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经 20 年的婚姻岁月后，她终于迎来了那决定命运的一刻。曾经的分分合合、喜怒哀乐，如同电影般在她脑海中不断回放。当那离婚的决定最终落定，她心中的忐忑仿佛被一阵清风拂去。这 20 年，有过甜蜜的时光，也有过痛苦的挣扎，但此刻，她感受到了一种解脱。她不再被过去的羁绊所束缚，而是勇敢地迈向新的生活篇章。她相信，尽管这段婚姻结束了，但她将以更加坚定的姿态，去迎接未来的每一个挑战，开启属于自己的精彩旅程。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新周刊 （ID：new-weekly），作者：谢无忌，编辑：Felicia

有一回在云南的家里，半夜突发地震，龚琳娜家里的玻璃都被震碎了。邻居惊慌失措地冲到外面。她也拿了一张被子，搬到家外面的草地上，躺下来。她好像没有对死亡的恐惧，她唯一的遗憾是歌还没有唱完。

龚琳娜的人生由音乐织就，她的爱情好像也是。某种程度上，她好像只有音乐。除此以外，她说自己很多东西都不懂，需要依赖别人。但也是音乐，让她意识到，她可以自己一个人，就这样活着。

极限女性第二季第五期，《新周刊》专访龚琳娜，撕下“神曲女王”的标签，50岁，她开始真正的叛逆期。

2024年10月，龚琳娜与老锣结束了为期20年的婚姻。他们的婚姻拥有许多果实：两个可爱的男孩，音乐，以及一段神仙眷侣般的故事。为纪念爱情的结束，他们举办了一场告别party。当年参加婚礼的朋友也到了现场——20年前，一对50多岁的夫妇带着6个月大的孩子来；如今孩子长到20岁，领着70多岁的父母来到这里。

Party上龚琳娜唱起老锣写给她的第一首歌《自由鸟》。相比起第一次唱《自由鸟》，龚琳娜有了截然不同的感受。老锣坐在一旁，调试他的巴伐利亚琴，琴比原来更大，调也更低沉了。“原来是渴望，现在是经历过，发现原来人生是有缺憾，自由也要付出很多代价，但我们还得彼此往前走，我可以做到更自在。”

这一仪式，为龚琳娜与老锣的婚姻画上圆满的句号。他们的缘分始于音乐，也终于音乐。

如果用时间和空间来衡量，告别爱人需要花多大的勇气和善意？

可能是“90天，长城两端的距离”。1988年，艺术家恋人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和乌雷分别从长城的西端和东端走向彼此，本意是在中心举办结婚庆典。最终他们花了三个月的时间，在陕西神木二郎山相遇。但与预期不同的是：在终点，两人相拥后告别，各奔东西，踏上不同的路。这就是被誉为行为艺术经典之作的《恋人：长城漫步》。

也可能是3年间，中德两国8000多公里的地理距离。在那对艺术家恋人的故事当中，龚琳娜似乎瞥见了她与老锣的关系，“大家走在路上，到了某个交会处突然发现要的东西不一样了，没有对错，只是每个人的选择不同。”

龚琳娜也许是晚熟的，她经历了好几次生长期。20多岁时，她从妈妈那里“精神断奶”，老锣帮助她走出茧房。

5年前，她与老锣因为疫情分居两地，这个契机让她开始思索艺术的独立与自由，也慢慢地，发现自己不再需要依赖外在的人与事。她想从老锣这里“精神断奶”，将创作音乐的主导权拿回到自己身上。

爱情不该基于某种套路

婚姻与自由向来难做方程式。就如2008年的电影《革命之路》，还有2019年的电影《婚姻故事》，看似琴瑟和谐的婚姻，有可能会戛然而止，它们让人看到了爱情的枯萎隐藏在生活的朝夕，而一旦选择直面虚空、麻木和孤独的人生，破釜沉舟，需要拿出革命般的勇气。

龚琳娜曾问过自己，最初爱上的是老锣还是他的音乐。她重新翻开自传《自由女人》，看到自己与老锣携手走过的12年心路历程，她更确认爱上的是老锣这个人。

遇见老锣是在2002年的一次即兴音乐会上。在外人看来，龚琳娜是站在晚会舞台上、光鲜亮丽的歌唱家。而老锣像那个戳穿“国王的新衣”的孩子，以完全不同的音乐表达方式刺到了她心底最软弱的地方。

