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总喜欢造新词儿，主要有以下原因。其一，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新的事物、现象不断涌现，原有的词汇往往无法准确表达这些新的概念，造新词能更精准地描述和交流。其二，语言是不断演变的，为了满足人们在不同语境和情感表达上的需求，新词的创造能让语言更加丰富多样，增加表达的灵活性。其三，科技的飞速发展带来了诸多新领域和新观念，造新词有助于在这些领域中快速而准确地传递信息，推动科技和社会的发展。总之，造新词是人类语言适应时代变化的一种自然表现。

昨天晚上看到一篇文章《香港经济“无就业复苏”待解》。文章主要讨论了一个问题：香港的经济温差为什么这么大？

一方面GDP眼看录得连续10个季度增长；出口连升16个月；资本市场尤其的好，今年上半年42宗IPO，集资1070 亿港元，暂居全球第一；特首一有机会就特别强调：香港募资世界第一、世界第一哦！还有越来越热的稳定币等等等等。

从天空俯瞰，香港确实支棱起来了。

但是如果你打个车，和司机快问快答，他一定会说经济很差lah；地铁上经常听到“经济不好”的聊天；随机调研香港居民，很多人会说自己根本感受不到经济增长。坊间不时传来店铺结业消息，包括很多童年回忆——翠华、大班、鸿星、海皇粥。消费对比从前依然萧条、房地产也没起来。失业率数字虽然低，但总就业人数在减少。

宏观和微观的体感温差确实很大。这是事实。

于是文章引出了一个词来描述这种景象：“无就业式的经济复苏”，来定义香港的现状。

很巧，前一天刚好和刘院长、Johny录了一篇实地调研系列的播客。这一期恰恰就是香港，这一期讨论的问题也是：香港经济到底好不好？经济体感的温差的原因到底是什么？香港正在向哪儿转型？

香港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在这里先不谈，“无就业复苏”这个词用得也挺贴切。大家可以蹲一个《墙裂坛》实地调研系列之香港篇，里面会给出一些分析和答案。

我今天主要还是想讲讲“经济学新概念”这件事情，毕竟我还是更喜欢研究叙事。

“无就业复苏”听起来又是一个新的词。但这一概念90年代就有了，英文是Jobless Recovery，指当宏观经济出现复苏及增长趋势时，就业率没有上升反而下降。这让我想起几年前写过的一篇文章：《“新概念免疫”是人类生存必备能力》。

所以我们还是先想想”创造新概念“这件事，人类为什么总喜欢造新词儿？尤其是一遇到反常的事情，就一定会造出一个新的词来解释？

一

哲学中有个概念叫做“Gavagai”，也就是奎因的”加瓦盖“。

“Gavagai”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呢？本来你也不知道。直到有一天，你闯进一个非洲部落，发现每当有兔子跑过，部落里的人们便会跳起来嚷嚷：“gavagai！gavagai！”。

一来二去，你大概能猜到“gavagai”的意思就是“兔子”。

如果不确定，还可以确认一下：下次看见兔子时，你也喊“gavagai！gavagai！”，如果部落人有积极回应，就说明你猜对了——“gavagai” = “兔子”这件事就成了“共识”。

千万不要小看“语言”，它可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底层代码。古印度语言哲学家Yāska，早在公元前8～6世纪著成吠陀六支之一《尼禄多》，就告诉过我们：“词”是所有意义的载体。语言无穷深邃，它才是人类最庞大复杂的学问，直到现在还是人类的未解之谜，但人类只能靠这个“未解之谜”来认识自我。

语言在我们的脑中生根发芽，决定什么才是主宰当下世界运行的“共识”。

比如：为什么老鹰被叫做“鹰”而不是“鸟”或者“鸽”？

为什么联储暗示要加息，会被解读为偏“鹰”？而不是偏“鸽”？

不管是谁先发明的，共识决定了今天所有人把那个盘旋在空中、目光狰狞的动物和“鹰”这个词挂上钩；把对利率”展翅欲飞“的信号贴上”鹰“的标签——一旦语言共识形成，一个组织便可以在一起愉快地玩耍了。如果非要把它们认做“鸽”，你和其他人看到的世界、收到的信号，便是相反的。

