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尽管有政策提出 3600 元能鼓励生娃，但现实情况却让许多妈妈感到无奈。一位日本妈妈年薪高达 1200 万日元，然而她却高呼养娃太难，养不起。3600 元看似能给予一定经济支持，但在育儿成本面前显得微不足道。从奶粉尿布到教育医疗，每一项开支都如大山般压在父母身上。日本社会的高物价、激烈的竞争等因素，使得即便有一定经济基础，养育孩子也成为了巨大的负担。这也反映出当前社会在鼓励生育方面，仅靠微薄的经济激励远远不够，还需要综合考虑各种实际情况，为家庭减轻养育孩子的压力。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日本通 （ID：ribentong-517japan），作者：生生之门

十年前的一个梅雨天，日本关东地区一位化名爱的40岁女性站在医院门口，手里攥着预约好的手术单。她已经生育了两个孩子，第三个孩子却意外来临，无法承受重担的她正准备接受人流手术。那一刻，她脑海里回荡着胎儿的超声波影像和两个孩子的笑脸，还有对未来的深深不安：钱够吗？孩子们的未来怎么办？一番艰难的抉择后，她还是选择了生下这个孩子。但她发现，她所做的这一决定在日后并没有那么“皆大欢喜”。

爱的家庭年收入高达1200万日元（约合60万元人民币），位列日本收入前10%的家庭，按理说多养几个孩子生活也应该过得去吧？可为什么连这样的家庭，都会在生第三个孩子时犹豫再三，甚至想要选择放弃？这不是爱一个人的故事，而是无数日本中产家庭面临的普遍困境。是什么让这些“账面富裕”的家庭如此焦虑？

看似富裕的中产

实际生活捉襟见肘

表面上看，爱一家并不贫困。丈夫是上市企业的管理职员，算是高收入群体了。然而，这个数字掩盖不了他们日常生活的紧张与焦虑。

先来看看爱家的账本。年收入1200万日元，听起来很体面，但扣掉所得税、社会保险费等各种硬性支出后，手头实际能用的钱只有800多万。听起来还是不少？别急，算细账你就明白了。

爱一家四口住在关东地区，生活成本高得吓人。房贷月月压头，长子在地方大学读书，每月需要生活费，丈夫工作繁忙，频繁出差的伙食费、零花钱也要算上。算下来，爱能用来维持家庭日常开销的钱，每个月只有20多万日元。20多万，听着还行？但这笔钱得养活一家子，付水电费、买菜做饭、给孩子们报补习班……别说存钱了，每月能不“入不敷出”就不错了。爱无奈地表示：“我们家就像在踩单车，稍微慢一点就得摔。”

更让他们无奈的是，日本社会对中产家庭总有一种误解：“你们年收上千万，还愁啥？”但真相是，账面数字好看，实际可支配的资源少得可怜。尤其在关东这种高消费地区，房租、物价、教育成本样样高涨，公立学校资源又有限，家长们不得不花钱给孩子补课、托管。中产家庭的“富裕”，很多时候只是个数字幻觉。他们的生活，远没有外人想的那么光鲜。

被政策抛弃的中产家庭

为什么中产家庭反而这么难？很大一部分的原因出在日本的制度设计上。日本的育儿支援政策，比如儿童津贴、高中、大学学费减免等，基本上都有“收入上限”。换句话说，收入太低的家庭能拿到补贴，收入极高的家庭完全不在乎补贴，而像爱这样年收不多也不少的中产家庭，偏偏就卡在中间——既享受不到福利，又没富到能无视开支。爱家在2023年就因为收入超标，儿童津贴被减额，高中学费减免也轮不到他们。

今年，日本政府放宽了多子家庭的大学学费减免政策，家里有三个及以上孩子的，大学学费可以适度减免。爱一家这才勉强搭上车。可这政策也有“时效性”，三个孩子需要同时在上学才能享受学费补贴，等长子大学毕业，家里在学儿童数变成“两个”，又得被踢出补贴范围。日本政府这种“人头计数式”的认定逻辑，忽略了育儿周期的持续性和教育支出的长期性。

