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这座城市犹如一幅绚丽多彩又错综复杂的画卷。在熙熙攘攘的街头，既有传统的天津卫文化韵味，那古老的鼓楼见证着岁月的沧桑，茶馆里传出的相声声仿佛在诉说着过去的故事。同时，现代化的高楼大厦如雨后春笋般崛起，繁忙的商业区中人们穿梭忙碌，展现着现代都市的活力与节奏。天津的饮食文化更是复杂多元，煎饼果子的街头风味与西餐厅的高雅氛围交织在一起。这里的方言带着独特的韵味，不同阶层的人们在这里生活、奋斗，共同构成了这一复杂而又充满魅力的天津社会。

自近代开埠以来，天津作为中国北方最大的港口城市和重要的工商业发源地，一面逐渐展现出现代化大都市的繁华与活力，一面又始终保留着浓厚的历史底蕴与市井烟火，二者的交错杂糅，勾勒出天津包容多元的城市性格。生于天津的著名作家冯骥才认为“争奇斗艳”是天津的城市气质，狮子林桥上跳水的大爷、造型夸张时髦的“盘头大姨”、“驾车说笑 危及安全”的交通警示牌，将天津人独特的乐观、豁达与幽默展现得淋漓尽致，鲜活地诠释着“天津这个地方情况太复杂了”。那么，是怎样的历史塑造了这座城市“复杂”的精神特质与社会底蕴？

自二十世纪年代以来，作为“从中国内部看中国历史的一种努力”，美国的中国史研究“开始从将中国看作是一个笼而统之的大整体转变到将中国看作是一个多元的、由各大地理区域组成的国家”（卢汉超：《美国的中国城市史研究》，载《清华大学学报（哲学与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第115页），城市史和区域史研究蔚然成风。

作为古代中国唯一有确切建城时间记载的城市，同时也是近代中国极具战略意义的通商口岸城市，天津的城市发展历程与历史文化的独特性受到历史研究者们的关注，产出了一批经典的研究成果。比如，贺萧（Gail Hershatter）教授对近代天津工人的研究，史瀚波（Brett Sheehan）教授对民国时期天津银行业的研究，罗芙芸（Ruth Rogaski）教授对近代天津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的研究等。

关文斌（Kwan Man Bun）教授关于天津盐商的研究，也是这一时期美国学界的中国城市史研究的代表性作品。他通过系统探讨明清以来天津盐商的经济行为、社会活动与家庭生活，展现了国家、社会与商人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如何塑造了天津城与天津人。

1999年，天津人民出版社以《文明初曙：近代天津盐商与社会》为题出版了这部专著，2025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进行再版，新版题为《亦官亦商：明清时期天津的盐商与社会》（下文简称《亦官亦商》）。关文斌认为“天津的发展与盐商有莫大的关系”，时隔26年后的再版，使我们能够再次回望天津盐商的发展历程，及其对天津的精神文化与社会特质的形成所产生的重要影响。

将理论放回历史

在二十世纪的最后20年中，美国汉学界的中国城市史研究受到“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与“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理论的深刻影响。“公共领域”是哈贝马斯在“国家与市民社会”理论中析离出的概念，他特别关注“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即随着商品交换和资产阶级家庭的发展，无数资产阶级的个体聚合起来，在咖啡馆、俱乐部以及报纸杂志中进行理性批判的公共讨论，形成制约专制权力的公共意见。

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有着明确的界限，具有推动市民社会实现政治民主化的功能。在理想状态下，市民在公共领域自行其是，与国家形成制衡乃至对抗的关系。简言之，在这一理论预设中，“公共领域”是市民社会在对抗专制国家的民主化进程中所形成的一种历史形态，其本质仍是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二元对立。

受这一理论传统影响的中国城市史研究，普遍关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是否如十八世纪欧洲（主要是英国、法国和德国）一样孕育出公共领域、精英自治机制以及市民社会，以此作为中国从传统走向现代的标志。作为兼具经济实力与社会影响力的精英阶层，商人与商人团体对城市发展的深度介入与塑造，使之成为城市史研究的特别关切。

比如萧邦奇（Robert Keith Schoppa）教授通过对浙江精英组织的研究，认为到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之交，以商人为代表的地方精英阶层广泛参与城市公共事务，形成了自治性的公共领域。罗威廉（William T. Rowe）教授认为晚清时期汉口的商业和社会组织的发展证明了独立于国家的“公共领域”的出现。史谦德（David Strand）教授在讨论北京人力车夫的研究中指出，商会的内部讨论及其组织的城市事务管理活动是新型“公共领域”出现的特征之一。

