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等”已成为一个炙手可热的议题。无论是教育、就业还是资源分配，“机会平等”常常被奉为实现社会正义的金科玉律。我们习惯于用“代表比例”来衡量一个组织、一个行业甚至一个国家的公平程度——如果女性在科技行业占比低，那一定是性别歧视；如果某些种族在高层职位中“缺乏代表”，那必然是系统性偏见在作祟。

然而，这种看似无可辩驳的逻辑，真的站得住脚吗？

在《社会正义谬误》这本书中，作者托马斯·索维尔尝试打破这一迷思，他以大量历史事实、统计数据与跨文化比较指出：哪怕在机会完全平等的条件下，人类的结果也几乎不可能平等。原因不在于歧视或偏见，而在于千差万别的环境、历史、文化、地理甚至气候因素。

如果我们一味追求结果意义上的“平等”，反而可能牺牲真正的公平与效率。

“机会平等”不等于“结果平等”

“就算一个社会能提供平等的机会，也就是能以同一套标准评判每个个体，背景各异的人也未必想做同样的事，更不用说花时间和精力去发展同种技能与特长了。”

这是一个再简单不过却常被忽略的事实。即使所有人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他们想跑的方向、愿意付出的努力、所能依靠的资源也截然不同。例如，在美国职业体育中，黑人运动员在篮球中占比极高，而冰球则是加拿大和瑞典人的天下。这不是因为NBA歧视瑞典人，或者NHL歧视加州人，而是因为滑冰技能在寒冷地区更易发展，而篮球在城市贫民区更易普及。

这里的重点是：在看起来或许非常相似的条件下，特定行业可能出现非常不同的历史、文化和结果。特定群体在特定行业上有特定技能，是千百年来世界各国常见的客观事实。即使两个族群此时此刻恰好生活在一模一样的可感知的环境中，他们又有多大可能在过去成千上万年里受到相同的环境影响？

就像法国人因葡萄酒而闻名天下，苏格兰人亦凭所产威士忌的上乘品质享誉全球。但苏格兰人在葡萄酒酿造上难以媲美前者，因为葡萄在气候更冷的苏格兰长势不好。因此，指望苏格兰人在葡萄酒生产上与法国人平等，与指望他们在啤酒生产上与德国人平等一样，都是不讲道理的。

在解释此类相互的不平等时，无论是种族归因还是种族主义，抑或其他任何形式的歧视，都非必要之举。那些理所当然地认为歧视偏误能解释结果不平等的人，也无法在自己所定标准下举出一个有成比例的人口代表的国家或地区。

同样的道理，德国人在啤酒酿造领域的突出表现——不仅在美国，在中国、阿根廷、澳大利亚也是如此——并非源于“日耳曼优越论”，而是因为他们在此领域积累了上千年的技艺与文化。

我们无法指望苏格兰人酿出与法国人同等水平的葡萄酒，就像无法指望热带地区的人发展出冰球运动传统一样。地理、气候、历史传承等因素，早已在人类选择之前就写下了不同的可能性。

群体间的“相互不平等”是常态而非例外

“同一行业中的群体平等绝非普遍现象，各群体在不同行业中的相互不平等才最为常见。”

我们常常陷入一个思维陷阱：如果某个群体在A领域表现不佳，就认为他们“处于劣势”。但事实上，他们可能在B、C、D领域表现卓越。

缺乏教育背景的群体可能在需要高学历的行业中落后，但在体育、娱乐、艺术等领域却可能大放异彩。爱尔兰裔、黑人、南方白人在摆脱贫困的过程中，恰恰是通过这些“非传统上升通道”实现了社会流动。

即使是在许多领域取得的成就落后的群体，也往往在一些特定事业上不仅坚持奋斗，而且表现出色。例如，缺乏教育背景的群体可能会在许多需要教育背景的事业上处于劣势，但这个在多数情况下落后的群体，经常在其他看重个人禀赋与身心投入的事业上成绩斐然。对正在摆脱贫困的美国群体，如爱尔兰裔、黑人和南方白人来说，各种体育项目以及娱乐活动，一直是可以取得非凡成就的事业。

