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大学毕业后，汤禹成进入《南方周末》综合新闻部。社会、时政、法制、教育、突发新闻，他都做过。后来，他从偏重新闻报道的《南方周末》，转入更注重非虚构写作的《人物》，一步步拓宽了自己的写作边界。

再之后，他赴纽约大学攻读非虚构写作硕士，毕业后，加入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主办的加利福尼亚州地方新闻项目组。这个项目旨在支持地方新闻发展。在美国，即使发展境况艰难，地方新闻依然很受重视，因为它既能监督官员履职，也能向公众传递必需的信息，推动社区发展。

现在，汤禹成被派驻到北加州一个小镇的新闻编辑室，负责本地议题报道，包括流浪汉问题、移民，还有每两周一次的市议会。

八年内，他不断切换工作环境，不断挑战各种题材，他说：“每个故事都有独特的解法，不存在绝对正确的套路模板。”从未固化的写作背后，是他对自己的思想认知与采写方法的不断复盘和反思。

在美国做新闻是怎样的？什么是故事，如何讲好一个故事？“我”的故事也是有价值的吗？当题材跨度大、材料庞杂时，如何从海量素材里提炼洞见？在跨文化背景中，记者该如何融入环境，又是否应当与采访对象保持距离……

今天的分享中，汤禹成结合自身在美国的新闻实践经验，对比中美新闻实践教育与报道路径，并结合过往报道，详细介绍了沉浸式新闻与个人叙事的方法论，希望能为同样在摸索的记者提供启发。

以下是汤禹成的讲述：

一、中美新闻报道差异

1. 美国地方新闻与中国全国性媒体：不同的报道路径

（1）“空降式”新闻与扎根地方的报道

我就职过的《南方周末》和《人物》都是全国性媒体，做的都是“空降式新闻”，即新闻发生了，记者要赶到新闻现场，而记者对当地的情况了解往往没那么深。由于缺少当地资源，记者就得查很多资料，向本地记者请教求助。比如，我报道南阳“水氢车”事件时，就先联系了当地记者，他不仅给我提供了大量采访资源，还给我介绍了南阳的政治生态、经济情况，以及过往发生的事。

现在，我在美国小镇做的是“扎根”报道，得靠自己慢慢培养本地信源。只有跟地方议员搞好关系，他们有新闻才会愿意与我分享聊天。而官员间的人际关系、他们对不同议题的态度，这些都得花时间了解。

（2）丰富的可利用的公开信息

美国有较完善的公共记录法案，因而申请获取政府或者法院的公开数据是在这边做新闻的一个重要工具。比如，我在做流浪汉报道时，需要统计2024年在镇上公共空间去世的流浪汉信息。我就得向警察局申请查看这个公开信息，而且要在申请中明确写清：依据哪条法律，要什么信息，几号前必须给我。法律规定，警方在第一次收到申请后的特定时间内必须回复。

（3）更直接的互动和反馈

因为我现在做的是地方新闻，所以我能直接感受到文章的影响和反馈，民众也常给我提供选题线索。

我所在的小镇有约十万人，在美国算规模较大的县，但还是比中国的县小很多。走在街上，真的时常有人认出我，说：“禹成，我看了你昨天的报道。”也有人直接表达不满，比如：“你这报道太平衡了。”因为大家都有自己的政治立场，而我试图客观地呈现不同立场，就会有人觉得这给了“对方”过多关注。

而这些很直接的反馈也让我有了一个较大的心理转变：记者的工作是一种服务，旨在向读者提供信息，让他们知道周遭正在发生什么，并帮助他们做出决策。

我之前对报道游行很没兴趣，觉得报道内容很重复。但其实这个信息是重要的，它既记录了当地在发生什么，也服务了本地社群。我和另一位在本地媒体的朋友聊到这个困惑，他说：“你为什么要求每篇稿子都那么‘重’、那么深入、那么讲究写作？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在提供服务。”

他这话点醒了我。你怎么看待这份工作？不需要每篇稿子都炫技或者挖很深，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在提供信息服务。

