识到“这个社区是我的家，我是属于社区的一部分，我对它是有责任的”。

从社区的建设层面来讲，它的发展不仅在于空间的改造、美化和变迁，更在于每个人都能看到周围的普通人对社区的意义。当居民认识到自己属于社区的一部分，愿意参与到社区的活动和建设中时，这就是一种在行动上体现出的对公共事务的参与和热爱。

社区是社会的微观缩影，有活力的社区会汇聚成有活力、有朝气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