这样的“夹心层”困境，根本在于日本政策设计是以家庭“总收入”为标准，而不是看家庭的实际负担能力。同样是1200万收入，养育一个孩子和养育三个孩子能一样吗？住在都市和住在乡下的成本能一样吗？

而且，中产家庭似乎还得承受一种“隐形惩罚”。越是努力工作、增加收入，结果随着收入增加，自己反而失去了福利资格，税收和社保负担还越来越重。

爱家2024年的各种社会保险费就高达180万日元，占收入的15%以上。中产家庭不是政策设定中的弱势群体，却在实际生活中长期被忽视和误解，也难怪日本人的生育率年年下降，2024年日本的新生儿数量仅68万，创历史新低，女性平均生育子女数为1.15，也创历史最低，远低于维持人口所需的2.07。

除了制度问题，中产家庭的焦虑还有更深层次的社会根源。首先，育儿的责任几乎全压在家庭身上。日本社会保障体系虽然覆盖了医疗、养老等领域，但在育儿支持上，公共资源远远不足。公立幼儿园名额有限，私立幼儿园费用高昂；公立学校质量参差不齐，家长不得不花钱给孩子补课、报班，生怕孩子在升学竞争中掉队。

教育焦虑往往是中产家庭的心病。爱为了省钱，让学习成绩优异的长子放弃了私立中学，选择了公立学校。可她心里清楚，很多公立学校的教学质量和资源跟不上，孩子要想考好大学，还得靠课外补习来补差。这种“公立虽然便宜但不够好”的现实，逼着家长们花钱、花时间、花精力。

再者，性别角色的固化也让育儿负担更重。爱在大学毕业后曾是职场白领，但生了第一个孩子后就辞职了，之后又因为丈夫工作调动，举家搬到关东，断了职场根基。怀上第三个孩子时，她正计划重返职场，可新生命的到来又把她绑回了家庭。日本社会对女性的期待依然是“家庭优先”，全职妈妈想重返职场，难度不亚于登天。尤其是生了三胎后，职场断裂几乎不可避免。这种结构性困境，让很多日本已婚女性在“事业”和“家庭”之间左右为难。

最后，还有一种隐形的社交压力。周围的朋友、同事都在生二胎、三胎，网络上也总有人晒“幸福大家庭”，这也可能让中产家庭不自觉地陷入比较：“别人都生得起养得起，我为什么不行？”看见别人的幸福自己也不由得想要证明自己也很幸福，但其实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这下反而加重了这种“虚假的美满”。

听见中产阶层的声音

中产家庭和单身群体都不是“自动自立”的机器。他们是社会稳定的基石，也是最容易在制度缝隙中沉没的人群。中产家庭，作为日本社会中坚力量，是生育意愿最容易被压制的群体。他们不像低收入家庭能靠补贴缓解压力，也不像极高收入家庭可以无视成本。单身群体则在育儿支援金（也就是最近常说的单身税）政策下，感到被强加了不公平的负担。如果相关政策继续忽视这两群人的声音，效果必然事倍功半。

现在回看爱的故事，她的抉择充满挣扎，却也体现了一位母亲对于生命与家庭的深切爱意。她不是一个弱者，也不是受害者，而是身处制度夹缝中挣扎的“沉默多数”，她正代表着千千万万个正在生育边缘彷徨的日本家庭。少子化的真正焦点，并不是“为什么不生”，而是“为什么不敢生”。

育儿在当代日本，仍然被高度私有化地定义为“父母的责任”。从经济、教育到心理，所有的重担都落在家庭，尤其是母亲的肩上。只有让生育成为一种自由，而非计算后的牺牲，未来的人口结构才会更加平衡，现有的社会保障体系才能源源不断运转。

参考资料

中絶よぎった「3人目」世帯年収1200万円でも自転車操業子育て世代の不安，毎日新聞

｢世帯年収1000万円｣では生活はギリギリ…稼げば稼ぐほど生活が厳しくなる子育て世帯の厳しい現実，プレジデントオンライン

年収1000万円超の家庭でも陥る可能性がある「教育費貧乏」，鈴木信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