（4）丰富当地选题类型

在这里，我的写作类型也很杂，既有突发新闻，也有深度报道。

就拿流浪汉议题来讲：前段时间，加州州长下令清理街头流浪汉帐篷，自由派和保守派吵得很凶，报道这道政令对本地的影响和争议就是突发新闻；又比如：我去跟访一个公益组织给流浪汉提供免费洗澡服务，观察一整天，写这个项目如何运行、对流浪汉的意义，以及这些流浪汉正在经历的生活，这就是篇特稿；我还想调查政府花在流浪汉上的钱为什么没效果，为什么流浪汉的人数反而增多了，再生成一篇调查报道。

2024年10月，汤禹成在采访流浪汉的洗澡车

但其实这边本来没那么多人物稿，我来了之后，我们媒体才开设了一个叫“Change Maker Series”的栏目：每月发一篇记录当地有影响力、对社群有贡献的人物故事。

所以不同报道经验是可以融合、共同服务于所在媒体的。

2. 一个“外国记者”的价值

美国很多时候还是胜利者或资本主导的叙事，而被殖民者、少数族裔的声音不够多，比如原住民的故事就很少被讲。

而我作为一个中国人、一个外来观察者（outsider/observer），在美国做地方新闻，我希望通过自己少数族裔的视角去讲述更多这样的故事。找到细微的共识或区别，呈现这类故事，让我觉得现在做的事情有意义。

（1）寻找共识

第一个故事是关于当地的一个建筑，叫比德维尔大厦。

比德维尔是我所在城市的建立者。在美国那段向西开拓、侵占原住民土地的历史里，他是个有争议的人。有人觉得他是殖民者，有人觉得他是城市创建者（他雇原住民到农场工作，在某种程度上保护了他们免遭屠杀，但另一方面也对他们进行了剥削）。

去年12月，这座大厦被烧了，有人说“烧得好，报应”，有人则感慨“承载集体记忆的地方，好心痛”。我很喜欢这个选题，因为这就是美国分裂的缩影——对同一事实有不同的解读和态度。我去和讨厌彼得维尔的人聊，和爱他的人聊，和历史学者聊，搞清史实。

后来，我所做的工作是：在呈现历史复杂性的基础上，试图寻找不同立场人群之间的共同点（common ground）。比如，无论爱他还是恨他，大部分人都认同一点：被比德维尔侵占土地的原住民，他们的故事值得被更多人听到。因为在原来的大厦中，只有比德维尔的“光辉事迹”——他如何帮助他人、建设城市。而原住民的历史、文化、生活却根本未被提及。两边都有共识：原住民的故事该被讲述，他们没有得到充分的代表。

在重建大厦时，人们希望如何展示那些未被看见的文化？我的稿子就写了这个内容。

（2）建立更多元的叙事

第二个故事是关于无家可归的流浪汉。

前面提到，当地有自由派（liberal），也有保守派（conservative），两方的观点完全不同。作为一名没有党派倾向的外国人，我能更中立地观察，于是我发现两边为实现自己的主张时，都可能选择性地忽略一些事实。

比如，自由派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建立更多有管理人员的帐篷营地，但他们忽略了很多流浪汉有毒瘾，想在外面继续吸毒，不愿意去营地。同样，保守派强调驱逐流浪汉，但这实际上就像打地鼠，赶走了这里的（流浪汉），那里又冒出来了，不是长期解决方案。

两方的叙述里都存在有一定的缺失或者逻辑漏洞。我的编辑个人更偏向自由派，因而她有时也会强化或者忽略某一方的声音。我希望尽量呈现两边的不同观点，不想只写一边好或不好。

我想这就是一个“外国记者”的价值——一是找到共识，二是建立更多元的叙事。

二、“每个故事都有独特的解法，不存在绝对正确的套路模板”

1. 什么是故事？

我编辑总让我采访完用一两句话讲清楚：这个故事到底要讲什么？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讲的都是情境，情境可能是事件、背景或环境，是谁在哪里，什么时间，干了什么。但故事的核心是洞见（insight）、智慧，是你要告诉世界的东西——为什么讲这个故事？它更深的含义是什么？

“每部文学作品皆兼具‘情境’与‘故事’。情境指的是作品的背景与环境，有时也可以理解为情节；而故事则是萦绕于作者心头的情感体验——那份洞见、智慧，以及最终欲倾诉于世的真知灼见。”