尽管收入或能力方面的群体平等难以寻得，但发觉一个民族等大型社会群体有一技之长，并非难事。即便在平等缺席之地，相互的不平等也大量存在。我们已经看到，在美国，不同的民族群体“统治”着不同的体育项目。它的一个后果就是，整个美国体育界的群体代表性的不平等程度，并没有单个项目里的那样严重。由于“相互的不平等”，类似的原理在各种类似的前提下也适用于其他事业。

只要看一下历史上富甲一方、赫赫有名的工商业界人士，你就会发现，比起钢铁工业、汽车制造业或煤矿开采业，零售业、金融业和衣物制售业领军人物中的犹太人要多得多。专家界的情况亦然：放眼整个专家界，一些群体确实有相似的代表性，但在特定专业领域，如工学、医学或法学，其代表性可能迥异。亚裔美籍专家未必和爱尔兰裔美籍专家集中在同一专业。

换句话说，不平等是相互的。如果我们只盯着某一个维度（比如收入、职位、学历），就会忽略人类成就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教育与职业选择中的“苹果与橙子”陷阱

“当男性和女性的专业选择如此不同时，比较上述两个职业中两性的统计学代表性，简直就像在比较苹果和橙子。”

硅谷科技公司常因女性员工比例低而被指责性别歧视。但很少有人问：为什么选择工程专业的女性本身就更少？

在美国，工学学位获得者中女性占比不到30%，而在教育学专业中，男性占比仅20%左右。这是歧视吗？还是说，男性和女性在专业选择上本身就存在差异？

当男性和女性的专业选择如此不同时，比较上述两个职业中两性的统计学代表性，简直就像在比较苹果和橙子。关于专业教育方向的决策，通常是男性或女性自己在联系雇主、开启职业生涯之前数年做出的。

当全体女性的收入和全体男性的收入被拿来比较时，一个更加笼统的问题产生了。这种比较忽视了女性和男性在生活模式上的许多具体差异。其中一个相当基本的差异是，在全职全年工作群体中，女性显著少于男性。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显示，2019年，全职全年工作的男性要比全职全年工作的女性多1500万人。女性的工作模式涉及更多兼职工作；有时，女性因为需要在家照顾年幼的孩子，甚至会完全脱离劳动力队伍。

如果考虑到工作模式的这些和其他差异，男性和女性的收入差距其实会急剧缩小，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会出现逆转。早在1971年，自毕业起就持续工作的30来岁单身女性的收入就略高于同年龄段的男性。

如果我们忽略这些前置差异，直接比较就业结果，就会犯下“苹果与橙子”式的比较错误。真正的机会平等，应是在个体做出自由选择之后，能否被以同一标准衡量——而不是强行让所有人选择同一道路。

被忽略的不平等根源

“我们并不活在过去，但过去仍在构成我们。”

不平等的环境从“子宫”开始。已有研究表明，孕妇之间的营养差异，会在未来表现为她们所生孩子的智商差异。母亲所摄入的各种物质，都会对孩子的智商以及总体健康状况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

例如，一项研究发现，在美国的国家优秀奖学金决赛入围者中，半数以上的人是家中的第一个孩子，无论他们来自五孩家庭还是二孩、三孩、四孩家庭。换言之，在五孩家庭，第一个孩子入围的概率比四个弟弟妹妹加起来还要高。另一些对教育成就或职场成就的评估也表明，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其他被调查的国家，各项事业的杰出人群中，家中第一个孩子及独生子女的比例都很高。长子（女），以及独生子女，通常能在他／她至关重要的最初成长阶段获得父母的全部关注。这显然是晚出生的弟弟妹妹无法获得的。反过来说，许多研究已经发现，由单亲抚养的孩子会出现社会问题的概率更高——又一次地，美国和欧洲都是如此。另一些研究发现，由单亲妈妈抚养长大的男孩，在有旷课、谋杀等反常行为的群体中占极高比例。

