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新周刊 （ID：new-weekly），编辑：尤蕾，作者：段志飞

7月的FIRST青年电影展，发生了一件至今仍被讨论的事情。在主竞赛评委·媒体见面会上，一位记者向几位评委提出了困扰她已久的问题——青年创作者在把自己作为题材挖掘完之后，还能拍什么？拍电影这件事，如果从“与自我和解”变成了一种生活的目的，是否本末倒置？

这些问题很宏大，见仁见智，不由让人想到了影展期间看到的电影人的精神状态，以及他们带来的入围作品。激情既是那些作品中肆意张扬的探索，也是那群年轻人对“自我意识”不知疲倦的表达。有些时刻，我也不自觉地怀疑，同样作为年轻人，我们真的有那么多来不及诉说的心事需要通过电影的方式被人看见吗？或者说这种表达真的是有效的吗？当然，这种怀疑很主观。

关于创作的可持续性，每个热衷于创作的年轻人，可能在完成一部作品之后的空当里，都曾思考过，对于正沉浸在创作中的人而言，或许并不是一个烦恼。而关于“不把创作的执念当成生活的目的”，相信很多人都赞同，只是很少有人能真正做到。因为拍电影本身就是一件非常复杂的、需要动用执念的事情，所以要求一个让自己一头扎进去的人同时保持绝对清醒，似乎也不太容易。

王淞可。（图/受访者供图）

从西宁回来，之后的一周，我都陷入在“不想看电影”的生理反应中。问了同样去过影展的朋友，大部分人似乎也都有这种感受。当被无数个“自我”轮番击中过后，除了意识到大脑与大脑之间是那么的不一样，更多的还是对“其实也没什么不一样”的倦怠，在电影之内和之外，在影展之内和之外，人们始终都在荣格提出的12种人格原型里互换角色。

不过，有意思的是，在这次影展期间，入围主竞赛单元的剧情长片《梦的拜访》，无论是作品，还是其作者本人，都给人一种看上去没什么激情的状态。导演王淞可，十年前就是FIRST影展的志愿者，从北京电影学院电影文化研究院硕博连读毕业，做过国内不少电影节的选片人、评委，还参与过2022年FIRST的短片预选评审工作。然而，即便不止一次来到FIRST，他依然像是一个游走在影展的边缘人，对身边发生的一切，保持着谦卑般的冷静。

《梦的拜访》当然也有王淞可的自我表达，讲述的是三个互不相识的人，与自己做过的梦，相遇，又告别的故事。这些梦都来源于王淞可本人，他通过三组人物串联起记忆的碎片，三个故事里的角色偶然地擦身而过，但终究都逃不出各自的忧愁，与可能是人类共通的情感困境。

我与王淞可十年前便是微博网友，大学都在长春的高校就读，有着对东北城市与寒冬的共同记忆，也有过相似的人生轨迹。从长春到北京，我们成为好友。也正因为此，癸卯年的初春，北方的风雪还未停歇，我参与了《梦的拜访》的一些拍摄，我们把对那些城市的体感通过影像和人物的情绪传达出来，毫无疑问也是我们的自我表达。

不过，以我对导演（兼编剧）王淞可的了解，我更愿意将他剧作中的人物，称为“自我暴露”，只不过在这种“暴露”与“重建”之间，王淞可找到了一种平衡。实际上，个体与他者、与世界的联结，也应当基于这种平衡，太自我或者太不遵从内心，都会有失偏颇。当然，这种“暴露”也分有意识和无意识。在一定程度上，王淞可的个人化表达，与他本人内向的性格气质也是相符的。他是一个慢条斯理，从不会在公共场合大声说话的人。

在王淞可的作品里，我们看不到那些超载的情绪、堆砌的意象、投机的嫌疑，有的只是试图对“附近生活”的临摹，以及一股子对人和事的真诚劲儿。他喜欢到周围从没去过的地方转一转，到别人生活的小区散散步，认真听陌生人交谈。他对于人的关注，似乎更大于电影本身。他用一种论文写作的方式拍电影，这些身体力行的“调研”痕迹，最终帮他完成了一场精心设计的即兴创作。