——《The Situation and the Story》Vivian Gornick

我将以我的一篇稿子为例拆解。

《没有心跳的人》写的是一个带人工心脏的人。

故事的主人公王洋洋是个脱口秀演员，他因为患上扩张型心肌病，得安装一颗人工的机械心脏。这个人工心脏其实是一个拳头大小的、钛合金材质的机械泵，通过一条线穿出肚皮，和外面装着控制器的小包相连。也就是说，王洋洋这一辈子都得永远背着这个装机器的包。

他一开始很抗拒带包，觉得自己像个残疾人，他不喜欢被注视被同情，他给我讲他如何找各种马甲盖住线。后面我也去找了其他患者聊，我记得很清楚，有位患者见我之前精心化了妆、做了头发（她平时出门很随意，但觉得见记者很重要）。

这些细节堆积起来。我逐渐意识到，我想写的故事其实是：我们如何与残缺共处，如何与生活里的不完美共处。这就把一个病人群体的故事，提升到了更普世、更易共情的高度。后来文章的谋篇布局也都围绕着这个主题。

用这篇稿子举例，就是想说，我们可以从哪些角度去切入一个故事，寻找那个关键的洞见。

比如，只陈述“一群病人带了可见的人工心脏，他们想摘掉”，这就是事实或情节。但当我们谈论故事时，要试着想更深——我们真正想表达的是什么？可以回到前面那段话：故事就是萦绕在作者心头的那个情感体验，那个洞见、智慧，是那个不得不说出来的东西（the insight，the wisdom，the thing one has to come to say）。

2. 怎么去写故事？

接下来是写作层面的分享：

（1）整体框架部分

在动笔前一定要先想清楚你讲的故事是什么。

如果你面对大量素材而无从下手，不妨试试这两个方法来捋清逻辑。

一是你可以想象你在带一个全然陌生的人散步，那怎样才能让他逐步建立起对你的信任，还能吸引他跟着你一直走到文章的结尾呢？

除此之外，你还可以想想，如果要跟你的朋友讲这个故事，你会怎么讲？再根据你设想的分享顺序进行微调，形成写作大纲。

（2）开头结尾

对于开头而言，我想介绍一种方法叫Establishing Shot，也就是我们在电影中所说的建立镜头——用来展示将要发生的一系列的动作场景。

拿《活着，在呼啸的大桥下》这篇稿子为例，我会先去想象一个宏伟的曼哈顿大桥横跨了伊斯特河，连接起布鲁克林和曼哈顿，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然后慢慢延展到曼哈顿这一端之后，桥开始下降，桥下的这一块弧形区域就是我的故事要发生的区域。

随着镜头挪到这个大桥下的唐人街，广角镜头变成了特写镜头，故事的一个主人公戴着一个耳机出现了，他回过头来，露出血红的眼睛。这样其实读者就已经处于整个故事的场景中了。

曼哈顿大桥桥底，上面的光是飞驰而过的地铁

最后对于结尾，一位老师曾经教我，写到什么时候你应该知道你要停了呢？就像在吃一道菜一样，你吃着吃着，吃到有一口，刚好再吃下去就腻了，到这里就该结束了。

（3）素材选取

写作时会出现大量需要进行素材选取的时刻，我会从场景、物件、人物引语三个方面进行讲解。

一是场景的选择服务于主题，但在很多时候这并不是个简单直接的判断。

比如我在餐馆吃饭的时候，看到一个穿黑裙子的胖胖的中国店员被性骚扰了，我在纽约大学的老师并不建议我把这个场景加进去，因为离噪声这个主题太远了。

但随着我采访了越来越多的人，我发现大多数人是无奈的，他们觉得，在美国，安全是第一位的，只要活着就好了，像噪声、性骚扰这些不会立刻造成严重后果的苦难，其实忍一忍就过去了。就像这个女人，她每天要操心的事情太多了，她要去拍开这个男人的咸猪手，她要照顾两个孩子的生活，要给家里人寄钱，还有肥胖症……这么多这么多的问题堆在一起时，她就无力了，什么也可以忍受了。这样看来，这个场景就非常完美地展示了这种无可奈何。

塞着棉花球阻隔噪声的人

二是一些重要的物件也能勾连文章，让读者迅速贴近角色的心理。

比如纽约很多中国人开的餐厅都会摆着电子的关公像。

每次九点以后，我路过这些店铺，就会看见黑漆漆的店里，有一座发着光的关公像，护佑着远渡重洋的中国人。这个细节其实就能很好地展现这些华人的困境——他们打心底就觉得所有问题都不会被美国政府或是其他人解决，只能通过这种信仰或是迷信的形式，去祈求上天能保佑自己能捱过这些苦难。

