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韩令”或许有了松动的迹象，但“韩流”要想再度大规模回归，恐怕难上加难。曾经，韩流以其独特的音乐、电视剧、综艺等形式风靡全国，吸引了无数粉丝。然而，“限韩令”的实施，让韩流的发展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尽管如今有松动的可能，但多年来的影响已根深蒂固。文化认同的转变、本土娱乐产业的崛起以及观众审美和价值观的变化，都使得“韩流”难以回到从前的辉煌。它或许会以某种形式存在，但要想重现昔日的盛况，已变得极为艰难。

6月28日，韩国偶像组合SuperJunior成员李东海、李赫宰在重庆举办见面会；7月以来，前东方神起成员金在中先后在上海、重庆举办见面会，已宣布城市中还有青岛、重庆，其上海见面会举办方屹起文化，近期又官宣了另一位韩国艺人金贤重见面会的消息。此外，Twice、Seventeen等韩国偶像团体也先后在上海、青岛等城市举办了规模不等的线下签售活动。

今年以来，有关“限韩令”即将解除的传闻不断在中韩两国舆论场中发酵。4月，有韩国媒体称“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CMG）向韩国演出策划公司发送了关于邀请K-POP偶像团体联合演出项目的合作公函”。央视亚太总站迅速否认了这一消息，但4月29日的外交部例行交流会上，发言人郭嘉昆的回应报以开放态度，“我们对同韩方开展有益的文化交流合作持开放的态度，希望韩方与中方共同努力，推动双方各领域交流合作向前发展。”

准确来说，“限韩令”在官方层面从未真正落于纸面，如今它的松动也和当初一样，以心照不宣的方式进行。在过去9年，这个实质上的贸易制裁措施带来的不仅仅是短期的行业震荡，其在中韩两国文化领域造成了深远影响，它为崛起中的中国娱乐产业创造了客观的本土保护环境，又在某种意义上加速了K-POP等韩娱产业向全球市场的进军。

9年后的今天，从全球政治经济局势的变化，到韩国内部政坛的更替，从中国市场翻涌的线下内容消费需求，到韩流全球化在新阶段的瓶颈，当双方再次因复杂、多维的原因走近，在新一代内容消费者成熟的当下，客观层面的放开无法打破精神层面已经形成的隔阂。

寒流

变化是突然到来的。

2016年7月，可拦截导弹系统“萨德”确定韩国部署地点。7月28日起，港媒陆续传出广电总局向各大电视台下令，不可邀约韩星演出或者上节目的消息。当时腾讯娱乐的记者随即向各大电视台多方打听，但受访者却表示并未接到此类通知。

之后，韩媒报道了“限韩令”更多细节，包括“禁止新成立的韩国文化产业公司投资”“禁止韩国偶像组合进行万名观众以上的公演”“禁止事前制作签约之外的韩剧等韩国放映物（包含合资）”“禁止韩国演员出演中国电视剧”等。

黄致列宣布从《爸爸去哪儿》“结束实习”，其在电视综艺《挑战者联盟》中的镜头全部被剪。《盖世英雄》在第八期，IKON还和另一个男团一同登台表演，等8月21日播出的第九期，则和著名歌手PSY一同被粗暴地打上了马赛克，相关舞台也全部被剪掉。粉丝愤怒地向节目抗议，要求节目道歉。

有媒体统计，在2016年，共有53部国产电视剧涉及韩星出演，其中包括用一线演员片酬请来李钟硕的《翡翠恋人》，请来《鬼怪》后人气暴涨的刘仁娜出演的《相爱穿梭千年》等等。而这一批剧集，绝大部分到今天都没能播出，只有极少部分，比如《夏梦狂诗曲》通过“换脸”的操作勉强上市。

这一年之后，购买自韩国版权的节目纷纷替换了名字。《我是歌手》变成《歌手》，《奔跑吧！兄弟》变成《奔跑吧》，模糊了与原有版权之间的关系。曾经密集的韩国版权综艺、韩国参演演员，甚至韩国节目摄影，都不见了踪迹。

