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新周刊 （ID：new-weekly），作者：段志飞，编辑：L

九月的开学季，秋风拂过校园。华南师范大学电影创作研究中心主任甘小二老师，刚忙完自己电影的上映工作，又忙不迭地回到了教学的工作岗位上。一位大学的老师，拍了一部关于“大学老师”的电影——出于好奇，我在二刷了这部电影之后，联系了甘小二。

8月15日，由他执导的历史传记电影《坪石先生》在全国上映。由于首日排片量仅0.3%，许多人在他们城市的影院都没有印象见到过这部电影，为了让更多的观众知道，十多年不发朋友圈的甘小二，破天荒地在影片上映这天开通了小红书，给观众写了一封信，甚至与主创一起开直播，算是“吆喝”了。

之后整个影片公映期间，甘小二与主创去了北京、上海、南京，以及广东的深圳、东莞、佛山、中山、江门、珠海、汕头、汕尾等城市路演，用他的话说，就跟以前靠卖艺谋生的人需要走南闯北是一个意思，需要身体力行地去抵达自己的观众。

然而，结果是惨淡的，这个结果也在甘小二的意料之中——尽管在为数不多的经费下做过一些宣传，但遇上暑期档，此作用几乎是形同“没有”了；另一方面，较之那些喧嚣打斗的卖座影片，这一类明显“偏文”的电影，在商业市场上的命运也都大抵如此。但甘小二说，现在开学了，华师、中大，包括一些中小学，甚至幼儿园老师也开始包场了。这似乎是一线曙光，“人在锅底，向哪儿都是向上。”

“票房低”就代表“不重要”吗？当我和甘小二聊起这部电影涉及有关“岭南文脉命悬一线”的历史背景，我的感受和他2017年刚接触那些文献时是一样的。然而，就是这么精彩的历史，这么多精彩的历史人物，我们此前竟然一无所知。

时间回到抗战时期。广州、香港相继沦陷，国立中山大学、私立岭南大学、培正中学、培道中学等辗转迁至坪石镇，这些坚持办学的老师们，被后人称为“坪石先生”。

《坪石先生》剧照。（图/受访者提供）

原来，抗战中的文脉，不只有“西南联大”。随着对史料越来越多的了解，甘小二为这支“岭南文脉”，写下了“筚路蓝缕气犹在，残山剩水血未凉”两句话。2019年，他与中大中文系的陈林侠教授一起，启动了《坪石先生》的编剧工作，后来还与几位主创拿出了自己的积蓄和家产建组。这种“主动创作”，得到了韶关市委宣传部的支持。

或许是受到了某种感召，许多非常优秀的艺术家们，也都纷纷加入了甘小二的剧组。比如曾因主演《南海十三郎》而深入人心的演员谢君豪（饰黄际遇）、因主演贾樟柯导演的《小武》而闻名的王宏伟（饰卫梓松）、常常亮相文艺片的蒋中炜（饰杜定友）、五条人乐队的仁科（饰黄友棣）和茂涛（饰阿水），以及一直致力于电影创作和教育的北京电影学院张献民教授（饰盛成），等等。为了通过影像还原那段历史，为了重建那个知识分子的世界，这些当代的“知识分子”们，走上了自己通往“坪石先生”的路。

仁科扮演黄友棣在校园新年晚会上演奏。（图/受访者提供）

当然，对“先生”二字也深有感触的，还有本身就是大学老师的甘小二。从2019到2025，从剧本到影片真正与观众见面，当越来越多的人真正意识到何为“传道授业”，他感到自己拍了这部电影，以及做的这一切，都是有价值的，真正的“道和业”，不一定只在课堂上。

以下是《新周刊》对甘小二的采访整理。

电影抵达了具体的观众

《新周刊》：为什么会拍这部电影？创作的初衷是什么？

甘小二：我工作的学校华南师范大学，有一位数学系的老教授，叫钟集。学校经常讲他的故事，但是我之前都不知道他年轻的时候是在哪求学的。2017年，钟集教授去世十年后，我才接触了一些与他有关的史料，当时觉得不好做成电影，浅尝辄止，又放下了。

