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少农村家庭里,妻子进城当“老漂”,丈夫留在老家,这种现象已越来越常见。
随着城市化加快,大龄流动人口中出现了“单漂”现象。所谓“单漂”,指家中只有一位老人进城打工或帮儿女照顾孩子,另一位则留守老家,守着房子和土地。
据《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统计,全国60岁及以上流动人口约1800万人,其中800万人因照顾孙辈而迁移,女性占比超过七成。换句话说,进城的多是女性,男性往往选择留下。
至于原因,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授陈辉在研究大量“老漂族”案例后发现,即便闲着无事,许多老年男性也不愿随子女进城。离开熟人社会,他们“抽烟不自由、说话不自由,做什么都受拘束”,有人甚至形容那种生活“像坐牢”。
当老伴进城后,这些老年男性如何一个人守着空房子度过漫长日夜?留守老家的生活,究竟是他们口中的自由与安逸,还是另一种形式的孤独?
一、留在家乡的老年男性
清晨五点半,天仍是灰蒙蒙的,文伯却已独自醒来。
自从妻子离开老家,去城里帮儿子带娃一年多,他渐渐习惯了厨房里没有锅碗瓢盆的喧闹,不用被孩子半夜的哭声吵醒,耳边没有人催促唠叨的生活。文伯煮了一碗清水挂面,下楼打开店门,坐在门口吃了起来。
在重庆西南的村镇,像文伯这样的老年留守男性并不罕见。子女们大多在城里安了家,为了照顾孙辈,老伴自愿进城,而不习惯城市生活的他们,逐渐成为农村主要的留守群体之一。
过去,文伯家热闹非凡,三四代人住在同一屋檐下。厨房里总能看到岳母、老婆和儿媳进进出出的身影,她们不断换着花样做饭烧菜。而文伯只需专心做熟人生意,负责销售和修理家电。由于担心孩子们不够住,他特意打通了楼上两间屋子,将300平的空间装修成五室两厅的居民房。
然而,如今这房子却空了。变化发生在最近一两年:儿子要创业,儿媳进城上班,夫妻俩在本地城区买了房,顺带接上了文伯的老伴刘姐同住,帮忙带娃。
“即使以后不开店,我也不想搬进城。”文伯说。新家与老家车程不过40分钟,但自新房交房两年来,他只去过两三次,每次只待两小时。“在城里不认识几个熟人,没意思。”
文伯开车去儿子新房装空调
独居后,文伯干脆将饭桌搬到店门口。有时,他还会备点酒,翘着二郎腿与邻居或路人聊上几句。别人笑他像单身汉一样,没人为他煮饭。他却硬撑着说:“我又不是不会做饭,一个人生活安逸多了。”
很多老人坚信“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在自家待了大半辈子,文伯不愿搬去别处。村镇里唯一的小饭馆开在他家对面,日均花费约40元就可以解决他的中晚餐。他一顿能喝四瓶酒,与饭馆老板夫妻处成了酒友,这家饭馆也成了他的“专属食堂”。
没人管,也没有孩子吵闹,闲暇时打牌、下象棋、放鱼捉虾,文伯的生活看似潇洒自在。但今年暑假,儿媳带着孙子去湖北,妻子刘姐一回家就揭开了文伯的“老底”:只要她在城里多待几周,文伯的潇洒生活便会全面崩溃。
虽然文伯有一定的经济来源,但在农村生活并不像城市那样便利,花钱有时也未必能完全处理穿衣、吃饭、清理房屋等琐事。每周,刘姐从城里回来,都要做饭、清洗脏衣服、打扫被弄乱的房子,还要购买补齐生活物资。临走前,她会把文伯一周的食物安排妥当,把家收拾得干净利索。
这种情况并非个例。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空巢和独居老人已超过1.18亿。在60~75岁老年男性中,约80%依赖配偶提供日常照料及情感支持。许多老年男性生活的背后,依然是妻子为家庭担起了大部分责任。
一个人守店的文伯与他的门店
为孩子忍了大半辈子,刘姐常吐槽文伯有些“大男子主义”:家里有洗衣机,他却懒得用,总把脏衣服乱丢;家里有车,文伯也很少用来接送她;打电话时更是简短回复一两句就挂断。
与不愿进城、只想安稳度日的老伴不同,刘姐曾在镇上开过家具店和净水器店,如今54岁的她仍渴望外出打工赚钱。因为需要帮儿子带娃,她临时去驾校学开车,每天开老年代步车接送孙子上下学,周末回到老家,过上了“候鸟式生活”。