持续多年的韩流，一夜之间成了寒流。根据腾讯娱乐《贵圈》在2016年8月对韩国进行的实地探访，有资深业内人士表示，“如果限韩令是长期的，韩国娱乐圈或有三分之一的从业人员会失业。”

这一结论并非危言耸听，而是源于过去几年中韩双方在文娱领域的紧密合作。

2014年上海电视节期间，“韩国展区”已成了当时最热门的展区。操着中国各地口音的人来此询问合作。这一年，韩国综艺在荧屏综艺上占比几乎过半。多部购买自韩综的版权成现象级综艺。

《我是歌手》《奔跑吧！兄弟》等爆款综艺不仅为电视台创造了数以亿计的高收入，“一个节目能在三个月内完成一个三线卫视一年的创收”，同时也为内地综艺市场带来了一整套明星真人秀工作体系。

《我是歌手》正式录制前，总导演洪涛和总编剧孙莉都去到韩国，学习、观察各岗位工作流程。回国后，孙莉从新闻中心调了不少有五年记者经验以上的同事来做综艺编剧，并根据韩国经验着手编写工作手册，细致到摄影师应该在真人秀现场如何走位。

在这样的明星真人秀逻辑中，明星成了吸引赞助、创造收视、制造话题的绝对核心。完全没有市场基础的韩星来了，也能“速成”流量。

2016年年初，刚落地机场的韩国歌手黄致列仅有一位粉丝接机，可在《我是歌手》收官后，他的微博粉丝数已达500万，还接连出演《快乐大本营》《超级女声》《爸爸去哪儿》等大热综艺。

总决赛前，黄致列已经是这一季《我是歌手》微博粉丝数第三的歌手

被韩流影响的不止电视台，长视频会员业务的出现有着爆款韩剧的加成。《来自星星的你》《太阳的后裔》在爱奇艺先后独播，《继承者们》在优酷独播，带来了现象级热度，这些热度对平台而言也是真金白银的转化：《太阳的后裔》为爱奇艺带来了超500万会员。

另一方面，韩国偶像团体重新塑造了内娱对“偶像”一词的理解。2007年，SM面向中国市场推出男子组合Super Junior-M，由韩庚担任队长，并引入两名华裔成员，组合名中的M是英文普通话的缩写。韩国偶像团体在中国的势能在2012年出道的EXO上达到巅峰，彼时正值中国移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高速发展期，有着强烈的粉丝号召力，偶像从此与流量挂钩，数据成为验证人气的有力方式。2014年8月，鹿晗的一条微博以千万条评论拿下吉尼斯世界纪录，时隔一年，这一数据又破了一亿条。

传统明星制造路径从此被颠覆。财经作家吴晓波曾分析，过去造星，是“演艺产品——大众媒体关注——话题营销”三部曲，可是“鹿晗们”首先是在社交媒体里实现精准粉丝的聚集，再反向引爆于大众媒体。这也意味着圈层消费的兴起，它们将可能再造娱乐产业链中的每一个环节。

种子

在中韩合作的蜜月期，BAT三家互联网公司均在韩国文娱公司有所布局。国内头部影视公司华策影业，也在2014年入股了韩国NEW影业——也就是《太阳的后裔》制作公司。

在这一年的传媒资本市场不算大事。彼时的传媒行业，既有政策扶持，又有资本相助，影视和艺人是资本最受欢迎的故事之一，平均每6天就会在行业内发生一起影视类产业并购案。火热程度，一如当下的AI。

时任华策影业董事会秘书的王丛专注研究韩国、美国市场，看中韩国流行产品对中国消费者的影响，甚至在2015年推出了一本《韩娱经济学》。限韩令之后，他也判断，新一代年轻人急需本土偶像，内容行业的迅速爆发也需要同体量的新艺人进行补充。

在2016年之后，与他一样想要抢占偶像市场空白的人，大有人在。

有选秀教母之称的龙丹妮，在2017年成立了哇唧唧哇，一边在腾讯视频做互联网选秀节目《明日之子》，一边签约和运营新人偶像。凤凰传奇的老板徐明朝，曾在《盖世英雄》现场被IKON这批男团的表演所震撼，成立了极创引力专门做女团的培养。

