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办世界杯？这似乎是日本人的大棋。他们凭借着先进的赛事组织经验和对足球的热情，积极筹备世界杯，欲在足球领域大展拳脚。而反观中国足球，却陷入了尴尬的境地。多年来，尽管投入不断增加，却始终未能取得实质性的突破，在国际赛场上成绩不佳，球员培养体系不完善，足球文化的推广也相对滞后。中国足球若想摆脱尴尬，需从基层抓起，借鉴日本的成功经验，脚踏实地，久久为功，才能在未来的世界杯舞台上有一席之地。”

需注意，这只是一段基于给定主题的创作，实际情况可能更为复杂和多元。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体坛经济观察 （ID：titansportsindustry），作者：王晓瑞，原文标题：《联办世界杯？日本人的大棋，中国足球的尴尬 | 足球观察》

日本人的“2046计划”，看上去并非是遥不可及。

东亚杯刚结束，就从日本足坛传出惊天消息：日本足球协会正在推进一项计划：即与亚洲地区多个国家共同申办2046年世界杯，其中就包括中国、韩国，以及来自东南亚的泰国、越南、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对此，日本足协主席宫本恒靖通过采访予以确认，并声称“这项宏伟的计划正在幕后进行中”。那么，这样一个七国联办世界杯的方案究竟有着多大的可行性？而日本足协如此踊跃态度的背后，又蕴藏着哪些意图和想法呢？

日本态度：联办>独办

毫无疑问，七国之中，日本足协是此次“联办2046年世界杯”的始作俑者，而这一切，都要从20年前的一件事情说起。

2005年1月，时任日本足协主席川渊三郎对外发表《日本足协2005宣言》，其中设定了两个中期和两个长期目标。日本足协当时拟定的长期目标之一，就是要到2050年，日本在本土举办世界杯并夺得冠军。而根据国际足联所倡导的各大洲轮流举办世界杯原则，2026年世界杯将在北美举办（美国、墨西哥、加拿大）；2030年，世界杯将首次在三大洲同时举办（西班牙、葡萄牙、摩洛哥、阿根廷、乌拉圭、巴拉圭）；2034年，世界杯将在沙特阿拉伯举办，而2038年和2042年世界杯预计将在亚洲以外举办。换句话说，日本想要再一次举办男足世界杯，2046年就是一个最佳的时间点。为此，日本足协也做出了多方调研，上任不久的新足协主席宫本恒靖就是这项计划的有力推动者。球员时代，他曾代表日本队参加两届世界杯，尤其是2002年在本土的参赛经历，令其深刻体验到世界杯的影响力和价值。

但其实在宫本恒靖之前，他的前任田岛幸三早已经是“暗度陈仓”多年，尤其是日本足球近些年频繁与东南亚各国展开合作，也为今后的联办设想埋下了伏笔。在此之前，日本曾经在2010年单独申办2022年世界杯，结果第二轮投票便名落孙山。而且在那次申办过程中，日本还是以放弃2018年世界杯申办为前提条件，却已经显露出竞争力不足的事实。

尤其硬件设施，这是日本在15年前申办过程中，相比卡塔尔、美国的最大硬伤。时至今日，在日本也没有一座能够容纳8万+座位的体育场。即便是享有盛名的东京国立竞技场，现有最多容纳人数也就只有67750个，距离国际足联要求相差甚远（举办世界杯决赛需要一座可容纳8万人以上的体育场）。

日本方面也曾经考虑过一项临时措施，即增加可移动式观众席。一位来自负责运营国立竞技场的项目公司（JSF Entertainment）宣传负责人对外透露：“我们已经预备对应8万个座位的计划、图纸和设置方案，具体操作将视情况而定。”也就是说，一旦申办计划得到启动，设置可移动式观众席的计划就将陆续推进。而目前在日本，像东京巨蛋球场、札幌巨蛋体育场，都已经通过引进可移动式座椅，从而应对观众人数较多的棒球比赛和大型演唱会。