龚琳娜母子三人在彩虹农场。（图/受访者提供）

她从小在母亲细致入微的照料下成长，也在母亲的期待中写就天之骄女的剧本：5岁登台表演，12岁随中国儿童中心少儿艺术团赴法国演出，16岁考上了中国音乐学院附中，一路被保送进入声乐系，大学毕业后又顺利地进入了中央民族乐团，25岁荣获了青歌赛专业组民歌唱法银奖。

在《自由女人》当中，龚琳娜提到2002年一次在万人广场的假唱，她感觉对不起听众，他们的眼神像万箭刺穿自己，那时她像“突然被悬吊在高台，双足不着地”的提线木偶。那一阶段的她，宁愿面临未知的恐惧，也不愿日复一日踏入平淡无奇的名利河流。无论从音乐艺术的自由追求上，还是在生命的方向上，他给她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那时的我，从身到心，都好像被困在一个茧里。他带我走出这个茧，给了我全新的生命态度。”

龚琳娜在《经典咏流传》节目中伴着编钟演唱《上下求索》。（图/受访者提供）

遇见老锣后，她从体制内歌唱家这条主流道路出走，挣脱母亲和外界的期盼是她踏出的第一步冒险。如同她鲜有的蹦极体验——往下跳的那一瞬间，她在恐慌中体验着失控的快感，挑战无底的未知。“我要自己走新的路，哪怕头破血流，也要试着，撞开那扇属于自己的大门。”

时隔十多年后，在三亚，同样是极限运动体验，她有了截然不同的心境——她、老锣和朋友一起出海，其他人都下海游泳，她心一横，闭上眼也跳进海里。在海天茫茫、望不到岸和人的时刻，她又一次心生恐惧，幸好朋友从船上扔来救生圈。逆流而上的龚琳娜才意识到，以后未必会有救生圈，要靠自己。

他们无数次被贴上了“神仙眷侣”的标签，直到后来，她在西双版纳的植物园里看到一棵巨大的树，它身上缠满了藤，但它的心全部空了。她突然明白，如果藤把树缠得太紧，树会死，藤也会死，真正健康的爱，是两棵平行生长的树，绝不是互相依赖和缠绕。

疫情期间，他们分隔两地。这样的空间距离，恰好将他们渐渐疏远的关系清晰地摊开在她面前。在云南大理，她一个人住在半山腰的房子里，每一个漫长的黑夜都是她的独立演练。她学会面对一个人的孤独和恐惧，读书、练琴、采风。原本老锣替她包揽的事情，比如开车、做饭、浇花、种菜、烧壁炉、买衣服……她都学会了。而且她突然发现，一个人生活挺好的，离了谁她都能活。

龚琳娜在大理拥有了一个人面对生活的勇气。（图/受访者提供）

龚琳娜有一首歌叫作《比翼鸟》，她时常觉得自己跟老锣就像那对比翼鸟，身体连在一起，心也连在一起，翅膀并在一起，但总有一个想往这边、另一个想往那边的时候，以往可能是相互压制和服从，但此刻的龚琳娜觉得，自己更愿意和老锣各自当“自歌自舞”的凤凰。

当老锣逐渐在生活中替代了她妈妈的角色，会像她妈妈一样说龚琳娜“不需要她了”时，她愈发觉得爱情的果实开始变质。在分隔两地时，老锣似乎更早地面对两人分开的事实。龚琳娜在即将出版的自传《做自己不忐忑》中提到了分手的时刻。2020年，龚琳娜收到老锣的分手信，信里说的那句话也证实了两人关系走到了尽头——“我爱你，但我不是你的”。老锣告知她，自己已有了别人陪伴。

那是一段痛苦难熬的时间。龚琳娜几乎走访了身边所有朋友，她忍不住问他们关于婚姻和爱情的看法。她发现，人们其实都相似。有的家庭选择容忍，维持长久的关系，但这时她开始思考世俗婚恋观念：为什么我们总要相信必须长久才是幸福的，为什么一定要白头偕老才是幸福婚姻的模板？

在龚琳娜的人生信条里，忠于自己和理想更重要，“当爱情的果实坏掉的时候，你必须及时清理和做手术，没有办法，要不然只剩下一地鸡毛。”