2018年，《偶像练习生》《创造101》两档分别选拔男团、女团的选秀节目出现，模式还是来自韩国的《produce101》系列节目。

韩国流行文化埋下的种子，到2018年开花结果。流媒体平台借由这两档节目，占据了“流量艺人”这一重要生产要素，实现了造星的闭环，同时，也借此架构起连接B端与C端的盈利模式。《2018今日头条娱乐白皮书》显示，全网热议艺人前50名中，将近三成都是出自这两档网综的“养成”系偶像。

从流量角度衡量，5位头部艺人里有4位是选秀节目出身

与此同时，“饭圈”这一套高效逻辑，也逐渐从偶像圈层被扩散到了更广阔的文娱领域。他们是平台做C端消费时的消费主力军，他们不仅可以是选秀节目里的全民制作人。饭圈能供养的不仅仅是韩流偶像。流量小生、小花，乃至音乐剧演员、电竞选手、狼人杀博主、电商主播，都可以成为其中一员。

内娱偶像渐渐在这个过程脱去“韩”味。爱奇艺系选秀第二季选出的C位，是王一博在UNIQ的队友李汶翰，腾讯系选秀第二季选出的C位，是在JYP练习过的周震南。到了“创”和“青”最后两季，C位就不再有韩国相关练习经验了。《青春有你2》最后成团，基本都没有太多韩国训练痕迹。

变化当然不止发生于偶像市场，由引进转向自制，以长视频平台为基建，中国剧集行业过去九年在内容和市场化程度两端迅速发展。

而在中国市场关闭后，韩国的调整也很快。韩国文化产业本就是出海导向，一个市场行不通，那就要往其他海外市场走。

2016年，防弹少年团的MV《血汗泪》在油管上爆红，并在这一年获得billboard的社交媒体影响力大奖，这个奖项此前由贾斯汀比伯连拿6年。

2020年，防弹少年团的英文单曲《Dynamite》空降Billboard Hot 100单曲总榜冠军，文在寅随后推文祝贺。这之后，韩国偶像们的礼物单曲常以全英文的形式出现，不少团体也会在即将开启欧美巡演时，发布一张全英专辑。

欧美这块KPOP久攻不下的市场，被防弹少年团踢开了大门。KPOP组合们开始与欧美市场的音乐霸主合作。防弹少年团与Blackpink都与环球音乐签约，进而获得了与更多欧美一线歌手合作的机会。BLACKPINK就先后与赛琳娜戈麦斯和Lady gaga合作出过单曲，而这两位同样是环球音乐旗下的艺人。

除了前往全球最成熟的音乐市场掘金，KPOP还将视野放到了其他国家。BLACKPINK在限韩令这一年出道，组合成员LISA是YG娱乐史上第一位泰籍偶像，这也让BLACKPINK迅速得到了东南亚市场的关注。到如今，大公司KPOP组合中已经有了菲律宾籍、越南籍、印尼籍偶像。

防弹少年团与BLACKPINK在全球音乐市场的高人气，为后续的韩国偶像们铺开了道路。而在国家层面，“文化产业”一直是国策的韩国，也开始将鼓励的重心转向其余市场。文在寅执政期间，韩国偶像频繁参与到国家形象的建构中。

2018年，文在寅在facebook向获得billboard 200专辑榜冠军的防弹少年团及其粉丝俱乐部“A.R.M.Y”表示祝贺。此后，防弹少年团多次陪同文在寅进行国事访问，三次在联合国发言——2018年用英语发言，2020年用英语和韩语发言，而到2021年，全员使用韩语发言。

韩剧与韩国电影也找到了买主，并且合作得更为深入。

2018年，Netflix推出的韩剧《阳光先生》还是与韩国电视台JTBC合拍，到2019年的《王国》就已经完全属于平台自制。2021年《鱿鱼游戏》爆火，打破Netflix历史观看人数纪录，到现在仍然是Netflix史上最受欢迎的非英语电视节目。

