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似乎总有一种现象，那就是中产常常在“破防”。一方面，他们处于社会中间阶层，肩负着家庭和事业的双重压力，经济上的不稳定感如影随形。工作中的竞争激烈，随时可能面临被淘汰的危机，房贷、车贷等经济负担沉重，让他们时常焦虑不安。另一方面，社会的快速变化和阶层流动的相对困难，使他们感到向上的通道似乎变得狭窄，努力后的回报未必能匹配内心的期望。这种种因素交织在一起，导致中产群体更容易陷入“破防”的情绪之中。

“中产破防了。”

反复刷到这句话，山姆上架了好丽友，“中产破防了”；孩子放假去的夏令营太贵，“中产破防了”；看到了讲失业生活的电视剧，“中产破防了”；什么也没干就因为到了 35 岁，“中产破防了”。

为什么中产容易破防？

这是最容易提出的问题，但其实也是个陷阱，因为背后是默认的前提：存在一个叫“中产”的群体，而这个群体的特点，就是“容易破防”。

但有没有可能，问题出在这个前提本身？

人类学家豪道斯·魏斯的书，《我们从未中产过》，观点明确：中产阶级，作为一个稳固的、客观存在的实体，其实并不存在。它是一套被建构出来的意识形态，一个关于社会流动的现代神话。

这个神话很成功。

它用“中间”（Middle）这个词，许诺了一个关于个人奋斗就能向上流动的梦想；同时，它又巧妙地抹去了“阶级”这个词背后的一切对抗性。

它为我们每个人，都量身定做了一个角色：每个人都是自己生活的第一责任人。我们人生的所有成败，都被归因为自己的选择。成功是你投资得当，失败是你咎由自取。

在关于山姆上架好丽友的讨论里，我用了“故事”这个词，因为关于中产的身份认同，并不基于稳固的权力，也不基于真实的生产，而是基于“故事”，一个无数个原子化的个体，在市场中凭借个人努力自由沉浮的故事。

但问题是，系统从来没有真的给这些个体自由，这些个体的自由，依赖的是系统的稳固。

比如房子。稍微有些金融常识的不难知道，我们不拥有房子，我们拥有的是一份长达三十年的债务合同。房子的价值，与我们的居住体验无关，它由利率、货币政策和金融市场的潮汐决定。这是一种被金融化了的财产，它的本质是不稳定。

比如孩子教育。要投资孩子的未来，这句话到处都能看到，背后的逻辑是“人力资本”，而从孩子出生开始，我们就要不断投入，无休无止，期待这“人力资本”能够增值，于是对孩子的爱，也卷入了经济积累的冰冷计算中。

比如职业工作。失业、裁员如今甚至已经不再是新闻，没有劳动者敢说自己的工作是稳定的，几乎每个人都是随时可以替换，替换之后还会说这是“优化”，是“降本增效”，意思是你的存在让系统效率变低。

“中产”这一身份有着根本的悖论。它建立在个人投资的承诺之上，而这些投资（房产、教育、工作）的基础，却被一个更大的、个人无法控制的系统所侵蚀。所有的系统性风险，最终都转嫁给了每一个独自承担的个体。

“破防”，正是这种个体在承担系统性风险时，必然出现的应激反应。

这是个体的焦虑和不幸，那下一个问题是，为什么称之为“中产破防”？或者说，个体的焦虑，如何演变成一场公共的、持续的舆论狂欢？

这背后，是一台高效的叙事机器在运作。它由媒体、算法和每一个参与围观的我们共同构成。

首先，它利用了一个叙事真空。

过去，我们有一个清晰的故事：“天道酬勤”。这个故事承诺，努力就会有回报。但当现实不再支撑这个故事时，它就失效了。我们失去了谈论自身处境的语言，不知道该如何解释自己的努力与回报之间的巨大鸿沟。

“中产破防”的故事，就在此刻应运而生。它简单，充满了戏剧性，能轻易地激发情绪。它填补了这个叙事真空，成为了后“天道酬勤”时代，最主流、最能引发共鸣的新故事。

其次，媒体与算法，扮演了“焦虑商人”的角色。

它们将复杂的社会问题，比如财富分配不均、公共资源紧张、产业结构调整等，打包成一个个简单的、情绪化的“破防”产品。而像小红书这样的平台，则将这个过程推向了极致。

小红书上，大家不再仅仅是讲述故事，而是提供了一份像素级的“身份说明书”。它把一个抽象的身份，拆解成无数个具体的、可以通过消费实现的步骤，然后构建了一个“制造焦虑”与“贩卖解药”的完美商业闭环。

最后，我们每一个观众，都参与了这场“合谋”。

我们为什么会围观这些故事？

对于身处困境的人，这是一种共鸣。看到别人为同样的事情崩溃，能确认自己不是孤身一人在风暴中。这种围观，是一种简便的心理确认。

对于旁观者，这或许是一种印证。它验证了某种刻板印象：“他们果然如此”。在一种被压抑的社会情绪中，看到“体面人”的坠落，带来了一种复杂的感受，有同情，有庆幸，也不可避免有幸灾乐祸。