人的成长，

是不断丰满自己的过程

离开老锣，龚琳娜开始重新审视自己与外界的关系。回看当时摆脱母亲束缚的叛逆之路，她又有了新的体悟。

龚琳娜与母亲的关系，照见了很多母女关系的影子。母亲将人生的期待寄托在她身上，陪着龚琳娜到处演出，包办了她生活上的大小琐事，也会毫不留情地评价她的穿衣打扮和容貌。老锣的出现，令母女两人之间的隔阂更具体地显现。

从小到大，都是母亲陪伴龚琳娜到各地演出。（图/受访者提供）

婚姻结束后，龚琳娜将事实对母亲和盘托出，母亲又说“早就猜到了”之类的扫兴话。她认为母亲不能插手自己的情感，她得自己去面对和处理，哪怕是坏的结果:“即使老锣伤害了我，我也不希望十几年的感情被全盘否定，不希望婚姻的裂痕成为我们母女之间证明对错的依据。”

她发现，与母亲建立了边界，不再有过于纠缠的情感羁绊之后，母亲也有明显的变化。母亲开始将生活重心回归到自己身上，母女关系反而变得更柔软和松弛了。以前她从不向母亲撒娇，可现在她发现，撒娇这招很好使，母亲会立刻卸下防备。

有一回父亲生病住院了，父母却没有告诉她，不想给她添麻烦。龚琳娜知道这事后，对和父母的关系有了新的理解：“那一瞬间我突然觉得，难道要让他们认同我才是父母的支持？然而，父母最大的支持就是希望我好。他们默默地把自己的痛苦藏起来，默默关心我。原来我根本没有看到这个维度，我一直都向他们索取认同——你们怎么不理解我？”

龚琳娜与母亲之间有了更加柔软的、互相尊重的关系。（图/受访者提供）

成为母亲，让龚琳娜懂得了尊重独立的成长个体。儿子很早掌握了独立生活的能力。当两地分隔，龚琳娜对于儿子很自责时，大儿子海酷反而宽慰她：“妈妈，我小时候你都在，现在我都长大了，你好好唱歌，没关系。”

当她后来直面与老锣的婚姻裂痕时，海酷挽着她的手陪她到森林散步，在一旁看着她流泪，海酷选择做她无声的陪伴者。小儿子雅酷则是转移她的注意力，说：“妈妈，我们一起包包子吧”。

龚琳娜与两个儿子的合照。（图/受访者提供）

疫情让许多事陆续停摆。也就是在这时，龚琳娜开始思考不依赖所有的外在关系。她在大理的山腰上面对着最深刻的恐惧——孤独。她逐渐觉得“人是不断丰满自己的过程，他一定得是独立的个体”。

近些年，龚琳娜身边很多长辈相继离世了，她总会点一支蜡烛，给他们上香。她逐渐觉得人终将面对所有情感羁绊的消失。哪怕是和那段时间在院子里陪伴她度过最孤独时光的猫妙妙，她也觉得需要保持适度的距离。

“妙妙小时候特别淘气，不准人碰它，否则就挠你。我不爱撸猫，不想把它当玩具。妙妙一直都很独立，我不在家它就待在大自然里。我们有种默契，各自都做着自己，又懂得对方。距离产生美的关系。”那段时间她的微博内容总是“妙妙又来陪我啦”“蜘蛛也是我的朋友啊”。后来，她真把蜘蛛当朋友了，还跟它说话，因为家里没人可以说话。

有一次，半夜突发地震，她家里的玻璃都被震碎了。邻居都惊慌失措地冲到外面。她发现有的人拖着被子，就像逃难一样，有的人就这样睡在了街边的地板上。她也拿了一张被子，搬到家外面的草地上，躺下来。“当我安静下来，地板的震动就像按摩一样，我的恐惧也渐渐消散了”。

在那时，一个念头一闪而过，她想着要是天塌下来，自己离开也不害怕，唯一遗憾的就是觉得“我还有歌没唱完呢”。

唱歌，是她与生俱来的绽放方式

在武汉琴台音乐厅，我们见到了龚琳娜。她正在为“行走的声音”国风音乐会做准备。一如想象般，她的精神头十足。下午，她领着武汉童声合唱团的小朋友一同彩排，有的小孩比较好动顽皮，开小差说悄悄话，彩排效果不够好，重来了好几遍。龚琳娜忍不住停下来，语重心长地跟他们说：“这就是我们的战场，我们得好好站在那，才能对得起台下的听众。”