从这些研究不难看出，“‘资产者公共领域’（bourgeois public sphere）与‘市民社会’等概念，就其被运用于分析中国时的用法而言，预设了一种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二元对立”（黄宗智：《中国的“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国家与社会间的第三领域》，载氏著：《实践与理论：中国社会经济史与法律史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年版，第138页）。

《亦官亦商》成书于二十世纪末，正是“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理论在学界讨论得沸沸扬扬的时期，其研究视角自然受到了这些理论的影响。这一点在其英文版的副标题“State-Making and Civil Socie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中得到明确体现，将天津盐商历史与帝制晚期的国家政权建设（state-making）与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的讨论相联系。

但与前述致力于发现和论证帝制晚期中国兴起了独立于国家之外的“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的著作不同，关文斌将该理论放回到天津盐商发展的社会历史情境中去检验，发现“国家与社会并不像理论构思中那样势如水火，而是在不同范畴、层次中同时互相影响、渗透，既有合作，也有排斥”。这一扎根于历史实践得出的论断，直接挑战了“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理论所隐含的国家与社会二元对立的理想化预设。

同样基于国家与社会二元对立的预设，韦伯认为包税制是国家将征税权以契约形式让渡给私人或团体的财政模式，其兴起与发展是由于传统国家既缺乏成熟的科层制官僚体系实现税收直征，又不具备理性化核算技术完成税基的精准计量。在此模式下，国家与社会的界限因包税商的介入而变得模糊，国家难以建立对社会的绝对支配。因此在韦伯看来，官僚制的科层化管理与理性化核算会从根本上导致包税制的必然消亡，进而划清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边界，实现国家的现代化。

当视野转向盐商，关文斌发现了一个颇具悖论性的现象，在具备成熟的科层制官僚体系的明清中国，作为国家重要财政支柱的盐业却长期维系着包税制的运作逻辑。盐商通过向官府购买“盐引”获得食盐的专卖权，形成“国家授权-商人包税-市场分销”的结构。在此过程中，盐商既是包税制的执行者，又是盐业垄断利润的攫取者。这种“亦官亦商”的双重角色与“官商共利”的复杂特质，显然超越了国家与社会二元对立理论的分析框架。

因此从理论意义上来说，《亦官亦商》一书的价值已经超越了单纯的明清时期盐商与盐业史研究的范畴，实质是从微观层面切入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宏观议题。本书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等理论议题的探讨，都根植于天津盐商的历史实践之中，深刻挑战了对美国的中国城市史研究影响深远的国家与社会二元对立理论，为我们理解中国现代化道路的特殊性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

将盐商放回实践

《亦官亦商》一书使用了丰富多样的文献资料呈现了明清以来天津盐商的经济、社会和家庭活动。全书除导言与结论外，共分八章。前两章主要利用《天津卫志》《天津县志》《明会典》《清实录》以及奏折等史料，讨论了天津的地理特征对于城市发展的影响以及盐业发展的基本形态。第三至五章主要利用《长芦盐运使司档》《直隶高等审判庭判牍纪要》、盐商的家谱和日记等史料，分析了盐商的家族经济特征、社会活动网络及其承担的城市公共事务。第六至八章主要利用天津商会档案与《大公报》等史料，探讨了晚清政治变革对盐商的冲击。综观全书可以发现，作者的讨论始终围绕天津盐商发展过程中与国家和社会的互动关系。

历史上的天津是一座生机与危机并存的城市。1404年12月23日天津正式设卫筑城。与军事屏卫功能相比，居九河下梢、当南北要冲的地理优势显然对于天津的城市化发展起到更大的作用。南方的漕粮需要经由天津的海港或运河转运京城，这不仅使天津成为南北方商品与土产的交易转运中心，而且在戍卒之外汇聚了南来北往的客商。

但天津地区密布的河道网络在孕育生机的同时，也隐藏着水灾危机。尤其是在降水集中的盛夏，天津时常遭遇洪灾之苦。明清两代断断续续的治水和屯垦，从未彻底解决保障漕运、农田灌溉和预防洪涝之间的矛盾。因此在建卫后的500年间，天津始终无法稳定地依靠农业发展，商业贸易成为其生命线，为因戍卫、经商、屯垦而流寓至此的人们提供了赖以为生的职业。

长芦盐业是天津商业发展的支柱，但其运作始终与国家政策和官僚体系深度绑定。财政需要和民生责任迫使国家介入盐务，但其选择以简约治理的低成本模式获得稳定税源，这既为盐商创造了谋利空间，也造成他们之间的利益冲突。国家在征收常规盐税以外，还会以纳贡、征收附加税等方式汲取盐业利益。关文斌认为这不能理解为国家专制统治对于经济的掠夺，因为盐商会通过向皇帝或者官僚体系捐输、报效或者行贿来影响国家政策，企图减少国家权力对于经济的影响。

