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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今天，中国的高等教育正站在前所未有的十字路口。大学是整体社会的一部分，大学的发展必须直接反映社会的变迁，否则不仅会发生危机，甚至会被淘汰。

当前，中国社会正在经历三大剧变，即少子化社会、量化和人工智能化。

第一，在少子化时代，大学面临人口出生率急剧下降带来的生源减少的现实压力。近年来小学、初中出现“关停潮”，几年之后大学也将面临同样困境，即适龄学生大幅度减少；

第二，在算法时代，大学面临“一切都被量化”的压力，这导致其学术评价过度依赖量化指标，进而导致“内卷”盛行，教师为发论文疲于奔命；

第三，在人工智能时代，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发展乏力，一个极端是流于心灵鸡汤式的空洞说教或刻板僵化的教条，另一个极端则流于毫无意义且可以轻易被人工智能取代的数字游戏，而真正有洞见、有价值的成果凤毛麟角。

在三重冲击下，中国大学该何去何从？追求规模数量的老路已难以为继，唯有转向以质量和创新为核心的新路。高校决策者需要重新审视大学的人才培养目标，打破固有的评价桎梏，以更高远的视野和前瞻思维推进改革。尽管文科不会消亡，但现存文科的大部分很快就会成为历史。

这里，我们将围绕上述挑战展开一些分析，并提出面向未来的中国大学改革思路，希望为教育政策制定者和高校管理者提供一些有益的思考。

少子化社会：从规模扩张走向质量为本

近年的人口出生率断崖式下跌对教育体系影响深远。基础教育阶段已经出现“关停潮”。据统计，仅2024年全国就有约2.11万所幼儿园、7200所小学“消失”^[1][2]。幼儿园和小学招生困难、生源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少子化。

可以预见，再过不到十年，适龄人口下降的影响将开始传导至高等教育阶段，中国大学将面临与中小学类似的适龄学生锐减的境况。数据显示，中国出生人口已从2016年的1883万人锐减至2023年的902万人^[3]，一些专家预测，未来出生人数可能继续下降，并稳定在每年500万左右。

这意味着，无论公立还是民办，高校都将迎来一个生源大幅减少、招生竞争异常激烈的时代。今天，大学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找到足够的优秀学生？但这个问题很快就会演变成：如何找到足够的学生？

生源危机的苗头已在某些高校显现。近两年的高考录取中，不少民办大学出现严重的招生缺额，即使多轮大幅降分补录仍然招不满学生。

有媒体报道，广东一所民办本科2024年的招生计划完成率还不到一半，越来越多的民办高校被迫裁减教职人员^[4]。早在2021年，中国就有9所民办高校因资金或招生问题停办，创下高校关闭数量的新高^[5]。可以想见，当现在的小学和幼儿园的学生进入大学年龄段，很多高校将不得不直面“没人可招”的困境。

中国高校多年来经历了生源充沛、规模扩张的发展模式。然而，上述人口趋势意味着十几年后适龄大学生将大幅减少，高校普遍面临招生难题。如果无动于衷，未来许多高校可能步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高校减招甚至停办的后尘。

可以预见，“以量取胜”的老路已经走不下去了，过去那种“一哄而上”新建学院、扩大校区的做法将难以为继。正如教育部部长怀进鹏在2023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指出的，“要深刻认识人口和社会结构变化对教育布局结构和资源配置调整的紧迫要求”^[6]，提质取代增量是优化高等教育布局的必由之路。今后的高校生存发展，关键要看能否从追求数量转向追求质量。

面对生源缩减，高校首先需要适时调整布局和规模。在“买方市场”中，学生有了更多选择权，那些缺乏办学特色、不能为学生带来显著成长和价值的院校和专业将难以为继。

近年来，我国一些省份已着手调整高校设置，“十四五”规划中原则上不再新增高校，多所原计划筹建的新大学被叫停。这些都释放出一个明确的信号，即高等教育将从外延扩张转向内涵发展，从拼数量转向提质量。

对于办学定位相似、地理相近的院校，政府可以引导其优化整合或差异化发展，避免低水平重复建设。多年的高校大规模扩招带来了毛入学率的快速攀升，到2024年已达60.8%。今天，总量充裕要转向结构优化：鼓励不同高校走特色办学之路，形成研究型、应用型、职业技术型等多元格局，让每一所存续下来的大学都有自身不可替代的价值。