影展期间，王淞可还抽空去了趟塔尔寺和青海湖，说是去散散心，短暂地逃离电影，逃避自我表达。其实他想拍的，也是一种被他称为“散心”的电影，只不过这种电影或许很难进入主流市场。我很好奇，拍电影对他来说是不是一件需要执着地去表达自我的事情？这是一个或许能帮助我们理解“观众需不需要这样的电影”，以及当代青年电影人应该如何自洽的问题。

以下是《新周刊》与导演王淞可的采访整理。

“新生活”和“旧感受”

《新周刊》：从FIRST回来后，现在是什么心情？听你说最近刚找好一份新的工作，还顺利吗？目前有什么可以称之为“计划”的事情？

王淞可：回来快一周了，偶尔还是会看一下豆瓣条目里的评论，想知道大家看过片子之后的感受。不过心情整体上没什么太大变化，也觉得自己做的这件事（创作）至少也被少部分人看到了，好像未来也可以继续做，有这种念想的时候心情蛮好的，想到新点子的时候，还是会比较兴奋。

最近花了两三天时间赶了一篇论文，是关于虚拟现实电影的。后面有一个喜欢的作者的片子准备再看看，然后就得备课了，带的考研班能给我暂时带来一些收入。今年9月份开学季，我刚到浙江农林大学艺术设计学院任教，可能会有很多我还不太熟悉的人、事、物，我需要提前调整好心态。

我的计划就是，先有一份工作，能在生活之余想办法再挣点外快。我一向是挺有计划的，反过来其实也不太爱冒险，不喜欢做完全没有把握的事。不过，随着年岁的增长，现在要适应一些意外和未知的出现，但整体上似乎没有偏离我的掌控。可能这只是我的自我感觉。

《新周刊》：自己会给《梦的拜访》打几星？作为导演，印象里这段时间回答过最多的内容是什么？有什么话是你想说却没说，或者没被问起的？

王淞可：FIRST颁奖结束那天，我就在豆瓣给自己打了4星（3.5分），其实我喜欢很多3星的片子，评星只是个机制，也有很多人不爱评。看到有一些观众给了5星，但也有很多低星，毕竟是自己的电影，所以会想往上再拉一拉。自己不能给自己打太低，因为如果有人很喜欢你的片子，而你自己却说不行，那感觉也挺扫兴的。

这段时间回答最多的问题，好像是与“梦”相关的问题，以及三个人物的联结。还有些话想说，虽说我总说更多的是即兴而起的创作，但其实我也想了好多，这些想法在作品放映出来后，如果没人追问、复盘，自己可能也就不在意了，但里面肯定是凝结了很多想法的。

没被问起的，比如这三组人物其实都是同性别的故事，这是我的初衷。异性的故事，或许两个异性在电影中的聊天，我们已经看腻了，肯定可以想象到一些对话和故事发展，但同性之间聊点什么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他们未必有情愫，但那个距离挺有意思的。

《新周刊》：从剧本到拍摄到后期，再到各种投电影节，然后来到FIRST，算起来有3年时间。这个过程中让你觉得印象最深的是哪些时刻？

王淞可：拍完这部电影的时候，我还在读博士，也有一些别的工作，剪辑在我自己的电脑上完成，断断续续拖了两年，才找到调色公司把调色做完。这期间我经历了姥爷的过世，毕业论文的答辩，很多人生时刻也伴随着它，经历过无数失眠的夜晚，有时晚上只要打开剪辑软件，我就会整夜睡不着，什么也做不下去。对片子会有很多不满的时刻，最终剪到这个72分钟版本于今年初完成，投了三四个节展，最后在FIRST入围。

