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7月，山西大同一场暴雨夺走了14位中老年女性零工的生命，她们冒雨前往田间摘辣椒，只为挣得一两百元贴补家用；

一年前，河南平顶山叶县，8名加班晚归的女工因搭乘违规载人的冷藏货车不幸遇难。

相似的悲剧接连上演，揭开了超龄农民工群体，尤其是农村大龄女工在零工市场中“退而不休”的脆弱生存现状。

近日，冷杉RECORD与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王欧进行了一场长谈，王教授作为第一代农民工的孩子，凭借十多年对农民工群体的调研，为我们揭开了这一群体困境背后的深层原因。

大龄女工：为何“冒险”也要上工？

在中西部农村，“60后”“70后”大龄女工成了零工市场的主力军。并非她们不愿停歇，而是现实压力推着她们不停向前。

农村男性与年轻未婚女性大多前往沿海地区打工，制造业、服务业更青睐三四十岁以下的劳动者，大龄女工在城市能找到的工作寥寥无几，多为保洁、家政，更多时候只能在附近做日结工，如摘辣椒、加工牛肉等。

家庭经济压力是她们“停不下来”的核心原因。如今，子女教育、婚嫁、住房等家庭再生产成本大幅攀升。

撤点并校后，孩子到乡镇上学需寄宿、托管，不少家庭为让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还得在县城买房；私立高中、民办本科的学费远高于普通一本，而这些学校的生源主体多为农家子弟；在中西部农村，男孩结婚往往需要几十万彩礼，还要分担买房成本。

按照年龄推算，大龄女工的子女大多正处于高中、大学阶段，或面临结婚买房，家庭男性外出务工后，经济压力便集中到了她们身上。

农业收益微薄也让她们不得不外出找活干。双季种植水稻或小麦玉米，一亩地年收入仅1000多元，根本无法支撑家庭开支。

更值得关注的是，女性对家庭的经济贡献常被“遮蔽”：男性收入多存起来，女性挣的钱多用于家庭日常支出，“一个人挣钱，3～4个人吃”，她们的收入对农民家庭而言不可或缺。

为了省钱，大龄女工过着极致节俭的生活。江西某工业园的调研显示，不少女工贴身穿的内衣内裤仅一两元，质量堪忧；她们花在自己身上的钱极少，最多买些廉价衣服、简单做个头发，偶尔和姐妹聚餐也多在发工资或逢年过节时，其余收入几乎都寄回了家。

即便如此，能有持续的零工机会对她们而言已属不易——工作不仅能带来收入，更让她们在家庭、村庄中拥有了话语权。过去，农村家庭话语权多掌握在挣钱的男性手中，如今女性能独立挣钱，无需征询丈夫意见便可和姐妹逛街、聚餐，家庭与村庄地位显著提升。

非正规用工：安全无保障，维权路艰难

大龄女工从事的零工，多属于中西部新兴现代农业的用工范畴，而这类用工普遍存在非正规性，给她们的劳动安全埋下巨大隐患。

这些岗位不签劳动合同、不缴社保，没有法定节假日，完全游离于劳动法监管之外，规范程度远低于沿海工厂，甚至不如外卖骑手。

招聘方式依赖“熟人网络”，每个村子找一位中间人，通过亲属、熟人关系招工，工人上下班常同村结伴，或挤在一辆车里，或一起骑电动车。这种模式下，交通安全风险极高，山西大同、河南平顶山的悲剧便是惨痛教训。

反观沿海地区，经过三四十年工业化发展，用工正规化程度已大幅提升，昆山某工业园企业会安排正规大巴接送工人，类似交通事故极少发生。

为何中西部地区用工规范难以推进？回溯历史，1993年沿海致丽玩具厂大火导致八十多名女工遇难，这一事件间接推动了1995年劳动法出台。此后，法律人士、学者关注、媒体报道、工人意识觉醒、国际压力等多方力量共同作用，促使沿海地区劳动条件不断改善。

但中西部地区发展晚于沿海至少十几年，2008年国家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后，中西部才具备招商条件，沿海劳动密集型、污染密集型产业及城市剩余工商业资本陆续转移至此。