2019年，那一年我也49岁了。当我了解到“岭南文脉”里居然还有这样一段历史，还有这样一群人的时候，首先真的是觉得很惭愧，一名大学老师居然都不知道这段历史。我想自己并没有放弃“当一个好老师”的自我要求，但是来这里工作多年，岭南的高等教育传统是什么，我不知道。我曾做过学生，在北京电影学院受过导师王志敏先生的言传身教，所以深知那种传承的影响有多重要。

或许任何行业都需要借鉴前人的经验，或者说是传承前人好的东西，所以我想拍这样一部电影，回看华南教育的来时路，做一个关于“教育是什么”的探索。

《新周刊》：片子在这段时间的公映，以及“路演”下来，从观众那收到的反馈如何？有达到自己的预期吗？

甘小二：《坪石先生》可以说是我从零开始，突破自己的一部作品，因为比起我之前关注的题材也好，拍的独立电影也好，这一次我是希望自己从心态上突破自己，让电影更通俗一些，让大家能真正从中收获一些东西。我觉得我至少拍出了自己想象当中的，或者说追求的“先生”的样子。

导演甘小二在拍摄现场给演员讲戏。（图/受访者提供）

我们在今年上映，由于时间的关系，主题被定位为抗战电影，这是一个顺势而为的结果。有观众说它是“一部不一样的抗战电影”，有观众说“我竟然被一部抗战电影治愈了”，有观众说它在追问知识分子是干什么的，有观众说它在追问教育是干什么的，其实我们并不能给大家提供标准答案，只是希望大家去积极地思考这些问题。

几十场路演下来，有中小学老师在映后发言，说回去要耐心地告诉他们的学生“读书是有用的”，说明他们可能感受到了当下学生的一些消极的情绪，虽然这种现象不能说非常普遍，但是我觉得这些声音还是应该被重视的。

《新周刊》：这个过程里，有没有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你的收获是什么？

甘小二：最大的收获就是认识了一些具体的观众。因为我也好多年没有作品了，更不知道电影节为何物，所以就想接近普通观众多一点。虽然现在票房跟制片规模不成正比，但还是认识了很多朋友，二刷、三刷直至七刷、八刷的都有。除了正常上映的场次，各地的观影团也有组织过一些放映，跑不过来的时候，我就以线上的形式参与映后。

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在东北，辽宁抚顺有一场放映，当时人还挺多的，让我很惊讶。一些远在东北的三、四线城市的朋友们，竟然会关注岭南这段曾经不为人知的历史。尽管全片以粤语为主，但是大家通过字幕看片也完全没有障碍。许多著名影评人都主动为我们写下好多篇长评，广东的媒体记者更是持续地在报道。

另外，热情度比较高的，是坪石镇。镇上的影院不大，放映设备也比较老化，但那个影院能挺过疫情“活下来”，已经让我觉得很不容易了，再加上有人看完电影之后，还特意去我们拍摄的取景地，再去走一走，拍一拍，然后自发地分享到社交媒体上，很自豪地说这是他们的家乡，这是跟他们有关的历史。这些都让我觉得，我可能做对了一些事情。

当然，还有各地校友会的自发组织观影。比如揭阳有一场中大、华工、华农、华师四校校友联合观影，中山还会有一场六校联合观影。大家因为一部影片结缘，非常令人感动。一些读书会、校友会的群里，为这部影片持续讨论十多天，群主说这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

重建一个知识分子的世界

《新周刊》：关于影片的内容，选择1944年底至1945年初坪石沦陷前这两个多月作为主要时间背景，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甘小二：这个可能是整部片子剧作上最大的一个难题，也是花费时间精力最多的。编剧陈林侠老师将时任国立中山大学数学天文系主任的黄际遇先生定为《坪石先生》的第一主人公，他也是钟集的岳父。他在坪石办学有4年多的时间。然而，在这段时间里，在校的老师流动性很强，为了保证故事的完整性，围绕着主线人物，就会涉及到周边很多其他人物和时间跨度的取舍。因为剧情片没办法像纪录片一样，可以每一集只讲一个两个人物，讲好多集都可以，而要想在2小时内编排那么多人物，同时又要剧情好看，其实是比较难的。