而衡量高校价值的重要标尺之一，正是其毕业生能否顺利就业、融入社会。就业数据已经发出了清晰的警告。近年来，大学毕业生就业形势持续严峻。官方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高校毕业生人数达1148.5万^[7]，创下历史新高，而同期青年调查失业率一度超过20%^[8]。

尽管统计口径在2024年中有所调整，但无论如何，大量高校毕业生找不到合适岗位、就业不匹配的问题依然突出。高校扩招与经济结构转型的叠加影响下，社会出现了“高学历低就业质量”的结构性矛盾。

一方面，许多学生毕业即失业，另一方面企业却抱怨找不到合适人才，这折射出当前高校在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之间的脱节。这一趋势倒逼高校必须重新审视教育质量和人才培养方式，不仅要为学生提供知识和技能，更要关注其可就业性与职业发展能力。

最重要的是，大学办学理念须全面转向“以学生发展为中心”。当大学不再是稀缺资源，时而出现招生名额空置时，学生将用脚投票，选择真正有含金量的教育。高校必须以更高的教学质量、更优的育人效果来证明自身存在的意义。

这包括提供更小班化、更个性化的教学，注重培养学生的实际能力和综合素质，使其毕业时具备竞争力和适应社会的能力，而不仅仅拿到一纸文凭。

在就业压力增大的背景下，公众对学历含金量的期待更高，高校有责任确保“毕业即失业”不成为常态。唯有让学生在大学里真有所获、学有所长，才能彰显高等教育的价值，才能在生源收缩的大潮中站稳脚跟。

算法社会：从量化竞争回归学术初心

当社会进入算法时代，一切都必须量化或者被量化。无论是学生还是教员，一切行为都必须被量化。而量化导致了当下中国高校中普遍存在的“内卷”现象。在很大程度上，这是一个畸形的学术评价体系。

在一个崇尚算法和数据的社会里，评价科研和教学的标准被简化为可量化的指标——论文数量、影响因子、课题经费、专利数等。高校教师为了在这些数字竞赛中胜出，不得不投入大量时间精力去“刷指标”。

为了达到职称晋升或绩效考核要求，不少青年教师每年都要发表多篇论文，哪怕题目雷同、内容拼凑也在所不惜；一些科研人员申报课题更看重是否容易出成果、发论文，而非问题本身的重要性和创新性。这种量化驱动的学术生态使得大家不断加码投入，却收获有限，创新奇缺。这便是典型的内卷：所有人被迫参与重复竞争，投入产出比持续走低。

“算法社会”下的学术评价机制，如同一台精密计算着论文篇数和引用率的机器，却往往忽视了学术研究真正的价值和内涵。当绩效算法只认数字不辨良莠，研究者难免以迎合指标为导向，甚至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扎实深入的研究因周期长、见效慢而不受青睐，而一些短平快、炒冷饭的选题却频繁出成果。

研究生培养也是如此，过度强调论文发表数量的要求，使得很多博士生不敢挑战真正艰深的课题，而倾向于选择短期内容易出文章的方向。当发表几篇论文就可以换取博士资格的时候，博士培养已经严重异化。长此以往，学术创新活力被扼杀，学术共同体变得浮躁功利。

要破除学术内卷，必须对评价体系动大手术。近年来，国家已经开始倡导破除“五唯”顽疾，即唯论文、唯帽子、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一些高校也在率先行动。

以清华大学为例，早在2019年清华就宣布博士生毕业不再强制发表论文，而以学位论文的创新质量作为评价核心，同时探索改革教师晋升评价体系，将定量评价转为定性评价，尤其突出对学科关键问题的创新性贡献。这一改革直指要害：不再用发表篇数来衡量学生和老师的学术水平，而看其代表性成果的原创性和影响力。

清华通过“破唯论文、立创新”，建立起由本校学术共同体主导的评价机制，取消对发表期刊数量的硬性要求^[9]。结果表明，这并未降低学术标准，反而使得师生能够把精力投入到真正有意义的研究课题上，再也没有学生因为论文数量不够而拿不到学位。

未来，中国大学应全面深化科研评价改革，树立“质量优先、贡献导向”的评价导向。具体来说，有几个方面的举措是可以考虑的。

首先，在考核教师时淡化量化指标，不再将论文数、项目经费直接与奖励挂钩，而强调研究工作的实际学术贡献和社会价值。评价一个教授，不问一年发了几篇文章，而看几年内是否产出真正有影响力的成果，或解决业界重大难题。