天津盐商的家族经济模式既蕴含能量，也暗藏危机。前者主要表现为盐商家族的家长在集中安排和使用家族资产方面具有较大自主权；鼓励家族成员通过科举入仕，借助官商联结为家族商业寻求政治庇护；注重通过婚姻联盟和邻里互动拓展财富版图；还将盐业利润广泛投资于土地、当铺及其他商业以巩固家族财富。但家族权力的集中与利益分配的不均极易引发内部矛盾，也可能放大经营风险。当盐商家族的内部纠纷或商业矛盾激化时，往往需要国家介入调停。由于盐商私人财产中包含具有国家税赋属性的盐业专卖权，使得公私利益深度交织，国家在平衡双方诉求时面临着两难抉择，既要保障市场和税收稳定，又需维护家庭秩序。

长芦盐商与国家和官僚体系的深度绑定关系，亦鲜明体现在其社会网络文化之中。该书讨论了张氏、安氏、查氏三大盐商家族通过有意识地模仿士大夫阶层的文化喜好，比如举办诗文会、游园会、诗社以及收藏昂贵的艺术品，来达到攀附笼络权要与获得阶层认同的目的。但这种密切的互动关系也隐藏着风险，一旦官员失势，依附其下的盐商往往难逃牵连。即便如此，盐商仍周旋于公私领域之间复杂的社会网络之中，在政治博弈与商业利益的夹缝间构筑生存策略。

盐商群体深谙社会资本的价值，通过广泛参与城市公共服务事业来塑造社会形象，获取国家与社会的双重认可。长芦盐商主动承接了原本应由政府主导的公共职能，比如组织消防队、组织团练保卫城防、捐置器具兴建水会、兴建学校培育人才以及其他慈善赈济活动，这种官商协作的模式既弥补了国家和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的不足，又提升了盐商的地位与社会认可度。作者认为这些特征本质上绝非盐商追求自治权力以抗衡政府，而是意在通过柔性合作获取国家与社会的双重认可，在公私领域间开辟出了互利共生的新空间。

在晚清变革的浪潮中，盐商主导的新式商会的初衷虽然是保护天津商人的经济利益，但其合法性仍然源于政府，并在制定官方政令等活动中与地方政府密切合作。作为帝制晚期中国社会、经济和政治变革的参与者之一，天津盐商既非激进的革命者，亦非完全与士人同盟，而是与其他社会精英一道，通过地方自治机构、省咨议局、中央资政院及君主立宪运动，尝试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制约国家权力。

但盐商与政府之间根深蒂固的互利共生关系，使其从未能够形成与政府分庭抗礼的市民社会。也正因为这种与生俱来的依附性关联，在与外国银行的借款危机中，10家大盐商的资产及其所拥有的长芦盐区三分之一的专卖权被清政府强制接收，天津盐商不复往日辉煌。

理解天津的“复杂”

从历史来看，天津确实“复杂”。水系纵横、不利农业的天津城里居住着来自五湖四海、从事各行各业的天津人，可谓是“三教九流”“五方杂处”。生于忧患的乐观豁达和实用智慧，与商业社会锻造的勇于冒险、精于筹算的市井气质相互激荡，最终熔铸成天津人特有的包容底色，既带有小市民的务实豁达，又承袭码头文化的开放与不羁。因此，天津人对于新奇事物天然有着较高的接纳力，也总能在传统的窠臼之外开辟创新路径，比如，中国第一条邮路、第一条电话线路都是在天津架设。

《亦官亦商》一书为理解天津城市文化的“复杂”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发达的长芦盐业为天津创造了就业机会，孕育了“亦官亦商”的长芦盐商群体，他们凭借垄断经营积累了巨额财富，以奢靡的社会活动（如出大殡、皇会）展现阶层特质，通过组织和参与公益事业和慈善活动塑造了天津的日常生活肌理，芦纲公所确立的商业习惯成为天津商事传统的基石，以及盐商参与晚清教育改革、地方自治运动及筹建商会的实践，这些都深度塑造了近代天津政治经济转型与社会文化建构的进程。

总而言之，这部著作不仅勾勒出天津盐商的兴衰历史，更揭示了一个深刻命题：在城市现代化的发展历程中，天津的商业力量与商人群体从未形成独立于国家之外的社会自治空间，始终是在与国家权力和社会的双向互动中寻求生存之道、塑造群体性格。天津盐商留下的文化遗产与制度经验，至今仍蕴含在这座城市开放包容与务实进取的品格之中。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观书评，作者：赵珊（作者系天津商业大学法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