三是谨防滥用直接引语。

对于引语，我们在写作时要谨防滥用直接引语，只放最触动我们的，不要让被采访对象直接帮你讲故事。

当时，有一个理发师对噪声做了一个奇特的比喻，很形象地阐释了这种心理。

“这些声音不是什么流血的伤口，也不是崴了脚你马上走不了路，影响不是立即显现的，所以你很少注意它们。”

——《活着，在呼啸的大桥下》

沉浸式新闻要求作者以民族志的形式去观察，因此，每天最真切的触动都需要被记录下来。这不仅因为经历与感受本身容易流失，还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并不能在当下对每个素材是否会被选取做出正确的判断，因而笔记是必要的。

（4）让文章流动起来

要让文章流动起来，我们需要把握整体的节奏。我觉得关键在于长短句，这种参差不齐的句式变化，会赋予文章独特的“时间感”。比如，当描写充满冲突、紧张刺激的事件时，我们可以用短句加快节奏，而当需要阐释清楚一个复杂的事情时，那你可以用长句，甚至通过分号去创造更大的思考空间，引导读者停下来，想一想作者究竟想表达什么深意。

三、沉浸式新闻：怎么融入其中，又怎么保持自己？

要怎么去写一个陌生群体的故事？

我在纽约大学有一门叫“沉浸式新闻”的课，这门课的老师希望大家以民族志的方式去观察并报道一个陌生的或非主流的群体。我当时选择去关注生活在曼哈顿大桥底的华人，这群人与我们有着相似的面孔，但是文化、处境、来意，甚至日常使用的语言，都大相径庭。这也是《活着，在呼啸大桥下》这篇稿子的来由。

一边是铁轨，一边是Chinatown

1. 像一根针一样融入

我要怎么融入陌生群体和他们交流，还要理解他们的处境，写出稿子呢？

一次上课时老师分享，我们都应该当一根针，针可以和周遭的环境共振。它虽然很渺小，很不起眼，但是它就在那里，能对周遭微小的颤动作出反应和回馈——比如我拍下桌子，它会轻盈地弹起又落下。

If you just get as still as a needle，you will be there.

如果你像一根针一样保持静止，你才会真正地在场。

一个很好的例子是孟依依的《火、森林和立尔村的时间》这篇稿子。那是2019年，我和她一起去做木里大火的报道，她就像老师说的那样，成了一根针。

我们当时一起去到了主人公巴金的家里，那时刚有人去世，家里一片混乱，大家都走来走去，有记者有亲戚。但孟依依就静静地坐在一旁，几天里始终如一。

她后来写道，有一个晚上，只有她和巴金的儿子坐在那里看着黑夜。很多时候他们都没有说话，就那样坐着，偶尔聊几句。最后她写出了一篇特别动人的文章。这种真诚的关心和好奇，还有用心地感受，我觉得才会让对方也真诚地分享，得到动人的故事。

2. 控制与采访对象间的距离

但在这个融入的过程中，如何处理与采访对象之间的距离，也是每一个记者值得思考一生的问题。

当时在写《活着，在呼啸的大桥下》时，我认识了老王，他是离大桥最近的一家杂货店的伙计，也是我见过受噪声影响最严重的人。我时常会去看他工作，他也会分享一些他的生活碎片，我跟他的距离很微妙——算不上朋友，但也不是单纯的观察者。

距离的模糊可能来源于他突然开始和我分享欲望，他开始问我能不能帮他找一个女朋友，也开始频繁分享他的性事细节，还会肆意露骨地评判街上女性的身材。我理解他的孤独，但我也会诚实地表露出我的不适，比如在那些话题开启时收起往常流露的笑容。我想，这是对所有人的尊重，也包括他。

如果观察者和参与者在一个光谱的两端，我似乎处于“中间某处”——我既是他生活的一部分，也是我原本生活中的自己。

还有一个例子发生在我刚入职南周时，那时没有很多经验。编辑安排我去做一个题，家属希望媒体为一个他们所认为的不公判罚伸张正义，我最初怀着同情和想帮忙的心去，但随着采访深入，我发现从法律角度看，判罚应该是合理的。

