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认不准青色,主要有以下原因。首先,青色在光谱中处于绿色和蓝色之间的过渡区域,其波长范围较窄且边界不清晰,这使得我们的视觉在区分青色时容易产生模糊感。其次,不同的文化和历史背景对青色的定义和认知也存在差异,导致在不同的地域和群体中,对青色的理解和感受有所不同。再者,光线条件的变化会影响我们对青色的感知,例如在不同的光照强度和色温下,青色可能会显得有所不同。最后,个体差异也不可忽视,每个人的眼睛结构和视觉敏感度都有所不同,这也会导致对青色的认准确度存在差异。
青,在中国文化里无处不在,青铜器、青花瓷,可你要问青到底是什么颜色?我们却说不清[1]。
是蓝
?青天大老爷,天不能说是绿的吧。
是绿
?上海的青团明显偏绿,说青春,也是那种绿意盎然的生命力。
更奇怪的是,我们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又说“春来江水绿如蓝”,蓝绿之间,还能转换的?
其实,中文在很长时间里根本不分蓝、绿,统一叫青。古人说是“东方色也[2]”,从蓝到绿甚至灰黑,都可以是青。
这种模糊,现代人看来是缺陷——不精确、不科学。我们不也常说“不要黑白不分”吗?可古人为什么偏要“蓝绿不分”?
会不会,不分才是对的?
这个看似荒谬的想法,引起了认知科学家的注意。他们想知道:当我们看颜色时,真的只是在用眼睛吗?还是语言也在影响我们?
一、蓝绿之分:一场“钓鱼执法”实验
认知科学家凯伊和肯普顿设计了一个巧妙的实验[3]。他们找来两组人做了一个“钓鱼执法”般的心理学实验:
英语组:像我们一样,明确区分蓝(blue)和绿(green);
塔拉乌马拉语组:只有一个词siyóname指代所有蓝绿色,类似中文的青。
任务很简单:看三张色卡(绿、蓝绿、蓝),颜色从左到右平滑过渡。然后问他们:“哪一块颜色和另外两块最不一样?”
关键是:三张卡片在色谱上是均匀分布的,物理距离完全相同。
结果非常有意思,英语使用者几乎每次都“看错了”:
中间色卡略偏绿时,他们觉得它离绿色更近,判断蓝色“最不同”;
中间色卡略偏蓝时,他们觉得它离蓝色更近,判断绿色“最不同”。
30次测试,29次都是这样。他们的大脑在作弊——语言中的“蓝/绿”分界线,像一道看不见的墙,把本该连续的色谱硬生生切成了两半。中间那张卡片一旦被语言“归类”,就被推向了某一边,人为放大了色彩差异。
而塔拉乌马拉语者呢?他们的判断是随机的。
没有蓝
、绿
这两个语言标签干扰,他们看到的就是三张均匀分布的色卡——哪边都差不多。换句话说,他们看到的才是真实的物理世界。
语言,让英语使用者的感知系统失真了。
二、这能证明语言决定思维吗?
到这里,你可能会想:语言真能决定我们的思维?
科学家们也有同样的疑问。于是他们设计了第二个实验——如果让语言“失效”,会发生什么?
这次不再同时展示三张卡片,而是分两步:
第一步:展示绿色卡和蓝绿卡 “中间这张,是不是比左边更蓝?”你看了看:“对,更蓝。”
第二步:遮住绿色卡,展示蓝绿卡和蓝色卡。“中间这张,是不是比右边更绿?” 你又看了看:“对,更绿。”
妙就妙在这:同一张卡片,你刚说它“更蓝”,现在又说它“更绿”。它到底是蓝是绿?你的大脑懵了,无法把它归类了。
第三步:问最终问题“哪边差异更大?左边两张,还是右边两张?”
结果呢?
英语使用者的判断瞬间变“准”了。没有了语言标签的干扰,他们的判断和塔拉乌马拉语者一模一样——都是随机的,符合物理真实。
塔拉乌马拉人至今仍用一个词指代蓝绿,不是落后,是他们的世界不需要这条线。当工业文明需要精确标记每一个色号,当商品社会需要区分每一种包装,语言才被迫越分越细。
实验让我们看到:分类是工具,不是真相。
当语言的分类失效,英语者看到的世界瞬间变了——不是变模糊了,而是变真实了。他们终于看见了塔拉乌马拉人一直看见的东西:一个没有人为边界的连续世界。
三、结语
蓝与绿的边界,是我们用词语在连续的光谱上划下的一刀。这一刀,让我们能指认、能交流,却也让我们看不见边界原本的模糊。
古人说青
,可能不是看不出区别,而是选择不去区别。
天青色[4]等烟雨,不只是诗意,更是真实。据传汝窑的工匠们知道,只有在烟雨将至、天地间水汽氤氲的那一刻,才能烧出这种专供皇室的极品之色。那是“雨过天青云破处”的颜色,宋徽宗梦中所见、钦定为汝窑唯一的色彩——不是纯粹的蓝,也不是简单的绿,而是介于其间、可遇不可求的青。
下次,当你看见介于蓝绿之间的颜色,试着不要急于给它命名。
也许那一刻,你就能看到青。
参考资料:
[1] “Blue–green distinction in language.” Wikipedia: The Free Encyclopedia, Wikimedia Foundation, 12 June 2025, https://en.wikipedia.org/wiki/Blue–green_distinction_in_language.【在语言学中,“蓝绿不分”被称为“grue”现象,是许多语言发展早期的共性。正如凯伊与布伦特研究所指出,颜色词的出现有一定顺序,蓝和绿往往最晚被区分。除了中文的“青”之外,日语的“青”、韩语的“푸르다”、越南语的“xanh”、以及南非祖鲁语的“luhlaza”等,都曾或仍用同一词指代蓝与绿。这说明“青”并非中文特有,而是人类普遍对自然色彩认知中的一种连续感知,在语言系统中体现为词汇合并。】
[2] 许慎.《说文解字》。段玉裁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3] Kay, Paul, and Willett Kempton. “What Is the Sapir‑Whorf Hypothesis?”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vol. 86, no. 1, Mar. 1984, pp. 65–79.
[4] 张明悟,谈方正,赵宏,孙新民,张建超,禇振西,王昌燧.《汝窑、耀州窑“天青釉”的色度对比分析》.《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第35卷第4期,2023年8月,页99–104.DOI: 10.16334/j.cnki.cn31-1652/k.20211102305。【天青釉是中国古瓷中最具代表性的单色釉之一,尤以汝窑为典型。“雨过天青云破处”虽为后世传说,但“天青”一词在宋代已有确切记载。论文作者认为,最早的实物可见于五代耀州窑,汝窑则更具代表性。这表明,无论从工艺实践还是文化想象,天青色在宋代已成为审美理想的重要表达。】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言辞之间,作者:王隐言无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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