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返朴 （ID：fanpu2019），作者：王公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国学术界同全国各界一样，也掀起“救亡图存”的思潮。然而，在胡适、顾毓琇、丁文江、傅斯年、翁文灏等当时的知名学者之间，科学救国之路究竟是以纯粹科学立本，还是发展应用科学为先，展开了一场大讨论。而即便在抗战胜利后的几十年内，这一问题在一些重要的历史节点仍不时成为争论的焦点。

本文经授权摘自《奋起：抗战中的科学与科学家》一书，本书采用科学技术与社会（STS）的研究方法，融合军事、教育、工业三重视角，不仅叙写了一部科技史，更记录了中华民族在危亡之时如何以科学微光照亮民族救亡的“至暗时刻”，是一部中国全民族抗战时期科技救国的全景史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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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公著，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25年8月）

撰文|王公（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20世纪30年代，随着中国的国立科研机构和主要高校相继走上科学研究之路，中国的科技发展本应向前继续迈进，迎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然而，日本法西斯的侵略打破了无数中国科学家苦心经营的事业，面对日寇的铁蹄、沦丧的国土、流离失所的同胞，中国的学者不得不振作起来，重新思考科学和民族的未来。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地区沦陷于日寇铁蹄之下，广袤的森林煤矿和漫山遍野的大豆高粱落入日寇手中。此后，日本侵略者不断蚕食华北地区，在那个“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书桌”的年代，全国各界掀起了抗日救亡的浪潮。著名学者胡适、顾毓琇、丁文江、傅斯年、翁文灏等，掀起了一场“科学与救国”的讨论，彰显出国难中知识分子自觉捍卫国家独立的精神。

一、胡适：“求学而后可以救国”

1932年12月初，胡适在长沙中山堂发表了题为《我们所应走的路》的重要演讲。在演讲中，胡适开宗明义地抛出“国难当前，我们究竟应该走哪条路”的问题，并明确回答“求学而后可以救国”。在胡适看来，中国外侮深重的原因，乃是科学不如人。他引用了法国科学家巴斯德（Louis Pasteur）的案例证明科学可以救国：1870年，法国在普法战争中的失败令巴斯德十分气愤，屈辱中他意识到挽救国运的唯一方式是科学研究。于是他集中全力探索细菌学，并取得了“物必先有微生物，然后腐化”的发现。这一发现被应用于法国的制酒、养蚕与畜牧业，不仅解决了长期困扰这三大行业的难题，还使50亿法郎的赔款，由巴斯德一个人替国家偿还，法国由此走向振兴。基于此，胡适提出了他的主张：唯科学可以救国。胡适认为“救国不是摇旗呐喊能够行的，是要多少多少的人，投身于学术事业，苦心孤诣，实事求是地去努力才”“把自己铸造成器，方才可以希望有益于社会”“在世界混乱的时候，有少数的人，不为时势转移，从根本上去做学问，不算什么羞耻的事”“我们的责任是研究学术以贡献国家和社会”“没有科学，打仗、革命都是不行的”。

直观来看，胡适所谓的救国“科学”代指具体的科学知识，更进一步来看，它还蕴含科学文化的意味。以科学谋求国家的生存与独立，这是五四运动以来以胡适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所极力倡导的，他们希望中国人能像巴斯德那样，在遭受艰难境遇时向科学要答案。但是，作为思想家的胡适，对科学的宣扬与倡导仍停留于宽泛的纲领层面，因此科学界开启了一场更为深入的“我们需要怎样的科学”的讨论。

二、顾毓琇：“我们需要怎样的科学”

1933年1月1日，在胡适发表演讲一个月后，时任清华大学工学院院长的顾毓琇在《独立评论》上发表了《我们需要怎样的科学》。文章在赞赏胡适“唯科学可以救国”这一观点的同时，进一步追问“我们所需要的是怎样的科学”。