目前，当地资方与政府部门仍将重心放在招商引资、推动产业发展上，用工规范尚未进入治理视野，零工劳动安全缺乏有效规制。

更让大龄女工绝望的是，工伤维权之路异常艰难。在中西部农村，工伤处理多依当地习俗，而非法律法规，还掺杂各方势力博弈。

有能力的家庭，或许能向企业施压获得相对合理的赔偿；但多数普通百姓只能通过到工厂门口静坐、围堵老板等方式维权。他们很少选择起诉或劳动仲裁，一来需要花钱，二来会彻底破坏与企业、中间人的人情关系。

此外，隐性工伤常被忽视。江西某大米加工厂的男工人，因长期扛包导致腰部无法动弹，却被认为是自身身体原因，仅获象征性赔偿；王欧教授的母亲所在的印染厂，大龄女工长期接触含慢性毒害的染料和试剂，企业为规避责任，竟采取“老员工工作满5年就辞退”的做法。

而在大城市，工伤处理已形成制度化体系，公益律师机构会协助工人维权，司法部门也能快速响应，但中西部县域地区，普通劳动纠纷几乎无人问津。

新生代农民工：新问题叠加，代际循环隐忧

不仅超龄农民工面临困境，新生代农民工的问题也逐渐凸显，且呈现出新的复杂性。学术界对农民工群体的研究本就不多，出身农民工家庭、能深入了解这一群体的学者更是稀缺。

王欧教授自身的经历便是缩影：他与弟弟曾是留守儿童，初中时父母外出打工，亲子间长期缺乏沟通，关系疏远。直到他开始研究农民工问题，才通过与母亲聊工友、村里事，逐渐理解母亲，也获得了诸多调研案例。

新生代女工面临的情感创伤更为严重。相较于上一代，她们更追求自由恋爱，将孩子视为爱的结晶，但经济压力迫使她们在孩子出生后不久便外出打工，不少人产后三四个月就离开孩子，长期分离让她们承受着巨大的情感痛苦。

职业发展上，新生代农民工也面临新的瓶颈。第一代农民工多在工厂拧螺丝、建筑工地搬砖，积累经验后还能成为熟练工、低级管理员，甚至成长为包工头、小老板。而新生代农民工多涌向低端服务业及外卖、快递、网约车行业。

2021年武汉的调研数据显示，这些行业从业者的社保缴纳比例、工作与家庭稳定性，均低于制造业工人。更关键的是，平台经济下，职业阶梯极为狭窄，平台将核心资源与发展机会集中在管理层与模型中，普通从业者难有上升空间。

子女教育与养老的“代际循环”隐忧也不容忽视。如今，多地开放异地中考，农民工子女可在务工地接受完整教育，新生代农民工虽难以在城市买房，但会为子女教育在县城购房，经济压力更大。

与此同时，农村学校“撤点并校”现象普遍，武汉与麻城交界的28个行政村，仅剩下3所小学，新生代农民工子女从小学甚至幼儿园起，就不得不寄宿或由家人陪读，年幼的孩子需自己打饭、洗碗、在露天澡堂洗澡，成长环境令人担忧。

更严峻的是，新生代农民工与农村、农业的联系日益薄弱，未来他们的养老问题将更为突出。

若社保、养老资源等问题无法得到解决，即便他们在县城买房，晚年或许仍需回到农村，依赖农村熟人社会的互助支撑。东亚国家和地区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转型，多在一代人内完成，而我国大陆第二代农民工仍卡在城乡之间，面临与上一代相似的困境，若未来重蹈父辈“老来返乡”的覆辙，无疑是一种悲哀。

从超龄农民工的“退而不休”，到新生代农民工的新困境，这一群体的生存状况关乎社会公平与发展。

唯有加快推进中西部地区用工规范化，完善农民工社保与医疗保障体系，加强农村养老与教育资源建设，才能让每一位为社会发展付出的劳动者，都能卸下沉重的负担，拥有有尊严的生活与未来。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猎聘 （ID：liepinwang），作者：猎霸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