韩国CJ集团多年在好莱坞的运营，也有了回馈。

2020年，奉俊昊执导的《寄生虫》成为第一部拿下最佳影片的外语片。与他一同登台的，还有《寄生虫》的最大投资人李美敬，也是奉俊昊多年的合作者，投资了《杀人回忆》《母亲》《雪国列车》等作品。她过去的名言是：“我梦想的世界是，全世界的人每周吃一次韩国菜，时常听韩国音乐，一年看两次韩国电影。”

内娱结出了自己的果实，而韩国也找到了自己的新市场。

僵局

把韩国录制音乐产业收入的历年曲线拉出来，能明显看到，它在2013年有大幅上扬的趋势，首次跻身前十。2016年，曲线到达历史最高点第六位，延续至2020年，随后被中国超越，至今排名第七。而2024年，则下跌了5.7%，是过去十年来首次下跌。

这个产业高度依赖的外部因素似乎与其起伏紧密捆绑：其与中国市场联系最紧密的2016年达到顶峰，又在线下娱乐受挫的2020年首次被中国反超。韩国文娱向来高度依赖线下转化，海外巡演始终是KPOP团体的收入大头。

而到了2024年，伴随着BTS、Blackpink等顶级组合活动的暂停，下滑成为现实。

一方面，“中输”（中国粉丝集资购买专辑）在急剧下滑。过去，韩国当红组合的中输占比常超50%，但2023年下半年却急转直下，直接拖累了多个组合的专辑销量。粉丝社群内部还出现了呼吁停止“内卷式购买”的现象。

从2023年底到2024年初，asepa成员们的个站相继宣告暂停中输来维权

另一方面，长期数据注水的弊端开始反噬。KPOP产业每一环都能注水——当红女团的YouTube点击量可高达90%由广告购买驱动；专辑销量依赖持续数月的签售会勉力支撑；音源排名则能被“深夜听歌”的集中打榜行为瞬间拉升。这些操作的初衷是通过早期声量博取后期增量，但实际效果日渐式微。

砸钱造势的策略失效，直接反映在行业巨头的财务表现上：HYBE、SM、JYP、YG四大KPOP公司在2024年的营业收入同比缩水均超30%，那些注水的“破纪录”销量成了行业皇帝的新衣。

这种依赖外部资本和短期流量逻辑的模式，并不局限于音乐产业。曾为韩剧带来荣华富贵的Netflix，如今却让本土影视产业陷入危机。强大的平台虹吸了演员、资金、核心资源，留给传统电视台和制作公司的空间所剩无几。不合作则被边缘化，即便合作也往往是一次性买卖，难以获得后续传播的衍生收益。

开放

2016年之后，中韩之间的交流没有完全停滞。2018年4月举办的第8届北影节上，7部韩国电影进入了北京院线上映。当年6月，曾经是电视节上最为火热的展区韩国作品展区回来了。

但下一次讯号释放，就要到三年后了。2021年，中韩两国启动了文化交流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韩国KBS电视台签署了合作协议，开展在内容、技术、产业、文化上的全面交流。

2021年11月9日，多名韩国爱豆突然更新微博。第一个更新微博的是Super junior的金钟云，很快，他临时开了一场微博直播，从去年8月他的微博账号就受了限制后，他尝试发了700多次微博都失败，9号这天照常再发送一条尝试，没想到真的发送成功了。

2023年线下活动放开后，不少韩团陆续来华举办小规模签售会。据不完全统计，当下能主办韩国偶像的签售平台多达18个。韩国一线女团Twice就在出道的第十年来到了中国，在上海跳起了《上海之恋》。在小红书搜索“韩团签售”，未来两月还有不少韩团会来。

而在B站搜索、抖音上搜索，绝大多数知名韩团都已开设了官方B站号、抖音号，用以发布MV、花絮等官方物料。Blackpink有三名成员均开设了B站号、小红书、抖音号进行宣传，而不少二代韩团成员则都开了抖音号。

今年4月，突然传来了限韩令将要解封的消息，最明显的信号就是全韩国籍成员的韩团EPEX将来福州开演唱会。虽然这两年也有过韩国乐队、美籍韩裔来中国活动，但能到演唱会级别，尚属首次。虽然劳动节后，这一演唱会又宣布因“不可抗力”而延期。