另外一方面，之所以把叙事时间收缩，也是希望把日军要来的这种紧迫感，变成一种戏剧性，就像一个悬在头上的石头，不知道它什么时候掉下来。有了这个悬念，我们就开始去建立文人的世界，一个知识分子的世界，通过不同的叙事去交待信息和背景，还要通过很多的细节去塑造人物。

《坪石先生》剧照。（图/受访者提供）

《新周刊》：片子里涉及数十位真实的先生和学生的群像，为何选择黄际遇先生作为第一主线人物？在塑造历史人物时，是如何在历史真实性和艺术加工之间取得平衡的？

甘小二：我们可能不知道黄际遇是谁，但是我们所有人都学过他编的教材《几何学》《代数学》，我也学过《微积分》，补过考的。因为他才通文理、博学多艺，会英语、日语，还有象棋、马术、剑术、足球，他都擅长，被尊为中国数学元老，骈文泰斗，乃至“科海青灯”。

他的第三个儿子黄家教，是中大中文系的教授，后来是著名的语言学家。他的孙女黄小芸，是中大档案馆的一位教师。祖孙三代都在中大。所以无论从个人魅力，还是人物成就，作为这部电影的主人公，他都太合适了。剧本要中大协审的时候，三位校史专家都一致认可挑选黄际遇作为主人公。

对于人物的塑造，除了尽量地去还原真实的历史，我们也做了一些加工。比如影片开头黄际遇用篆书为中大校庆写的对联“十有一月，旬有一日；礼仪三百，威仪三千”，本是发生在1940年，但是我们让这件事在电影里，也就是1944年中大二十周年校庆时发生了。我觉得这不算是虚构，让大家看到这一幕，在粗糙的战争纪录影像之后，反倒是很有张力的一个开始。

《新周刊》：为什么会选择让谢君豪老师来出演？他最符合您心目中黄先生的特质是什么？

甘小二：《南海十三郎》太深入人心了，影响力特别大，我觉得不是说因为这部作品，他成了知识分子演员的代表，而更多的是他真的具备这种气质。豪哥（指谢君豪）他平常挺活泼、挺有亲和力的，但是一妆造起来，他不用刻意怎么样，就有那种名士风度。有的演员可能拍起来要挑选一些角度，豪哥是360度无死角，怎么拍都是舒服的。这是他长期在影视界和戏剧界耕耘的结果。比如里面有一段戏非常有难度的，就是读骈文课，他必须做到看上去不像是背诵出来的，没有戏剧功底的话，想做到这点挺难的。

谢君豪饰演的黄际遇，在给学生们上骈文课。（图/由被访者提供）

我记得《庄子》里有一句话叫作“目击而道存”，一看见他就知道“道”是什么样子，所以豪哥就有这种“目击而道存”的魅力。你看他走路，你不会觉得他有多么特别。但是当他穿上长衫，叫“开始”之前，他立马就换了一个人。日常生活中跟他接触，他可能会更风趣一点。

《新周刊》：整部片子的叙事节奏都相对平和内敛，这与许多战争历史片的处理方式不同。为什么选择这样一种气质来呈现这段历史？会担心这种风格比较挑观众吗？

甘小二：《坪石先生》虽然讲的是抗战时期国立中山大学的迁校故事，但是我们一开始就确定了，想拍一种偏生活的感觉，为的是反映当时文人处于历史背景之下，怎样具体地生活。剧情没有太激烈的冲突，更多时候战争是发生在“外面”的事情。比如他们搬书、保护教学仪器、保护学生，做的其实都是普通人身体力行的事情。

这种相对平缓的影像风格，跟我过去拍独立电影、拍纪录片有一部分关系。而且在创作的过程中，我们都在解决很多很具体的问题，比如拍摄地的选址、场景的搭建，美术上包括道具和服装的真实度的还原，甚至当时的教室夜间是怎么照明的，就一心想着要把这件事做成、做好。