不过，负面声音也是接踵而至。有一种观点认为，在没有适合举办世界杯决赛的体育场的情况下，投资大量税收建造新体育场可能会加剧日本公众舆论，引发各种反对声音。而且，还需要向那些不喜欢足球的普通民众予以劝说，充分解释其目的和意义，这也是日本社会针对再办世界杯最为担心的一个环节。而且按国际足联的要求，除了决赛体育场的容纳人数必须超过8万，在整个小组赛期间，至少需要14个能够容纳4万人以上的球场，在此基础之上，还需要2个6万人以上的体育场供半决赛使用，另外在细节上，还规定屋顶覆盖观众席范围，包括无障碍设施等更为严苛的条件。显然对于日本来讲，这意味着一笔巨大的投资。

也正因此，多年以前，就有日本专业足球人士指出：伴随着赛事规模的扩大（尤其是世界杯扩军），单一国家申办世界杯的门槛越来越高，联合申办将会成为一种趋势。比如硬件设施，日本虽然稍有欠缺，但在中国和马来西亚，都拥有超过8万人以上的大型体育场，而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格罗拉蓬卡诺体育场，可容纳人数也有7.7万。某种程度来讲，这也是日本足球人改变思路，由独自承办转为联合举办的一个原因。

合纵连横韩国东南亚

对于联办世界杯的态度，日本足球人可谓是日益高涨。除了足协主席宫本恒靖现身说法，现任日本队主教练森保一在东亚杯结束后，对此也是坚决赞成：“希望这个计划能够实现。我很高兴世界杯再一次来到亚洲，而一想到可能会在日本举办，我就激动得快哭了。”同时，他还耐人寻味地说：“有主场优势的话，日本队的夺冠概率也就更大。”

然而截至目前，只有日本足球界对此是不断发声，满怀热忱，无论中韩，亦或是东南亚四国，始终都是保持缄默。上周末，一位韩国足协官员对外表态称：“现在根本没有必要讨论举办2046年世界杯，我们既没有展开任何幕后工作，也没有与日本事先进行任何磋商。假如日本足协愿意拿出方案，我们可以进行审查，但目前很难说已得到正式启动。”

而就在本届东亚杯落幕前一天，在东亚足联（EAFF）第六次特别代表大会上，韩国足协主席郑梦奎再度当选为新一届东亚足联主席，宫本恒靖当选为副主席。实际上，东亚足联主席一直是由中日韩三国足协高官轮流担任。通常情况来讲，每一届东亚杯举办国的足协主席，就是下一任的东亚足联主席，任期4年。本来2022年东亚杯计划是在中国举行，当年4月，时任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中国足协党委书记杜兆才以唯一候选人身份当选东亚足联主席，任期就是从2022年至2026年结束。结果一是2022年东亚杯最终改在日本举办；二是杜兆才因个人原因于2023年辞去东亚足联主席一职，最终，由前日本足协主席田岛幸三执掌东亚足联直至今年3月。

可没曾想，田岛幸三去年3月从日本足协主席卸任，按理说东亚足联理应顺势由宫本恒靖接手，但在具体沟通的过程中，日本足协也好，东亚足联也罢，还是力推由韩国人上马。据说东亚足联对外的解释，在于2025年东亚杯回到韩国举办，但事实上，郑梦奎在今年3月之前也要面临着韩国足协主席的竞选，甚至一度遇到很大阻碍，包括韩国足协主席竞选时间也是一拖再拖。但在最终，东亚足联也是网开一面：决定等待韩国足协主席竞选结果出炉之后，再来通过今年7月召开特别代表大会，选举新一任的东亚足联主席。在很多人看来，这也是日本足协在给韩国足协以及郑梦奎一个面子，正常地履行中日韩轮值接班的承诺。

早在2013年2月至2014年3月、2018年3月至2022年4月，郑梦奎就曾经两度当选东亚足联主席。尤其在他的第二个任期中，其对于东亚足联与东南亚足联的合作，一度给予强有力的推动。比如2018年12月，正是在郑梦奎任期内，东亚足联与东南亚足联签署了一份《合作谅解备忘录》，并推出由东亚杯冠军和东南亚锦标赛冠军共同参加的“东南亚-东亚冠军杯赛”。本来这项赛事计划在2020年放在越南举办，但最终因新冠疫情而搁浅。不过，郑梦奎在任期间的良好合作已经铸成，而这正是日本人所喜闻乐见的一个现象，即东亚足联与东南亚足联的全面联姻。