二

在香港被贴上”无就业复苏”这个新词的好几年前，经济学家们经常聚在一起，争论美国的“衰退”到底有没有发生。

美国疫情后衰退——这件事本来不应该是板上钉钉吗？为什么全世界看起来都在“衰”，而美国则完全不“退”？衰退不是对穷人伤害最大吗？为什么那些年裁员的全是高薪行业？为什么疫情后科技行业股票暴跌，而美国低收入者工资却居高不下，就业率蹭蹭上涨？

争论了好几年，也没达成共识。直到有一天，一个聪明人灵光一现，说：“我们为啥不发明一个新词来形容这种现象呢？”

何不把“富人（rich）”和“衰退（recession）”两个词捏在一起，掐头去尾——一个新概念“富衰退”（Richcession）就造好了。

再加上一个hashtag放在推特上——“#Richcession”便如墨水入池，扩散开来，一切豁然开朗，一切都变得可以解释：这是一种“在通胀高企，经济下行过程中，由于政府财政刺激和金融资产估值下跌，而造成的富人财富缩水、白领失业、而蓝领资产和就业受益的现象”。且它仅在疫情之后的美国出现。而其他国家，依然是”所有阶层日子都不好过“的正常“衰退”。

整个经济学史，其实就是一次又一次“新概念造词大赛”。18世纪的某一天，大卫·休谟灵光一现，拍出了“通货膨胀”这个词。1965年，伊恩·麦克劳德也灵光一现，拍出了“滞胀”一词。20世纪初，欧文·费雪凭借“债务通货紧缩”赢得了当年新概念造词大奖。

而这些词出现之前，世界都是一副“无法解释”的样子。

所以，当我们再次开始”摸不着头脑“的时候，一定是造词时间到了。只需坐等下一个轮新概念大赛开幕即可。

三

当然，人类一造词，上帝就发笑。我们创造的新概念也会反噬自己——新概念、新理论、新故事、新共识——它们的出现和消失，都可以作用于人的行为，有时威力还很大。

新概念的发明者也会不断布道，强化和推销自己的“创意”。比如“资产负债表衰退”、“布雷顿森林体系体系3.0”——满世界寻找能证明自己概念的证据，用蛛丝马迹在媒体讨论，被媒体放大，直到它脱离自己想解释世界的初衷，变成了一个奇怪的潮语。

但这个世界并不靠概念来运转，而是由千万个体的博弈和互动——在混乱和混沌中浑然天成。一个新词可以解释某个国家、某个市场、在某个特定时期的现象，但并不代表它能普遍适用于所有其他国家和情况。比如辜老师的“资产负债表衰退”，解释当年的日本经济困境堪称完美，但他坚持认为此概念也一定能解释中国的经济困境——至于到底能不能，我说了不算，但它确实变成了很多人讨论中国经济深层问题的前提。从前提再衍生出结论，再靠结论去给出政策建议，现实世界就可能被改变。

索罗斯有分析：

1. 我们并不真正了解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这就是“易错性”(fallibility)。

2. 我们对世界的误解、对世界的错误看法，其实反而会改变历史——这就是“反身性”(reflexivity)。

“易错性”和“反身性”其实都是常识，但是在经济学领域中，它们完全没有自己的位置。经济学家的任务是找到“确定性”，必须用一个确定的“概念”和“词儿”给自己找到主心骨。所以“反身性”也只能在哲学和金融的交叉口大放光彩。

但世界太复杂了，经济学也得升升级了。

四

德勒兹恶狠狠地说过：

有些蠢货们提出了“哲学已死”这样一个愚蠢论调。“哲学之死“就是一种脑残论调。它死了之后谁来创造“概念”？让电脑？还是让媒体？今天的媒体居然认为自己和哲学是竞争对手，叫嚣自己能创造新概念——但这些电脑和媒体生成的“概念”，在我看来简直笑掉大牙。

德勒兹的意思是：在他眼中，媒体和电脑创造的“概念”是敌人，是“权力”（我觉得也包括所有已经固化了但依然是权威的学科、思维方式）；他自己同权力无话可说，无可沟通。而抵御新概念的诱惑只能靠哲学。

哲学确实是一门“防御艺术”——你用哲学和逻辑永远说服不了任何人，只能保护自己免受或太固化、或被滥用了的修辞和新概念的攻击。

所以“新概念免疫”是人类生存必备的一种能力。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肖小跑，作者：肖小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