一开始，家属和我相处很融洽。但当报道发出后，他发现我们并没按照他想象的那样为他家人“申冤”，感到非常失望和愤怒。如果重来一次，我会从一开始就更明确地让他们知道：我们只能根据客观事实和材料来报道，故事的走向无法保证，也无法预知。以及，可能当我拿到更多和他的叙述不相符或者冲突的信息时，我需要更明确及时地和他沟通，让他解释，给他心理预期。

英文记者们常说——Don't surprise your interviewees. 适当的距离和透明及时的沟通，有时是对所有人感受的保护。当我们带着强预设立场接近采访对象时，最终可能会伤害到彼此。

四、个人叙事：“我”的故事同样值得书写

个人叙事（personal narrative），直白来讲就是用第一人称写我们自己的故事。但这个自我叙事不是为了夸耀自己，也不是为了贬损自己，而是真诚地分享自己的一个故事，一段经历，一些想法，或是开启一段自我探究的旅程。

过去我们可能常被告知，自己的想法不重要，但在纽约大学上学时，我发现那里的每个人都觉得自己的声音很重要。起初我很少在课堂上发言，觉得自己的想法不值一提，但有一天，一个朋友在地铁上问我：“禹成，你为什么总是不在课上发言？你的想法其实很重要，我们都很想听你的分享。”

而个人叙事就提供了一个机会去让你去找到自己的声音，探索内心世界。

这个过程中需要我们将自己抽离出来，比如在写作《两个喜欢跳舞的男孩》时，我就需要克服回忆中的阴影，去更冷静地、带着反思地去审视这段经历。因为如果不这样做，我可能就会陷入羞耻或是愤怒中，无法进行冷静剖析。

“不可避免的，只有当叙述者参与的不是纯粹的忏悔，而是一种自我探究时，作品才会真正建立起来。这种探究意在带来推动目标与戏剧性的张力。在此需要的是一种自我反省，去看清自己在情境中的角色，也就是那个害怕的，怯懦的，或自我欺骗的，我正是形成动态的关键。”

——《The Situation and the Story》Vivian Gornick

举个例子，比如，在这个经历中，我很愤怒，我就需要去探究内心的复杂，比如我愤怒的点是什么，这会不会源于我内心一些难以启齿的想法等，而不是只是用愤怒的语气讲完一个故事，这样太平淡了。

而且，它作为一种非虚构的写作形式，就不能只是自说自话，也需要去进行采访，用不同来源的素材去丰富文章。比如我写《两个喜欢跳舞的男孩》时，也采访了我的外婆、妈妈。

另外，写作的语言风格也可以更灵活，更有创意，比如我在写小时候的故事时，为了更贴近故事的背景，我可以用更加稚嫩的、孩童的语言，这样可能会让文章更生动。

以下是根据“深度训练营”与汤禹成的问答整理而成的内容。

Q&A

Q：在美国做新闻时，作为外国人且英语非母语，是否会遇到额外的采访困难？

A：在美国做新闻，倒不会因为是外国人而被拒绝采访，这边的采访对象普遍配合度高，拒绝的情况反而少些。

真正的难点在于对当地制度和社会的不熟悉。比如议会那套流程就够折腾的——提个议案，先得经过话题讨论，过关后，下次开会才能正式投票表决。这种程序性知识，不分国籍，都得从头学起。

语言障碍也确实存在，尤其跑议会或法庭时，满耳朵都是专业术语。我通常靠录音笔“救命”，回来反复听，再用转写软件逐句“啃”。实在卡壳，就问本地同行，肯定比在国内做报道费劲。说到底，陌生社会系统的适应成本，远比肤色或口音带来的影响大得多。

Q：作为非母语的英语写作，会遇到什么困难吗？

A：用英语写作确实有个适应期，最初有些想法用中文能很顺畅地表达，一换成英文就卡住了，只能先在脑子里想好中文，再翻译成英语。不过写得多了，也就慢慢顺手了，速度也提上去了。

而且之前中文写的稿子一般都是六七千字。但在国外，除了少数深度媒体，一篇一千多字的稿子就算很长了，比如美联社的特稿也就一千多字的。我现在用英文写的人物特稿都是1500字，换算成中文也就两千多字，篇幅是很有限的。