人类的现状是由千百年的历史、地理、文化共同塑造的。例如：欧洲拥有曲折的海岸线与众多天然港口，海上贸易发达；非洲海岸线平直，港口稀少，内陆交通成本极高；西半球在哥伦布抵达前没有轮子、役畜和大型船只，经济规模受限；东亚曾长期领先于欧洲，但在近代逐渐落后……

哈佛大学国际发展中心的一项经验研究发现，位于温带、土壤肥沃且距海100公里以内的地区仅占世界有人居住的陆地面积的8%。然而，这些地区分布了世界23%的人口，产生了世界53%的GDP（国内生产总值）。这些地区和世界其他地区之间人均收入的全球性差异已经能说明问题。

无论是诉诸地理因素，还是诉诸其他方面的自然因素，我们都不应该理所当然地假设，人类之间的结果是平等或随机的。人类经济与社会发展了成千上万年，有太多因素在起作用，以至于我们很难指望它们“可以”是平等的，更不用说“一直”是平等的了。当然，这些差异不是任何人的“错”，而是自然与历史的不对称分配。正如书中所言：“自然如生命，它并不公平。”

诚实、信任与文化资本：看不见的竞争力

“一个社会的诚实或欺诈水平是决定该社会经济状况的主要因素。”

除了技能和知识，还有一种更根本的“人力资本”：诚实。许多因素是无法被假设平等地分布在所有地方或所有人那里的，而“诚实”就是其中一个。经验证据也表明，无论是这一因素，还是其他许多因素，都不是平等分布的。在被用来评估不同人群、地区诚实情况的简单测试中，一个测试项目是故意在世界各个城市的公共场所丢下装有现金与个人身份证件的钱包。

2013年的一项测试是在每个所选城市丢下12个钱包，最终，被如数奉还的钱包在赫尔辛基（芬兰）最多，达11个，而在里斯本（葡萄牙）最少，仅1个。更重要的是，在里斯本被归还的那个钱包，是一对从荷兰来旅游的伴侣归还的；没有葡萄牙人归还哪怕一个钱包。更早的一项测试发现，在挪威，丢了的钱包能失而复得的概率为100%，这一比例在美国是67%，在墨西哥则是21%。

有关诚信的另一项测试历时5年，研究的是可凭外交豁免不受起诉的联合国外交官在纽约市支付违章停车罚单的情况。结果是，拥有24位外交官的埃及，手握数以千计未支付的违章停车罚单。但同样有24位外交官的加拿大，以及分别有31位和47位外交官的英国和日本，均无哪怕一张未支付的违章停车罚单。

这种诚实差异，直接影响经济发展。投资者更愿意把钱放在法律可靠、社会信任度高的国家。而在信任度低的社会，某些群体（如印度的马尔瓦利人、东南亚的华人）依靠内部高度信任的网络进行国际贸易，反而获得了竞争优势。

无论一个社会的诚实水平是高是低，我们都没有理由指望在这些方面的现存差距会永远持续，毕竟，在千百年后的今天，无数事情已经改变。但无论何时，“诚实”都是许多存在差异并使所有人难有相同机会的因素之一。平等的机会，并不等于平等的能力、同等的诚实或相同的文化资本。

我们究竟想要怎样的平等？

“我们是希望经过良好培训、能做高级医学研究的学者能够代表整体人口结构，还是希望任何学者，无论其个人背景如何，都能专注学术研究，从而找到治疗癌症的方法？”这是一个尖锐却必要的问题。当我们沉迷于“代表比例”的意识形态时，是否忽略了真正重要的目标：比如治愈疾病、飞行安全、科技创新、经济发展？

机会平等是值得追求的，但它不等于结果平等。强行追求结果平等，可能意味着我们要牺牲效率、自由甚至真相。真正的公平，不是让每个人都在同一个赛道跑步，而是让每个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赛道，并在其中被公平地对待。

如果我们能接受“相互的不平等”，或许才能更接近真正的社会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