在顾毓琇看来，科学事业包罗万象，而面对眼前的危机必须认清需要怎样的科学。他认为当今世界的科学，已经为中国提供了足够的知识；中国在生死存亡之际，不必追求新的发明，而以国家目前的实力，也无力支持纯粹的科学研究。“研究科学本来是人类智慧的探险，只有努力，没有作用，超出空间，亦不顾时间。而‘救国’的问题便是既有目标，又要效果，并且要顾到空间、时间的迫切的要求。”由此，顾毓琇提出“要希望中国富强，要解决中国的生产问题，要中国的物质进步”，“我们目前最需要的不是科学的新发明，而是已有的科学发明的应用”。顾毓琇认为当前最能救国家于水火的是应用的科学，因此，他不希望每个人都去做发明家巴斯德，相反，他希望多数青年能够学习应用科学家巴斯德，学他造酒、养蚕、为牛羊治病。

关于如何应用科学，顾毓琇也给出了他的见解。他说：“我们不必斤斤于中国人自己重新去发明一切已知的科学真理和事实。巴斯德的微菌，不是法国人专利的，就像牛顿的力学，不是为英国人发明的一样。甚至于瓦特的蒸汽机，爱迪生的电灯泡，虽然多少是专利品，但是我们亦尽可以仿造。”举步维艰之时，对顾毓琇来说，或许通过“模仿”的方式来应用科学是最为直接和高效的救国途径。顾毓琇务实的眼光，不仅体现出他挽救国难的迫切愿望，更显示出艰难时局中他对发展科学的独到见解。

三、中国知识界关于“科学救国”的讨论

胡适的演讲和顾毓琇的文章引起了科学界的反响。北京协和医学院生化科主任吴宪认为，西方人是因为衣食住行都发展到了理想的状态，所以才转向研究科学。但这种科学与国计民生相去甚远，因此，他提出当前中国不忙于做此种科学研究，但应用科学的研究则刻不容缓。

清华大学心理学系教授周先庚、讲师张民觉也先后发表多篇文章，强调心理学，特别是心理技术在国防、工业、军事等方面的应用价值。与科学家们的讨论相呼应，带有官方立场的国立中央研究院也发出了“科学研究事业应注重于应用方面”的声音。一时间，主张发展应用科学的声音可谓此起彼伏。

清华理学院教授萨本栋对如何发展应用科学，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在清华大学实用科学研究会的演讲中，萨本栋通过定义区分了纯粹科学、应用科学与实用科学，他认为所谓实用科学即有用技术。尽管他肯定了实用科学在机械教育与产品制造方面的价值，但他对纯粹科学的提倡则显得更为突出。针对时人因国家危难而放弃纯粹科学的做法，萨本栋坚决表示不认同，“因为现代的国防利器是许多纯粹科学家、应用科学家及实用科学的人辛苦研究，经过长久的时间与屡次的改良才成功的。这些东西的基础都是建在以前人们所认为未能应用的纯粹科学之上”。带着这样的见解，萨本栋劝诫“现在立志于学应用或实用科学的人，应当特别注意自己在纯粹科学方面的基础是否稳固”。

萨本栋的观点得到了清华理学院同人的回应。曾担任过理学院院长和物理系主任的吴有训，通过对学术独立的追求，展现出他对纯粹科学的肯定。他认为争取独立，对于某一学科而言，应当是“不但能造就一般需要的专门学生，且能对该科领域之一部或数部，成就有意义的研究，结果为国际同行所公认……所以有意义的研究工作，是决定一个学科独立的关键”。吴有训所说的“有意义的研究”即指纯粹科学、理论科学方面的研究。概而论之，为了实现国家独立、学术独立的目标，他认为必须加强对纯粹科学的研究力度。在《清华大学理学院概况》一文中，吴有训亦表达了相同的见解。

与清华理学院教授们的观点遥相呼应，时任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的竺可桢在《国风》期刊中发表了《航空救国和科学研究》一文，针对国人疾呼购买飞机以挽救时局的主张，竺可桢表达了自己的见地。他分析了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制造飞机失败的原因，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缘于人们对空气浮力的有限了解，彼时的科学尚处于萌芽阶段。而到了20世纪初，当科学发展到一定程度，莱特兄弟（Wright Brother）适逢其时，其制造飞机的成功可谓水到渠成。在历史的对比中，竺可桢强调的是科学研究的重要性。此外，竺可桢还在文章中谈到欧美国家发展航空事业的空气浮力定律与风管试验。基于此，他总结到：“要讲飞机救国，就得迎头赶上，要迎头赶上，就非去研究大气力学和风管不可……要谋飞机的行动安全，非有敏捷精确的天气报告不可，这又要靠地质学家、化学家、冶金学家和气象学家的研究。”概言之，飞机救国的根基在科学，诚如其在文末所言：“飞机救国，必须从研究科学入手。”