比如在刻画一位坚持推动增加流浪汉营地的公益人时，我既要讲清这个城市流浪汉问题的社会背景，又要讲述他十年如一日的行动，还需凸显他西西弗斯式的乐观精神。这篇稿子我反复改了五遍。难点在于，如何在有限的篇幅里，既交代清楚人物的生平，又要呈现出其个性。

有意思的是，我写日记反而爱用英文。用母语写内心感受，总觉得羞于下笔。换成英文这种陌生语言，像隔了层纱，反而能坦然写出“我爱你”这类用中文说不出口的话。这种距离感和陌生感让我更容易自我剖析，面对自己的内心。

但这些英文写作上的挑战并不会让我太沮丧。第一是我本来就很喜欢写作的过程，把纷繁的材料编织成文章的过程，也是我梳理脑海想法的过程；第二是我觉得用另一种语言表达自己、向讲这种语言的人传递一些东西，是件挺美妙的事。而且写得不够好也没事，编辑会给予帮助，我有时会和她讨论一个词的用法，一个具体的语法，那种收获知识、一直在进步的感觉是挺快乐的。

Q：能具体介绍一下日常报道新闻的流程吗？

A：做长篇报道时，我习惯把每个采访对象的素材单独建档。即使是只见过一面的人，我也会立刻将录音和观察笔记整理在一起。当我把所有文档放在一起反复阅读时，那些他们共同的困境或话题就会自动浮现出来。这种“笨办法”能帮我在庞杂的信息中抓住主线。

我选择美国小镇作为驻点是有意为之。国内媒体或是大众关注的美国，大多是纽约、芝加哥这样聚光灯下的大城市，我想找一个更贴近普通人生活的地方。就像当年何伟在涪陵记录中国的变迁，现在，我也想在美国的农村地区做同样的事情。

我的职业满足感，部分源于我的报道与当地媒体报道的差异。当地其他媒体追求突发新闻的时效性，那我就往深入挖掘细节，或者找到一个故事的不同角度。

读者也会认可这些增量，给予正向反馈，这些鼓励抵消了我在这儿吃不到正宗中餐的怨念，哈哈。

Q：在美国做新闻时，会因为没有归属感而困惑吗？

A：我确实会遇到一点归属感的问题。

比如像我的编辑，她是一个在这里土生土长的老太太，每次聊到社区议题她都会情绪激动。而我作为一个外来者，我会好奇、关心这些社会议题，但更多时候都只是冷静观察，我觉得我的使命更多是记录，但她可能觉得自己的使命是改变。

所以我们俩对话时，她经常义愤填膺、充满愤怒地讲各种她觉得不好的政策，我情绪波动就比较小，就只在旁边“好的、好的”地听着。

我最近也在反思这种疏离感，想要激活自己的更多热情，因为很多时候确实需要更强的介入感，才会有动力去做出一些更好、更有份量、群众更关心的报道。但换个角度看，我的这种旁观视角也恰恰能更客观全面地呈现一个故事。所以还是要找到一个好的平衡点。

Q：你如何练习自己的文笔和表达？

A：我不会专门训练文笔，主要还是靠大量阅读来支撑。在纽约大学时，我们每周光非虚构阅读就有两三百页，从19世纪的老报道啃到新锐特稿，这种浸泡式的学习比任何技巧课都管用。现在我也什么都看，小说、非虚构还有社科论文都会翻翻，别把自己框死。

写日记时，我就更不讲究修辞了，就是单纯记录自己的见闻和情绪流动。但在正式写作时，我的心会一直有根弦绷着——之前编辑老是批评我长句扎堆，现在下笔时，我会提醒自己该写短句了。这种刻意的自我控制挺有用的，毕竟人写着写着容易放飞自我，比起所谓的天赋，我更相信这种有意识地反复调整。

Q：你如何看待在美国这种多党派之间相互对立、争论不休的政治生态下，构建起的美国新闻环境？

A：美国两党对立的环境确实对新闻操作造成一些直接的影响。我所在的媒体偶尔会被贴上“偏左”的标签，议会里的共和党议员大多都不愿接受我的采访。想约采访，我得反复证明自己希望呈现不同的声音。这种时候特别憋屈，明明只想客观报道事实，但连采访机会都得不到，最后报道的结果也自然不那么理想。