其次，赋予学术共同体更大自主评价权，减少行政干预和机械量化。在同行评议中注重评价研究的独创性和严谨性，避免简单以期刊等级、影响因子论英雄。

再次，拓宽学术评价维度，鼓励多元化的学术成果形式。例如在人文社科领域，高质量的专著、研究报告、学术译著等应获得和论文同等的评价地位；在理工科，也应重视科研对产业应用的实际贡献。

最后，还需改革高校内部的资源分配机制，破除学术上的“马太效应”。目前名校名师往往占据绝大部分资源，更容易产出量化指标领先的成果，这也导致年轻学者和非顶尖院校陷入更激烈的生存竞争。应通过设立新人新方向支持计划、交叉学科资助等方式，为潜心研究却暂时“出不了量”的学者提供发展的空间和保障。

当然，去“内卷化”不等于降低奋斗精神。恰恰相反，它是为了让真正有价值的奋斗得到回报。当评价不再唯KPI至上，教师才能平衡教学与科研，把更多热情投入课堂和学生培养，而非疲于应付考核指标。同样，学生才能有勇气选择有挑战的研究课题，探索学术的未知领域，而非局限在安全但平庸的题目上凑绩点。

长远来看，只有把学术竞争引向创新驱动、内涵提升的良性轨道，中国大学才能真正担当起知识创造的使命。梅贻琦在1931年就职国立清华大学校长演讲时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今天，几乎每一所大学都是大楼林立，但大师在哪里呢？“楼多人少”依然是普遍现象。

抗战期间梅贻琦（中）与清华核心团队施嘉旸、潘光旦、陈岱孙、吴有训、冯友兰、叶企孙等（左起往右）在一起

人工智能社会：文科危机与人文重塑

当人们还在谈论人工智能对社会的影响的时候，社会实际上已经进入了人工智能时代，即人工智能不仅已经是社会的内在部分，还在快速重塑社会。人工智能不仅在“赋能”科学和社会科学，如AI for Science和AI for Social Science等，也在“去能”人类社会，如“人工智残”等。人文社科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文科消亡论”并非空穴来风。

在人们的印象中，大学既是科学的殿堂，也是人文精神的栖息地。不过，从经验来看，当下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已经陷入了发展的瓶颈，可以被形容为“走不下去”了。“走不下去”的现象到处可见。许多所谓人文学科成果流于泛泛而谈的心得体会、鸡汤式的心灵抚慰，而缺乏严谨的理论深度和现实关怀。

有些人文学者热衷于贴标签、讲玄学，动辄上纲上线到“形而上”的高度，文章却空洞无物，仿佛在兜售某种教条信仰，呈现出“准神学化”“准宗教化”的倾向，很多人文学者俨然变成了“世俗牧师”。

社会科学领域的问题与之类似，只不过表现为另一个极端：过度迷信数量化和模型，追求算法社会的新潮流。一些研究一味地收集数据、跑计量模型，表面上看方法精密，实际上是为了量化而量化，提出的问题不痛不痒，得出的结论缺乏实际意义。真正能透视社会运行机制、对政策实践有建设性指导的成果很是奇缺。这种重形式轻洞见的倾向，使得人文社科研究变得空心化，不仅社会大众对人文学科的价值产生了严重的怀疑，学者们本身也失去了足够的自信。

导致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在工具理性和量化评估占主导的学术环境下，人文社科被迫“理工科化”，以迎合数据和算法驱动的评价体系。当科研考核强调发表SSCI或者CSSCI论文数量、课题经费时，人文社科学者难免跟风热点，快速产出平庸的研究而忽视了学科应有的灵感与批判性思维。

实际上，今天，技术潮流与强大的行政力量相结合已经形成了一种新的“技术政治”体系，它以数据和算法为核心，重塑着文科的研究方式和评价机制。在这样的趋势下，文科逐渐失去了对人类精神世界的深度探寻，变得越来越像是数字和模型的附庸。它原本鲜活的灵魂，正在被一层层冰冷的算法所遮蔽，慢慢褪去应有的温度与光芒。

在这个过程中，人文学科赖以生存的核心价值——直觉、灵感、创造力和个性化表达——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侵蚀^[10]。

另一方面，人文社科也需要反思自身的不足。有的学者固守成规，选题保守陈旧，研究方法一成不变，与飞速发展的社会现实脱节；有的过于追逐西方理论时髦话语，缺乏扎根中国经验的自主理论创新。

久而久之，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出现了供需错配：社会对深刻思想和文化价值的需求并未减少，但高校输出的很多人文成果并未真正满足这种需求。这种“发表产能过剩而有效供给不足”的危机，已经引发了知识界对人文学科出路的普遍担忧。

