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美联储独立性被摆到“桌上”，一个共识已经正式成形：在全球范围内，讨论经济问题已然和政治形势密不可分。所谓“美联储的独立性”这个现象，本身便来自政治，也必将接受政治的洗礼：一群技术官僚的“治外法权”得到了国会的特殊许可，也自然可以被国会撤销。而至于金融市场担忧“独立性丧失=通胀失控”是否有道理？当然，但也未必。

我们观察到历史的案例，但不意味着这一场景有历史的必然性。不妨试看，在央行低独立性的背景下，是否内外币值的波动必然发生？答案是否定的。所以，市场的担心，与其说是一种对技术问题的终极定价，不如说是对政治行为的应激性反抗。这种反抗究竟能起多大的效果，目前并不容易评估。

如果你看过《纸牌屋》，你一定不会忘记那些在华盛顿屡屡上演的经典手腕和那句名言——“付出与索取，这就是华盛顿”（“Give and take， welcome to Washington”）。而如果你没有看过，也没有关系，因为在世界各处，哪怕在不同的政治制度中，政治手段的共性也远远大于个性。在这里，我们希望讨论的是：在这个时代里，政治和经济治理的技术，究竟孰先孰后？掌控权力的政治家和掌握治理原则的经济学家，又如何相处？

最近读到美联储前副主席艾伦·布林德的《当灯光暗淡之后：经济学、政治与棘手的问题》，借着这本书聊聊这个话题。

政治这门艺术和一门叫做“治理”的技术往往分不开，作为观察者和承受者，我们都在渴望“好的政治”，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呼唤政治体系的运作能带来“好的治理”。在不同的文化里，人们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有所不同。

身处在大洋此岸的我们，更希望结果贴近技术上的“正确答案”，因为我们默认“绩效”是合法性的来源之一，也假设政治的全知全能——技术官僚是中国奇迹的一部分，这一共识是明确的。而在大洋彼岸，我们会更直观地感受到政治和技术的分裂：他们并不假设全知全能，国家权力永远都在过程中经历详细的审视。

不过，我想过去几年，人们的感受可能是一致的：一些“看起来显而易见”的事情，对政治体系而言却仿佛有如登天，政治家和政治学家或经济学家似乎越来越难以达成一致。甚至可以说：人类在多数时候面临的困难，从来不是一个在技术前沿上悬而未决的问题，政治其实根本没有把前沿推到那么远的地方。

可能有人会说，世界本身就是这样的，这是一种老成的接受性态度。但我想，只要对常识性的结论多追问一句“为什么会如此”，理解世界的层次就会丰富得多。

让我们假设：如果有一天出现了一个“哲学王”，事情会好起来吗？

政治家和学者，二者的差异可能远远超越了思维和世界观的分歧。更重要的是，政治和学术终究是两场不同的游戏：研究（尤其是经济、政治等社会科学研究）多数是围绕“长期目标”展开的，但政治游戏的关键，则在于路径依赖和接受现状。

刘瑜老师有本书的书名讲得好——政治是“可能性的艺术”。委婉地说，政治寻找的是“可行的次优解”，因而时机很重要。一个政治家哪怕是全知的，也无法永远都做到正确的事、向正确的方向走。最现实的策略是：在合适的时机，做不那么错的事情。

不过，现实可能会更残酷一些：在政治的决策中，连“最优和次优”的排序，都可能和学界大相径庭。比如经济学家经常谈论效率、资源的高效、最优配置，这一点也会获得技术官僚的认可。但在政治的运行中，资源配置就不单纯是一个技术问题，它往往关乎政治资本和政治生命，因而当问题交给政治家（比如国会山的那群人）时，决策树往往是：1. 资源的部署或重新部署能否带来直接的政治效益？；2. 如果不能，那么能否通过政治交易，在别的地方赢回来？

其实在这里，我们不能指责政治家异化了问题，关键在于政治程序具有特别的敏感性。相对于结果的“效率”，政治更关注结果的“分配”。比如很多政策在结果的分配上高度不对称，尤其在汇率、税收等领域，往往存在一些小利益团体“大大受益”，而全民“小小受损”的情况。

对于政治家而言，应该怎么选择？无疑，获得小团体的政治支持显然更理性，因为它们提供的政治资本往往是真金白银，而模糊的大众利益则往往是“公地悲剧”。（类似的例子，可以参见Frieden的《货币政治：汇率政策的政治经济学》对美国汇率政策的讨论）

而同时，人们对政策结果的感受也是不对称的：很少有人会为“机会成本”而难过，但人们会为失去已拥有的东西而愤怒。贸易是个很经典的情景：自由贸易可能有创造10个岗位的潜力，但在政治影响上，这10个看不见摸不着的岗位，大概率比不过被实实在在摧毁的1个岗位。而自由贸易的反对者正可以借此大做文章。