日军在鲸吞东三省后，开始进一步蚕食华北领土，国难日渐深重。面对危局，越来越多的声音希望全国上下组织起来，一致抗日。科学界也逐渐走向组织化。

1935年6月，在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丁文江推动下，中央研究院首届评议会选举会召开，选举产生蔡元培、丁燮林、李四光、竺可桢、汪敬熙等11位当然评议员，以及叶企孙、吴宪、侯德榜、林可胜、胡先骕、翁文灏等30位聘任评议员，丁文江兼任评议会秘书。丁文江在1935年《中央研究院的使命》中指出：“研究院的工作当然应当相当地偏重‘应用’。”作为中央研究院的领导核心，丁文江的科学观无疑影响了研究院乃至全国科学界对科学发展路线的选择。

1935年9月，中央研究院首届评议会第一次年会按计划召开。1936年4月，第二次年会召开。这一年年初，丁文江因煤气中毒不幸去世，翁文灏被推选为新的评议会秘书。

第二次年会共收到13件提案。其中，由翁文灏提议，陶孟和、丁燮林附议的提案《中国科学研究应对于国家及社会实际急需之问题特为注重案》（第一案），与由胡先骕提议，秉志、张其昀、谢家声、王家楫附议的提案《请由中央研究院与国内各研究机关商洽积极从事与国防及生产有关之科学研究案》（第二案）经评议会审议通过后，合并为《我国科学研究应特别注重于国家及社会实际急需问题案》。在第一案中，以翁文灏为代表的科学家深入阐述了在当时特殊时期，注重发展国家及社会急需问题的理由。在国家艰难的特殊时期，他们认为应当采取特别策略予以应对。翁文灏回顾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情形，他说当时参战的欧洲各国，无不积极动员全国科学力量，致力于开发战时急需的原料及替代品，同时还全力探索提高生产效率的途径。以欧洲各国的组织化经验为鉴，他认为身处同样境遇的中国也理应如此。此外，翁文灏还提出了三项重要的办法原则：一是由中央研究院通告所属各研究机关，优先研究国家和社会需要最迫切的问题；二是对于急需的问题，应由评议会报送中央研究院，再由中央研究院分配至相关学术机关；三是各机关对于研究情况及所得结果，随时向评议会报告。从翁文灏等人的表态中，可以看出他们深知科学研究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性，也深知自己身上的责任与使命，他们愿意在特殊时期为国家所用，积极组织起来，共同应对国难。第二案由胡先骕等人提出，他们同样强调在国事危急之秋，科学家应各展所长，为国家生死存亡而努力。该案也援引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事例佐证其主张：“欧西各国每当战事一开，科学家皆全体动员，从事应付当前之需要。”与第一案相同，该案亦关注机关之间的协调问题：“宜由中央研究院与政府各部院参谋部兵工署资源委员会切实商讨，条举目前国防及生产有关最切要之问题，再与国内各研究机关接洽，使之分头从事研究。”不难看出，胡先骕等人与翁文灏等科学家的立场相同，也倡导组织化的科学，进而更好地服务战时国家所需。

评议会的提案得到顾毓琇的首肯。顾毓琇慷慨陈词，认为当前的种种艰难环境，都迫切要求全国的学者团结起来，共同应对挑战。他还详细探讨了如何完成这一光荣使命：明确需要，不以中央研究院已有的研究范围为限制，中央研究院与政府对接国家需求等。顾毓琇殷切期望中央研究院和全国学术机关能够齐心协力，共同投身科学救国的伟大事业之中。总而言之，正如他在同年发表的文章《民族自卫与军备自给》中所言，在危急关头，包括专门人才在内应实行“全国人力物力的总动员”。

无论是中央研究院评议会上翁文灏、胡先骕等人提出的议案，还是会后顾毓琇进行的讨论，都表明国家危难已经深刻影响到中国科学的发展走向。身处国难危局，科学家群体暂时放下了个人的自由探索与研究旨趣，协力共进以纾国家之困！

注：本文在与清华大学杨舰教授、张立和同学的多次讨论中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