但这确实是2016年以后，最强烈的松动信号了。官方经过几次辟谣和强调，“从来没有限韩令”，但2016年时的“蜜月期”光景确实戛然而止，再难重现。当年让民间反对声强烈的萨德系统，近些年已经很少再被提及。

反而是韩国，从文在寅执政到李在明履职，韩国媒体始终关注着“限韩令”的动向。今年，外交部在辟谣“限韩令”时的话开放性较强，只是否认了请防弹少年团和BIGBANG将登上央视节目，却没有否认后续更多的可能性。

但九年过去，当内娱消费者再面对韩国市场时，心态已经发生了变化。限韩令也从2016年面对国家安全威胁时的自上而下的决策，发展到如今自下而上的抵制。翻阅今年限韩令松动后相关新闻下方评论区，都会出现类似“开放后我们会自愿限韩”的表达。

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韩国文化产业在快速扩张和高度依赖外部市场及资本的过程中，其“文化主体性”的争议愈发明显。

文在寅时期，偶像团体尤其是防弹少年团被拔高至国家形象代表。他们需要从原本讲述青春故事的少年，转向讲述“韩国故事”，涉及敏感话题时，难免会遭遇“国家面前无偶像”的激烈反弹。2020年拿下一个表彰为韩美交流作出贡献的奖项后，队长金南俊提到：“今年是朝鲜战争七十周年，我们将永远记住两国共同经历的痛苦。”这让不少中国粉丝当即宣布脱粉。

除了国家历史层面的争议，近些年来，文化挪用争议也在中韩之间频发，涉及服饰、节日、历史人物等等，其中最严重的一次冲突莫过于2024年人气女团IVE的MV《HEYA》。该女团宣称制作理念是宣扬韩国文化，但其中却用了中国结、祥云等大量中国文化元素。文化挪用争议甚至蔓延至欧美，导致“偷国”标签成为舆论对韩国的刻板印象之一。

韩国文化产业长期以“拼贴”见长，善于融合借鉴。然而，当这种“拼贴”缺乏足够清晰、自信的本土文化根基作为支撑和转化时，便极易滑入“挪用”争议的泥潭，陷入“我是谁”、“我的故事究竟是什么”的主体性迷茫。这种迷茫，正是其产业数据波动、模式受挫背后更深层的困境。

与韩国的文化主体性迷茫相比，中国则进入了对本土民族文化有极强认同感的一代。

2016年唱《IF YOU》的韩红，是当时内娱对韩流心态的缩影，那是韩娱最鼎盛时期的表现，来自一个国家级主流歌手对韩娱的认证。但这一代活跃于互联网上的年轻用户，成长于国产文娱环境，更愿意消费本土的文化，今年还诞生了《哪吒2》这样在全球票房史上留名的作品。

韩流在中国，则是全方位的退潮。过去伴随着韩流文化而来的韩妆品牌悦诗风吟等迎来关店潮，而新一代的韩国小生中，再也没有像当年的李敏镐、宋仲基一样能在中国获得高热度的艺人。当下的韩流，在国内已经逐渐缩回圈层文化。

不过，韩国在制造全球内容上，仍然有很多值得国内文娱产品思考的内容。

2016年的高分韩剧《请回答1988》，后来一直被国产青春剧参考，今年的爆款短剧《家里家外》的主创在聊到创作准备时，仍然说的是：拉片了《请回答1988》。而今年年初，Netflix韩剧《苦尽柑来遇见你》再创热度新高，新声pro与不少剧集创作者对话时，大家都会提及对这部剧的思考。

而今，中韩文化都迎来了新的节点。在全球地缘博弈重构、文化壁垒回归的背景下，美国喊出“让电影回到美国”，对所有海外制作加征关税。在这样的世界里，中韩文娱都在摸索自己的出口。

限令总会带来断裂与重建，文化会在夹缝中继续生长。这是一次全球文娱体系的重建，也是中韩文化寻找新坐标的开始。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新声Pro （ID：xinsheng-pro），作者：符琼尹，监制：张一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