包括在田岛幸三此次卸任东亚足联主席之前，即在今年3月，第78次东亚足联执委员会会议上，一份东亚足联与东南亚足联之间《新版合作谅解备忘录》应运而生。4月上旬，双方对此予以正式签署，这其中，既保留了“东南亚-东亚冠军杯赛”的举办，同时，又增加了在技术和行政层面、市场和营销、打击操纵比赛等多个领域的合作。特别是全方位举行国际赛事，不仅局限于成年男足国家队的交流，还将涉及到青少年国字号和女足层面。也就是在这次会议前后，按宫本恒靖的说法，东亚足联和东南亚足联的相关人士在私下里，开始就联合申办男足世界杯展开讨论。

显而易见的是，从田岛幸三到宫本恒靖的过渡，日本足协已经悄然发力。一是修复对韩关系，二是借助东亚足联，扩大东亚足球与东南亚足球的联姻。毕竟在历史上，日韩曾经在2002年联手举办一次世界杯，而在2034年世界杯申办过程中，东盟十国也一度是跃跃欲试，甚至泰国、越南都为此而牵头提出倡议。再加上2007年亚洲杯，就是由泰国、越南、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联合举办，日本人的“2046计划”，看上去并非是遥不可及。

中国足球的尴尬

那么，中国足球界的态度如何？时至今日，我们根本没有看到任何有关层面对此事的表态。但岂止是2046年世界杯，当初日韩澳卡美竞争2022年世界杯主办权时，中国就未提出申办，而到2034年世界杯申办时，就更加是杳无音信。

但事实上，在本届东亚杯期间，中国足协在整个东亚足球界的存在感，就远不及日本和韩国。例如在7月14日，由韩国足协牵头在水原市万怡酒店，召开了一项名曰“MIK（Made In Korea）技术交流2025”的研讨会，主旨是分享并讨论包括青少年发展、教练员培训和国家队管理理念在内的整体足球发展技术规划。结果在这次会议中，韩日两国足协技术部负责人成为主角，中国足协只派出国管部技术总监傅博一人参加，甚至连中国国家队代理主帅久尔杰维奇都没有现身，倒是中国香港队主教练韦斯特伍德也有参会。

但要知道的是，研讨会的与会人数接近40名，但中国足协只派出一名代表。而且在本次研讨会结束后，韩日足协还达成未来定期举办类似研讨会的共识，旨在将此活动打造成一个定期的技术合作与交流平台。那么，中国足球接下来的参与程度又有多少呢？

除此之外，在本届东亚杯男足赛事颁奖典礼中，中国足球人的身影同样少得可怜。由于中国队同中国香港队的比赛，被安排在7月15日下午进行，在比赛结束后，中国队只留下一名外事联络员与球员刘诚宇出席颁奖，相反，包括主教练久尔杰维奇、队长张玉宁以及多名足协高官，都在赛后驱车回到驻地。然而，在压轴大戏韩日对决结束后，无论是韩国足协主席郑梦奎、日本足协主席宫本恒靖，前东亚足联主席田岛幸三，亦或来自日本的东亚足联秘书长三原佑介，以及李容秀、朴恒绪、申台龙、金秉址等5位韩国足协副主席，全部是在颁奖席赫然在列，甚至连中国香港足球总会主席霍启山也是亲自出马，唯有中国足协无一位高层在场。

不得不说，涉及足球外交事宜，至少在东亚杯颁奖现场，中国足球的影响力是远逊于近邻。而这样的细节，也足以让人对于今后联办世界杯，特别是中国足球是否真正地被纳入日本足球人的“2046计划”表示怀疑。

所幸的是，待到2026年的东亚足联全体代表大会，新一任的东亚足联主席，届时将轮值由中国足协主席担任。但距今还有将近一年的时间，谁又能说得清楚到那时候的中国足球，又会呈现出一种怎样的状态？

或许也正因此，在韩国权威媒体《东亚体育报》看来，日本人的“2046计划”能否在短时间内有所突破，未来一年势必非常关键。尤其是郑梦奎作为东亚足联主席，在推动韩日足协关系，以及东亚与东南亚足球战略合作能否更进一步？必将是一个非常核心的看点。至于中国足球，至少在现阶段，还有很多事情亟待解决。举办世界杯，或者说联办世界杯，距离我们都有一些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