有一次比较幸运，我遇到一位印度移民出身的共和党议员，或许因为我们都是非母语者，都从美国以外的地方来，我表达了对她处境的理解和共情，她居然答应了采访。当地的记者朋友和我说，她从来没有回复过他的邮件。

那篇议员候选人的对比报道最终得以平衡地呈现：我将两位候选人在流浪汉政策、气候、森林大火等关键议题上的立场差异清楚地对比、呈现。不过，这种突破机会可遇不可求，大多数时候，立场标签可能是横在记者和信源之间的一堵墙。但其实记者能做的，只有一次又一次地伸出我们的手。

Q：在美国做新闻的工资能够负担自己的生活成本吗？

A：在美国当记者薪资确实不高，小红书上总说年薪20万美金不够花，其实我赚的远低于这个数，但在我这个北加小镇，生活完全没有问题，每月还能存下800美金左右。这可能取决于个人物欲。我租了个一室一厅，有时自己做饭，有时去吃我最爱的泰餐韩餐，没觉得很拮据。如果连基本生活都保障不了，我肯定不会从事这份工作。

但真正支撑我做选择的还是职业价值：这两年扎根小镇观察美国社会，比赚多少钱都重要。和本地人交朋友，理解他们的日常焦虑，这种体验对以后长久的写作生涯也会有助益。

新闻这行本来就比较特别，不像很多有固定上升路径的职业。我更在乎能不能持续采访写作、认识人和人的复杂，以及体验和记录世界。在南周、人物当记者或在小镇写社区故事，本质上都是在做这些事情。

Q：去纽约大学学习新闻，值得吗？

A：对我来说挺值得的。首先，我能深入了解美国文化。课堂上经常讨论非裔美国人的补偿政策或性多远群体权益这种社会议题，这些讨论会帮助我快速理解当地语境。另一个关键收获是“故事思维”的训练。教授总是追问“What's the story？”这迫使我从素材堆中提炼核心，而不再像刚入行时那样机械地执行编辑指令或单纯堆砌素材。

纽大的经历给了我两样“硬货”：一是在课堂讨论中对不同的社会议题有更深入的思考，二是比较深刻地意识到，写作的本质其实是思考，并且在一次次课堂项目中将之付诸实践。记得有一次作业，教授帮助我一起找到了我想写的一个小故事的内核，当时真有醍醐灌顶的感觉。

纽约这座城市本身也是课堂，年轻时在这里生活几年，亲身感受它的丰富与混乱，是值得和幸运的。

汤禹成在纽约

Q：美国还有哪些值得去的非虚构写作项目？

A：其实好项目不少，像西北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纽约市市立大学都不错。但当时我1月份才决定申请，非常晚，所以好多项目都截止了，我当时只申了纽约大学和波士顿大学，都拿到了offer。选纽约大学是因为城市资源很关键，纽约能请到更多业内大咖当客座讲师，课上就能建立联系，如果后续还想请教或者寻找一些撰稿、求职的机会都更方便。

哥伦比亚大学早截止了，但后来了解后发现，就算能申哥大，我也只会选纽大，关键在于哥大除了数据新闻项目，其他大多只给一年留美工作时间，而纽约大学的项目能给三年OPT（毕业工作许可），这对想积累美国经验的人太重要了。

Q：有哪些机会可以进入外媒，在他国做记者？

A：我这份工作算是例外，没有靠社交和人脉，就是靠投简历、面试，但多数媒体岗位可能还是要靠人脉牵线。在美国找工作特别依赖人脉，得主动社交、多聊才可能撬动机会。当然，进入外媒有其他路径。我认识一位记者就没在美国留过学，是从香港办公室调岗到了纽约。

最后补充一点，我选的这条路听起来自由开阔，好像是很美好的生活，但在完全陌生的环境生活，用非母语写作，我也经历了很多痛苦、挣扎，以及努力，很多晚上都睡不着觉。我觉得到最后，你的每一个选择，可能还是看自己最想要的是什么，追求的是什么。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深度训练营 （ID：shenduxunlianying），整理：高艺峡、郭英姿，编辑：胡颉颃，受访者：汤禹成（前《人物》杂志资深作者，前《南方周末》记者，纽约大学非虚构写作MFA，目前作为加利福尼亚州地方新闻项目组成员在加州偏远小镇报道本地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