刘姐说,她们这一代的女性不再被家乡困住,她不想像老伴那样一直待在老家,更愿意进城挣钱见世面,为自己而活,把城市当作第二故乡。
二、妻子做“老漂”,丈夫守老家
“女进城、男留守”的现象愈发普遍。女性更容易在城市找到立足之地,也愿意适应新环境;而男性则因为生活习惯的不同或就业受限,主动或被动地退出城市生活。
对不少老年男性来说,离开熟悉的乡土人情,像是失去了生存坐标。城市的生活节奏快、人际关系疏离,他们很难找到归属感。随着年龄增长,不少人的身体机能下降、思维模式固化,加上代际矛盾,这些都使他们更难融入陌生环境。
即便有意去城市工作,他们也发现自己的选择寥寥。相比老年女性进城后常从事的“月嫂”“育儿嫂”等相对高薪的岗位,老年男性能选择的工种要少得多,最常见的是当保安。
在一线城市,这个看似门槛较低的岗位,也有年龄限制,雇主很少愿意雇佣50岁以上的男性。极少数愿意招老年男性的保安岗位,月薪通常不足3000元。
保安岗薪资能到4000~6000元区间,基本都会要求50岁以下
年轻人常调侃,“当保安是少走20年弯路”,但对进城打工的老年男性来说,工作环境远没有想象中那么宽松与舒适。从拖欠工资到高温下的长时间工作,许多人在城市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最终只能回到养育自己的土地,在熟悉的老家继续生活。
这一趋势在数据上有所体现。据农业农村部固定观察点显示,2024年约有140万~150万60岁以上农民工返乡,其中男性占比约75%,因年龄或健康原因返乡的比例超过60%。
吴亚在农村的日常生活
吴亚曾在城里当砖匠,因使用切割机时不小心伤了脚,加上长期腰肌劳损,不得不提前退休回到老家。与文伯一样,他的老伴也选择进城为女儿带娃,但习惯了吃自家种的有机农作物、低成本农村生活的他,已难以适应城市的生活。
吴亚的女儿和女婿在城市工作,表面上“朝八晚五”,但日常加班成了常态。因为心疼女儿,吴亚的老伴和女儿婆家商量,两家老人轮流进城带娃。小外孙已经6岁,今年吴亚的老伴“轮休”,才终于回到老家。
随着收入骤降、积蓄快速消耗,像吴亚这样的留守老年男性,家庭地位也从“顶梁柱”和“决策者”,逐渐退至边缘,存在感越来越弱。
湖南师范大学副教授谷玉良研究发现,这些老年男性在家族事务中的建议采纳率不足15%,超过八成子女将其意见视为“过时观念”,其中44%的受访者日均与子女交流不足10分钟。
吴亚自己在家养的鸡
在老伴回家之前,63岁的吴亚独自一人洗衣做饭,平日里务农,种些苞谷蔬菜,喂养鸡鸭。傍晚闲来无事,他常与同村的几位老友聚在村头岔路口,七嘴八舌地聊着“国家大事”。每当他们发表自己与众不同的见解时,常常伴随着几场“脸红脖子粗”的激烈争论。人群中聊得最起劲、声音最大的,通常是吴亚。直到天完全黑了,他也不肯离开。
尽管白天有朋友相伴,夜晚独守空房的孤独与情感上的折磨,才是吴亚最难忍受的困境,这也常常让他感到心力交瘁。
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农村空巢老人中约45%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而老年男性的自杀率是女性的2.3倍。53.6%的独居老年男性经常感到孤独,7.5%曾产生过自杀念头。
吴亚与老伴虽然经由相亲认识,但携手相伴半生,他们依然非常重视对彼此的陪伴。在老伴进城带娃期间,两人几乎每天都会视频通话,聊聊家长里短,有时也相互倾诉独居或带娃的辛苦。
然而,手机屏幕那头传来的声音和影像,终究无法完全替代真实的陪伴,无聊时,吴亚便在家中养了一只黑灰条纹的狸花猫,平时常与它说话解闷,这成了他生活中的微小慰藉。
吴亚一个人在家养的狸花猫
他们的老家距离主城区约270公里。女儿怀孕时,吴亚曾带着村里的土鸡蛋坐高铁去探望,白天女儿女婿都要上班,吴亚只能待在家做饭、拖地,偶尔去公园走走,时间被无声地消磨。
城市比老家炎热,生活开销又大,连日常饮水都要花钱,这让习惯省钱的吴亚觉得很不划算。平时他在农村种菜自给自足,从不用农药,但有次,他在城里洗菜时发现菜心里夹杂着农药的残留颗粒,这让他更不习惯这里的生活。
老伴回来后,吴亚拍摄的自家饭桌