还有一个现象，越来越多的人，拒绝说自己是“中产”。

这是一种微小的“不合作运动”。

他们也意识到，没有真正的中产，这身份建立在不稳定的资产估值和高额的负债之上，摇摇欲坠，随时可能失衡，想要维持这个位置，人们就得不停加班内卷，自我驱动，自我剥削。

他们也厌烦了周围的意识形态灌输。营销机构和各类 “专家” 还在不断地包装和美化这个身份，制造出一个遥不可及的样板间，这放大了现实与理想的落差。

所以，当人们看清这套话语本身就是一种将人卷入不平等结构的意识形态工具时，选择拒绝，就成了一种理性的、清醒而没有代价的抵抗。

但真的彻底拒绝吗？

我看到一种普遍的矛盾。许多人在口头上、在思想上，已经彻底抛弃了 “中产” 的幻想，他们嘲笑消费主义，批判 “内卷”。但在实际行动中，他们却又常常被迫按照 “中产” 的剧本在生活。

一种很常见的小红书笔记，是低价买到了好看的衣服，这里面的矛盾在于，买衣服的人在试图逃离“消费主义”，但这个人可能没意识到，展示行为本身，也是“消费主义”的一部分，也写在中产剧本里。

类似的事情还有，一个清醒地认识到教育投入产出比极低的父亲，可能依然会咬着牙把孩子送进辅导班，因为他找不到其他更可靠的路径；一个在社交媒体上分享 “断舍离” 心得的年轻人，可能依然会为了一个带有身份符号的商品而支付溢价。

我们不能说这是“虚伪”。鲁迅说：“人生最痛苦的是梦醒了无路可走，做梦的人反而是幸福的。”我们的处境，是另一种“铁屋子困境”。

我们的意识可能觉醒了，但行动的选项却没有增加。我们可能看到了游戏的荒谬，但我们依然身在游戏之中，并且常常不得不遵守它的规则，因为退出游戏的代价，我们可能无法承受。

所以我们最终的问题，不是“中产到底容不容易破防”，“破防”不一定是坏事，能让更多人意识到自己所处之地的荒诞，只是我们意识到这个系统的问题之后，究竟如何继续生活？

这指向了一种更深层次的主体性危机。当我们的思想无法指导我们的行动，当我们的信念无法在现实中找到落脚点时，人就会陷入一种深刻的虚无感。

这或许能解释，为什么 “躺平”“摆烂” 这些词会如此流行。它不是真正的放弃，而是在这种意识与实践的巨大鸿沟面前，一种无力的、消极的抵抗。

这问题很难有个答案，已经是哲学家的命题，不过依然可以聊聊，我们能做什么。

如果我们的恐惧源于一种随时可能“坠落”的叙事，那么出路，就不可能是在这套叙事里找到一个更安全的位置。试图通过更昂贵的消费、更激烈的竞争来加固自己的地位，无法改变脚下土地的性质。

真正的出路，在于主动走出现有的叙事，建立属于我们自己的新支撑体系。

我们需要从一种“纵向”的叙事，转向一种“横向”的叙事。

“纵向”的叙事，是关于攀爬和坠落的。它的世界里只有上和下，成功和失败，人与人之间是竞争关系。人生由市场估值，价值由消费定义。

而“横向”的叙事，是关于联结和创造的。它不再痴迷于阶梯上的位置，而是转向我们身边的人，转向我们自己的内心。它关心的是：我能创造什么？我能与谁产生联结？我的价值，由什么来定义？

这可以落实到几个具体的行动中。

重新定义“资产”。 我们要从依赖外部市场估值的“租用资产”，转向建立真正属于自己的“所有资产”，去掌握真正的技能——不是那些依附于特定公司、随时可能被替代的岗位职责，而是你自己的、可迁移的、能创造价值的手艺。它可以是编程，是写作，是木工，是烹饪。是那些能让你独立于任何一个平台，都能创造价值的能力。

重建“关系”。 我们要从基于功利计算的“人脉”，转向建立真正的关系。这意味着去投入时间和情感，构建基于互助的社群、邻里、朋友关系。一个社区的育儿互助小组，一个线下的读书会，一个周末同行的朋友圈。在这些具体的、充满人情味的联结中，我们能找到原子化的个体所不具备的韧性。

重塑“自我”。 我们要从被消费符号定义的“品味”，转向建立真正的自我。这意味着由内在标准来塑造自我认同。你的价值，由你的学识、你的品格、你的创造力来定义，而不是你开什么车、用什么品牌的手机。

用这些具体的、微小的、真实的行动，我们可以来对抗那个宏大的、虚假的、无处不在的系统。这种抵抗，或许微不足道，但它能让我们在荒谬中，重新找到意义的支点。

毕竟倘若醒来的人足够多，便未必没有打破铁屋子的指望。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洒家君泽，作者：洒家君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