龚琳娜在武汉国风音乐会现场与童声合唱团一起合唱。（图/受访者提供）

原以为这是一场正襟危坐的国风音乐会，但第二天的现场情景超乎我们想象。龚琳娜在台上与乐队合作表演，将她近些年来到各地采风学到的民歌带到现场。尤其是上半场“对歌”环节，她唱一句，台下观众就对一句。她还鼓励大家站起来一起唱歌，观众似乎都成为了合唱团的孩子，跟着哼哼哈哈。唱到维吾尔族的民歌，她兴奋地在台上载歌载舞。这与其说是一场音乐会，不如说是一场民歌狂欢live。

龚琳娜身上为什么会有如此巨大的能量？她传授了几个发音的窍门，用“学牛叫”和“学鸡叫”这种有趣的方式示范唱歌的发声技巧。她谈到每个人的身体都是乐器，又一直强调唱歌需要纯粹发声，越恐惧自己会破音，收敛着声音，越容易让声音没有力量。“我发现音乐真的会治愈人，打开人。好的艺术都是打开我们的心扉的，它要直击人心。”

她唱歌的能量也许来源于一以贯之的生命力。“一匹马把它拘在那不让它跑，每天给它吃很多草，也是没有用的。因为能不能吃上饭，无法抵消我对爽的渴望。如果我真的没法靠唱歌养活自己，我就是去卖葱卖蒜，也会唱着吆喝。”

龚琳娜在武汉国风音乐会现场跳起了舞。（图/受访者提供）

龚琳娜身上最显著的标签是“神曲女王”，但早在《忐忑》爆火之前，她就一直在中国新艺术音乐道路上探索。面对哗众取宠的争议，一路关心她的朋友常常会替她打抱不平：“你和老锣做过那么多那么好的古诗词音乐，可是大家一点儿也不了解，他们只知道'神曲'。”

被娱乐化解读了15年后，越来越多听众理解《忐忑》的艺术性，品味到融合中国戏曲不同声腔的实验性。看到这些迟到的认可，龚琳娜觉得已经不再重要了，她反而感激《忐忑》带来的“一地惊雷”，让全民参与“玩”这首歌，才激发了它的创造力和生命力。

“我并不觉得艺术就是高高在上，不用这么严肃，我很喜欢戏谑的幽默。我不该再想，我到底是‘高雅女声’还是‘神曲女王’，如何才能改变别人对我的看法。我要做的，只是专心专意地唱歌。”

龚琳娜如今学会了从忐忑到不忐忑。（图/受访者提供）

当神曲已经更迭到倍速时代，龚琳娜还是一直扎根在汉族音乐上，在文人笔墨当中汲取音乐养分，也常常去各地采风，学民歌和戏曲。她发现，从土地里生长出来的声音，才有鲜活的生命力。在云南怒江的老姆登村，她认识了一对夫妻，他们在自家二楼打了一个小凉台，喊白天采完茶、种完地的村民，晚上到他们这儿吹拉弹唱。因为他们觉得，人口仅有三万的怒族人，如果不唱自己的民歌，可能都要被遗忘了。

即便不出门，在大理的家里待着，她也有意外的发现。到她家装修的工人是当地的白族人，他们会一边做着手头的活儿，一边在微信群里你一句、我一句地对歌。“我原来还以为大家不在山上对歌了，但只要劳动很辛苦，他们也会在微信群里打情骂俏地对歌，真好玩！”

龚琳娜近些年到各地采风。（图/受访者提供）

这几年在大理山上回归自然节律，日出而起、日落而息的生活，时常让她觉得，唱歌就是她与生俱来的绽放方式，一旦内心有纠结不安的情绪，唱歌就是最自然的出路——就像一株月见草，本来就要开放；也如同夜晚开窗，一束月光照在她肚子上，就是“床前明月光”。

当坦然接纳生命的各种盲盒后，她不再执着于探索“自由”之路，而是收获了“自在”的状态：上午去邻居家打太极拳，晚上去菜地里捡菜，给自己做饭，饭后去散步，路过操场，对着月亮跳舞也好，背歌词也好，她把操场当成一个人的舞台，可以没有听众——完美的一天，就这么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