每逢过年或放假,女儿会带着外孙一家回来看望他,次数不算多。好在今年老伴回到身边,吴亚的脸上多了笑容,生活质量也明显得到了改善。从前他一个人做饭,只炒一道菜,晚上继续吃前一顿的冷饭剩菜。如今老伴在身边,他每餐甚至能多吃上两道菜。
餐桌前,老两口的生活逐渐回归正轨。熟悉的家常味、饭桌上的闲话,让他们找回了久违的踏实感。
然而,这样的平静并不长久,随时可能被照料下一代的需求打破。
三、离开或留下,都是为了家
CCTV央视网曾播出一部聚焦“老漂族”的纪录片《老漂的老鸳鸯》,讲述一对老夫妻因分别照顾两个外孙而相隔千里的故事。纪录片中,四年的漂泊生活逐渐让两位老人产生了埋怨 。
与纪录片中的故事相似,来自福建的乔大爷与他的老伴也因照顾孙辈,一南一北长期分居两地。他们的相聚与离别,都发生在北京一家不起眼的小吃店里。
乔大爷家的小吃店
这家开了十多年的老店,历经两代人。乔大爷原本计划将店交给儿子儿媳,自己和老伴回福建安享退休生活,但随着孙子孙女的成长,孩子异地上学成了难题——3岁孙女可以就读公私合办的幼儿园,而13岁的孙子则需要跟随乔大爷回老家上学。
每年暑假,乔大爷都会带着孙子从福建小县城“迁徙”至北京西北的城区,一家六口人挤进两间仅十八平方米的出租房。在福建照顾孙子六年多,他早已习惯了每年这样重复往返的生活。
与许多不善表达的老年男性一样,乔大爷很少主动聊自己的事。每年回北京时,熟客进店看到他,总会感叹他在老家瘦了不少。
乔大爷一家在北京住的十八平方米出租房内部
老一代中国家庭长期遵循“男主外女主内”的模式,但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家庭重心正在发生转移。老年女性多跟随子女进城“随迁”,而老年男性的传统“家长”角色淡化,更容易陷入价值感的空白。
为了适应新身份,不少老年男性开始转型为家庭的辅助支持者。调查显示,63%的受访老年男性认为“不得不学新技能”。
以乔大爷为例,他自认没有什么独门厨艺,做饭只是把肉和菜炒熟。他笑称:“我们那边的男人什么都会做,只是平时比较懒。”
过去,他除了旅游几乎没什么爱好,曾与朋友多次组团游遍国内各地。自从回到老家照顾孙子,他的生活节奏明显慢了下来,不再四处组团出游。如今,他一手包办孙子的吃穿住行,闲时与朋友喝茶聊天,偶尔在土地边角开垦一块荒地,种些新鲜的瓜果蔬菜。
据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发布的《隔代照料对家庭代际关系的影响》调查,近年来,老年男性参与孙辈照料的比例已提升至42%。虽然主要照料者仍多为老年女性,但爷爷和姥爷们也开始参与日常育儿的责任。
乔大爷一家在北京租住的小区
回到北京的小饭馆时,乔大爷会帮忙备菜、炒菜,为老伴和儿子打下手,但不习惯吹冷空调的他,一有空就坐在门外抽烟,一天能抽完一整包,这是他北漂开店时养成的习惯。
错过店里的用餐高峰,他们家的饭点通常较晚,在下午两点半和晚上八点半。乔大爷说,他依然喝不惯北方加了味精和胡椒粉的羊汤粉条。再加上北京的餐食动辄三五十元,对他而言不仅味道不合,吃不完还觉得浪费,不如家里的包子、馒头实在。
如今乔大爷的身体还算硬朗,能够坚持奔波的生活。但这样的日子还能维持多久?他心里也没有底。
许多留守农村的老年人都面临慢性病困扰,当老年男性患病后,31.9%的人会选择不就医,“小病扛、大病挨”成了他们的普遍心态。这也导致了他们突发疾病时,夜间无人察觉的风险高达58%,致残率为女性的1.7倍。
小吃店对面的文化墙
漂泊了大半辈子,乔大爷又回到了店门口,心里盘算着孙子初中开学的日子。
在北京难得安静的夜晚,他更喜欢陪着3岁的小孙女玩耍,握着孙女的小手,一遍遍教她唱起那些老掉牙的情歌:
“让我留在你身边多一天 / 双手捧着你的相片 / 你是我放不下的人”;
“我在遥远的南方 / 思念北方的你”;
“夜已沉默 / 心事向谁说 / 每当孤独回首 / 你的爱总在不远地方等着我……”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十点人物志,作者:甲乙丙,编辑:芝士咸鱼、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