之前最好的节展反馈是戛纳ACID单元，那个是2024年投的108分钟版本。当时我记得一直在等戛纳的邮件，因为身边的人已经有收到拒信的了，我的观看链接还在被持续打开，被观看数量也很多。不过，直到临近还是收到了拒信，邮件里附上了评论，说我已经入围了短名单，在43进9时被淘汰。总共600多部影片，组委会表达了对这部片子的喜爱，这也是我第一次收到陌生人的评论反馈，发现我的一些想法被专业人士认可了。我想应该还有戏，于是又找了黄骥导演和杨超导演等业内人士观看，给出一些观感和意见。

剪辑的过程是最深刻和煎熬的，常常纠结于一个镜头的长短，多几秒少几秒，多一字少一字，换一种表述，等等，我都要思考很久很久，加上自己的电脑并不是很好用，我还要忍受卡顿，总想着如果换一台台式，和好一些的工作环境，我的电影可能还能再精进一点。

警惕“自我”，

这个阶段迟早会过去

《新周刊》：《梦的拜访》的三段式结构，第一段给人感觉相对工整一些，第二段人物走来走去，相对松动，到第三段，就完全是松散了。有人觉得割裂，但这是不是跟不同城市的空间的差异有关系？比如在桦甸，阻力来自小城里时间的凝固感；在延边，阻力来自不可跨越的边界，人与人之间有一道透明的墙；在长春，阻力来自那些制定规则的、无形的庞然大物。

王淞可：是的，这次在FIRST好像没有收到关于“割裂”的反馈，但不代表没有，因为之前给朋友看的时候，有人也觉得割裂，说第三段故事好像不是一个人拍的，因为更偏“真实电影”（1960年代起源于法国的一种纪录片式电影流派，强调通过导演介入和即时拍摄捕捉生活本质真实，对现代电影创作产生深远影响）。

我开始也想到可能会有这样的问题，所以会在一些空镜景物，包括固定镜头的拍摄方式上尽量做到统一，最后整体还是在我的风格控制内。它很克制，我并没有让其中的人物完全自由发挥，我能做的就是保证内在风格和气质统一。我开始设想的也是三个故事可以各有各的特点。

《新周刊》：在《梦的拜访》中，观众能够感受到你对人的生存状态的观照，这一点其实很像纪录片，观照社会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在观照自己，因为“自己”也是社会的一部分，你对“观照自己”的迫切性有多高？

王淞可：我对纪录很感兴趣，也很敬畏，因为那需要大量的付出，我也想做一些纪录片。在《梦的拜访》里让观众感受到对现实的观照，可能也是因为我把我对这个世界的感受投射在了片子里面。我的感受是真实的，所以观众接收到的也是真实的情绪。当然，演员的表演也很重要，得是能让人信服的表演。

不过，只要是带有个人主观性的作品，都可能变得虚假，我指的是每个人想法都是自己的偏见，所以创作者要警惕自己的主观性，要忠于初心吧，别为了成为好作品，而毁了一些好素材。

观照自己，其实就是主体性的确立，如果你不是一个特别自恋的人，这个阶段早晚都会过去。我现在确实是想更多地观照些自己不熟悉的人和领域，但这需要一个机会。如果没有这种机会了解，自己就成为最便利的素材了，包括自己身边的人、事、物。

《新周刊》：你在求学阶段，包括在北京读研、读博，学习和研究的都偏向于电影理论，没有专业学习过如何成为导演。为拍电影，你做过哪些准备？

王淞可：首先，我喜欢看电影，这也是我学习电影的初衷，我个人的豆瓣账号标注了3500多部，有些可能没有条目，还包括一些短片。现在口味越来越挑，如果不是出于工作的原因去看电影，那我还是最喜欢看与自己相似的、有贴合度的电影，因为我看它们时会有一种投射，仿佛自己活在了自己喜欢的电影里，也有点像我从他们的拍摄中预演了自己可实现的部分。想拍电影，看电影是最直接的学习。

其次，是理论的学习，让我认识到整个世界电影的生态。这很有趣，电影似乎不仅仅局限于拍摄一个起承转合的故事，“学术”一样可以被拍成电影，我更喜欢看那些本身具有跨学科背景的电影。因为理论学习的习惯，我也会把拍电影前的准备类比为一种论文写作，一个学习和调研的过程。