摄制组根据史料考据，重新搭建的校舍建筑群。（图/受访者提供）

虽然没有人愿意投资这个题材，但我们很坚定，那就自己筹资来做这件事。不过，好在幸运的是，这几年来，我们得到了很多朋友的帮助、政府的扶持，以及更重要的，来自很多社会人士，包括那些先贤后代们对这件事情进展的关注。

《新周刊》：整体听下来，感觉你是在用一种做学术的态度拍电影。你是想通过片子，让大家对这些教育先贤们，产生一些什么样的认识？包括“先生”这个词，是想传递一种什么样的内涵？

甘小二：很多时候，一说教书先生，大家想到的都是很刻板的印象，但是我们想告诉大家的是，教育家其实都有自己的个性。比如王宏伟饰演卫梓松，他不断地给自己加一些“小动作”，来表现这个人物很放松、很有趣的一面，然而面对日军威逼利诱命他做维持会长，他坚决不从，自尽殉国。

演员王宏伟，在《坪石先生》中饰演卫梓松（图/由被访者提供）

比如，我问张献民能不能来饰演盛成，他们都是留法出身的，他说：“盛老爷子啊，我在上世纪90年代还在北京语言学院拜访过他”。影片北京首映时，张献民说“希望自己的表演，能及先生之一二”，今天的大学教授演他自己见过的80年前的大学教授，这也算是一段佳话了。

所以说，“先生”也并非我一个人想象，为了把“先生”的形象传递给观众，大家都拿出了自己对“先生”的理解，如此才能各有各的风采。我们呈现了一批这样的“先生”，当他们汇聚到一起的时候，很多人看了之后都说，让他们想到了自己生命当中的“良师”。

《新周刊》：你本身作为一位教育工作者，创作完这部电影，对你的教学有什么影响？对当代青年教育有什么思考？

甘小二：我觉得是更加有信心了，在教学中可以给同学们讲各个创作环节是什么样的。我向来也都是这么做的。作为一个教电影创作的老师，如果我自己都不创作，我怎么教学生去创作？而且电影创作是一个向下兼容的学习，很多影像类的比如短视频，其实都可以兼顾到，尽管思维方式不一样，但学习电影创作是最基本的，具体怎么应用还得看他们自己。

青年演员颜秋越，在《坪石先生》中饰演学生邱扬。（图/受访者提供）

至于对当代教育的思考，电影里其实有一句话，叫作“有青年才有未来”。过去先贤们坚定不移的信念，放到今天也是一样的。今天大家都在说现在的年轻人“烧香拜佛”也好，“躺平”也好，其实都是因为没有真正地关心我们的青年，不知道他们在面对怎样的迷惘与痛苦。我作为一个老师，或许能给他们一点点建议和支持。我们应该多多劝解年轻人，不能因为觉得人微言轻，就放弃努力了。

《新周刊》：每个年代都会不断地有新的青年，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坪石先生》其实也是一部“拍给未来”的电影。

甘小二：对。我们有时候也开玩笑，说拍电影有一种玄学，就是你拍了一个什么样的人，你可能就要经历什么样的命运。那我们就拍了一群困境中的知识分子，我自己目前肯定是深陷困境了。不过，比起他们，我们还是要幸福得多。我们拍电影，做教学工作，不用担心马上就有炮弹飞过来。但是“坪石先生”的从容治学，不像今天的我们可能表现出的从容，那是一种在生死高压之下的从容，最终体现在对青年人的看重上。

这是一部讲先生们的电影，教育的目标是下一代人，是要不断面向世界，要向前看的。这些历史好像已经无人问津了。结果过了八十年，我们还是把它拍出来了。虽然影片在电影市场的汪洋大海中浮沉挣扎，几近湮灭，但没准八十年后，还会有人重新发现它，如同监制王宏伟肯定地评价它，说“这百分之一百是一部好电影”。

甘小二近照。（图/由被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