这其实也不能怪大众：追求均衡和效率的结果从来不是“无痛”的，社会之“痛”绝不是“必要的代价”，而正是政治的养料——尤其在民主政体，政治更是顺着人性而为。因而，拿“长期均衡”和“整体效率”的话题去吸引政治家，可能就像拿大黄鱼去吸引老虎一样——东西是好，但我不吃。

所以，我们需要把传统认知里的角色变一变了。我们往往期望政治家有一群“智囊”，能够确保事情在正确的方向上，二者似乎是合作关系。但实际上，“智囊”往往是依附于政治而存在。我们可以看到美国有一堆智库和基金会，很多人会尝试引用他们测算、结论，但实际上，多数基金会完全缺乏中立性，它们接受政治捐助，为政治服务，对民主和共和两党而言皆是如此。

对政治家而言，倾听经济学家对他们的建议，并基于此做出好的决策，还不如从一开始先基于政治目的选定自己的立场，然后找一些经济学家为自己背书——二者根本不是合作关系，而是绝对意义的上下级，经济学家更像是政治的“宣传干部”。

这一点在特朗普政府尤为凸出，比如他选择了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米兰，此君学术水平颇受争议，但胜在政治过硬。哪怕还有几百个经济学家联名反对，但有那么几个站在白宫的一边就够了——毕竟，特朗普本人就是个噱头大师，包装一个人是他的强项，更何况在政治当道的时代，谁能说那众多的反对者，不是对面的“宣传干部”呢？

那么，为什么那些没有被“体制化”的、更客观中立的经济学家的意见，总是声势弱了一头呢？缺乏政治宣传机器的加成固然是其中之一，当然还有宣传上的矛盾在其中。几乎所有的决策都是“有利有弊”的，包含经济学在内的社会科学是充满复杂和反直觉的危险领域。这在货币、通胀等话题上尤为突出。然而，“一方面……另一方面……未必是……还需要检验……”这样的语句，虽然在论述上更为严密，但在政治上完全行不通。

在后者中，客观中立是最糟糕的一个立场，这往往意味着旗帜不鲜明、叫不响、打不赢，所谓科学严密，远不如一句简要的口号，比如：MAGA、“全民发钱”、“无锚印钞”……这一点上，不能高估未经经济学训练的普通人，正如我们在《主义vs问题：美国两党如何“党争”》一文里提到的，很多人一面理所当然地享受着Obama Care的福利，一面认为这一政策是国家从普通人兜里抢钱。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也因而，专业性和流量是一对反义词，这不仅是一种商业常识，也终将成为一个政治问题。

可以说，以上现象在人类社会中普遍存在，政治制度的设计可以缩小或放大这类问题，但终究无法规避。比如，美国的政治体系被设计地高度保守、基于现状（亨廷顿称呼它为“都铎体制”）：国会掌握着巨大的权力，内部掌握错综复杂的制衡，这当然有其初衷和好处，但对于规则的必要改变而言，就变得尤为困难。

比如我们经常看到美国反反复复面临债务上限的博弈，甚至年度预算也要反反复复地审议和修改，这些工作涉及政治资本的大量交换和注意力资源的频繁消耗，也是“技术问题政治化”的渊薮。而另一方面，如果制度高度灵活，运作效率极高，同样会面临“政治诉求压倒一切”的问题。

那么，如果引入外部监督、让一切都公开透明，会不会更好呢？其实也未必。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监督，而是妥协。曝光的一种意外的结果是“政治极化”：不受监督的密室政治和暗箱操作并不是只有坏处，在选民的目光之外，政治家的妥协反而更容易达成（想象很多外交谈判必须闭门进行的必要性）；而一旦所有的政治交易都摆在聚光灯下，妥协的空间就丧失了，几乎每个政治家都必须为选区、选民的利益奋战到底，这反而可能使政治体系的运行更缺乏效率——回到之前的问题，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就是这么复杂，我们怎么能够在一两句话里说清楚它呢？

归根到底，本文想要讨论的是一种普世性现象的复杂成因，而它未必对应着解法。我们必须去接受，政治和技术从来都不可完全分开，例如效率和公平、结果和过程，永远不会达到平衡，不会有尘埃落定。甚至，在政治和技术的天平中，主导权的砝码从来都在政治一端，只是政治力量的阶段性目标变化，会导致技术的话语权时大时小。

同样，我们不能指望有完美的制度设计，甚至要容许这个二元体系出问题——从机会成本的角度考虑，如果我们拥有的是一个纯技术、或者纯政治的体系，一定会出更大的问题。那么，如何检验制度设计是相对成功的呢？我想一个关键标准就是，其运行该过程中能否展现出足够的弹性以进行自我纠偏，能否在“物极必反”的边界前观察到妥协的力量。正如我们一直说的，制度竞争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既在于谁赢得多，也在于谁输得少。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青野有枯荣，作者：青野Tsingye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