此外，我也喜欢独立电影，因为比起一部制作精良、大卡司阵容的电影，独立电影的创作理念更重要，甚至很多中国的独立电影花很少的钱就可以完成，那我觉得我也可以，好像早晚也会拍。

但生活无处可逃

《新周刊》：站在这个“表达泛滥”，同时又“精神匮乏”的时代，你怎么看待自己的表达，以及自己身上青年电影作者的影子？

王淞可：你所说的精神匮乏，应该是指短视频的冲击，但我对这种信息渠道的紧缩觉得是无聊的。在没有这些传播渠道的时候，大家了解的故事和知识的信息渠道不同。比如一个人看了本书，另一个人可能在地摊或哪里也看到一本书，两人就会形成交流。但现在，我在咖啡馆听到旁人的聊天都是，一个人说“我在短视频刷到了什么”，另一个人说“我也刷到过”，然后他们达成了共识，这不是交流。大家“吃”的都是同一套大数据，所以很容易越来越标签化、数据化、机械化。

在这种影响下，电影创作者的表达，或许就会变成在某种共识下的点缀，形成不了交流，他们要为你的作品先分类和贴标签，这样我们就变成了信息流。我们只能祈祷自己的电影或表达不要被“攻击”，也不要因为害怕被“攻击”，而要追求某种所谓的正确。

“青年电影”也是标签，有时会听到人们褒义地说，某部片子看不到青年电影的影子，很“成熟”。好像青年电影就代表了稚嫩、粗糙，和初生牛犊、敢于表达的勇气。我反而觉得自己的片子有点老气，有点不像青年电影。

《新周刊》：回到初衷，为什么想拍电影？喜欢记录的习惯和心理，源自什么？

王淞可：这个问题我和王晓振（导演，片中演员）聊过，他当时觉得年轻的时候就是想获得肯定，获得名誉，被人看到，这种“虚荣”的心理肯定有，但现在我这方面感觉越来越少了。我反而会有点惧怕，怕被关注到，就像不希望一个安静的村庄被外界打破，涌入游客。

现在想当初为什么拍电影，就是觉得可以短暂地逃离生活中遇到的不开心的事，就像做梦一样，而且拍电影的时候，你可以有正当的理由去满足自己的想法，袒露自己的欲望。往美好了说，它是在创作一个世界。我现在理解了很多导演年纪越大反而越温柔，也越喜欢“说教”了。记得看钟孟宏的《阳光普照》就是这种感觉，那个音乐一直回荡在我的记忆里，我甚至也想拍出这种“经典之作”，可以被更多人感受到一种残酷中的温暖，因为现实生活实际上无处可逃。

（图/受访者供图）

喜欢记录和喜欢拍电影，来源于一种职业习惯吧，因为大学是学这个专业的，关注和喜欢的也是这些，可能会显得视野狭隘，只是围绕着自己熟悉的事物。我想我如果当初不学电影、不学艺术，我的生活绝对是另一番景象，可能在另一方面我过得也会挺幸福的，而且应该也不会有拍电影和记录的习惯了，因为我不是一个特别爱跳出自己熟悉领域的人。

《新周刊》：如果不拍电影，最想做什么？或者说理想的生活是什么样子？

王淞可：我想了半天，不知道。因为我能想到的都是与艺术相关的，比如画画、音乐，理想生活就是，我挺想当一个很艺术、很自我、很文艺的人，好看的人、事、物围绕着我，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但我无法实现，自己也会常常反思，因此那种生活可以被称为理想生活吧。

我也常常会羡慕身边每一个人的生活，这样比较贪婪，别人的生活我都想尝试一遍，所以这也是想做电影的原因吧。不知道什么时候再拍电影，如果不拍电影，就好好生活。我希望过很简单的、可以随时出门散散心的生活，希望人生也能轻松一些，就像散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