在这种人文社科陷入危机的表象背后，我们其实更应看到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即当今大学的整体教育模式，或许早已陷入了对未来的不适应。今天，当人工智能以惊人的速度重塑各行各业，我们不得不反思：当前中国大学是否有意识和能力来迎接一个新时代？在新时代，我们的许多专业是否有能力不仅可以谋求生存，还能引领新时代的人才？

经验地看，不只是人文社科，许多看似技术性很强的专业，其训练内容仍停留在标准化流程与可替代性极高的知识层面。如果大学教育依旧墨守成规，不对教学理念和结构进行深度革新，那么培养出来的大批学生，很可能会在AI进一步普及之后，像敲门人那样迅速“失效”，成为被时代淘汰的“废人”。这并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对未来已然展开的提醒。

然而，危机往往孕育着转机。当人工智能以惊人的速度发展，对人类擅长的认知和创作领域发起挑战时，反而逼迫我们重新思考“什么是机器无法替代的？”的问题。

从知识创造的角度来看，AI的大模型可以学习海量已有知识，自动撰写出条理清晰的文章、分析数据得到某些模式。但AI擅长的恰恰是标准化、模式化的知识，而真正突破性的洞见、关乎人类意义和价值的知识，仍属于人类智能的范畴。

人工智能的发展迫使人文学科只能在创新和创造中才能获得新的生命力，否则将被工具理性所吞噬。因此，与其说AI让人文社科“无路可走”，不如说它为人文社科指出了一个新方向：摒弃那些机械重复、缺乏含金量的研究，把重点放在AI无法胜任的领域，在人类精神世界中开掘出新的知识财富。人文社科不会死亡，但现在的人文社科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凤凰涅槃是人文社科的命运所在。

X用户训练ChatGPT像自己一样写作的案例

未来的人文社会科学需要守住内在的价值根基，找回人类独有的视角和关怀。首先，人文学科应重新拥抱其长处——对人类心灵和文化的深刻洞察。文学、哲学、历史、艺术等领域可以更多关注人在AI时代的处境、人类如何赋予生活以意义等根本问题。例如，面对ChatGPT这样的生成式AI能够模仿写作，我们更要探讨创作的本质何在：真正打动人心的文学艺术不只是词句组合，更在于创作者独特的人生体验和情感共鸣，这是AI难以企及的。

社会科学也需要校准方向，去研究那些纯数据分析捕捉不到的社会现象背后的价值和制度因素。在社科领域，大数据能够告诉我们“相关性”，但其背后的逻辑和因果机制仍需有深厚学识和洞察力的人去解释。

对于人文学科而言，AI或许能通过词语的排列组合和频率乃至逻辑结构来解读文本，却难以触及文字背后那种穿越时空的情感共鸣与精神光芒。那些蕴含在字里行间的悲悯、激情、孤独或追求，是人类独有的心灵体验，也是人文精神的真正所在，并非算法所能真正领会与承载。正是在AI展示强大算力的对照下，我们愈发清晰地认识到人类文化中那些不可量化的价值何其珍贵。

其次，人文社科需要大胆跨学科融合与方法创新。一方面，AI和计算工具可以被“为我所用”，发展“数字人文”等新领域，将技术手段用于处理规模宏大的文本、历史数据，从中提炼新的证据；另一方面，更要避免被技术牵着鼻子走，而要由人文关怀来引导技术的使用方向。

例如，“计算社会科学”本身并非洪水猛兽，问题在于我们是否提出了真正重要的社会问题并善用技术来求解。如果只是为炫技而滥用模型，反倒是本末倒置。

人文学者可以与科学家、工程师协作，既发挥数据分析之长，又坚守价值判断之本，如此才能产出兼具科学的严谨性和人文温度的研究成果。这种融合也应反映在人才培养上：未来的大学应打破文理壁垒，鼓励学生形成“人文+科技”“社会+工程”的复合知识结构。一位既懂技术也懂伦理的工程师，或一名精通数据分析方法的社会科学家，将更能胜任AI时代的新职业和新研究。

必须意识到，在人类创造出另一个“人类”，即AI的时候，我们就迫切需要重新定位“人”在知识创造体系中的角色。

在知识创造领域，人工智能不能取代人类。我们需要接受人工智能的赋能功能，但更重要的是要超越人工智能，创造人工智能所不能创造的知识。

简言之，人类与AI终将形成分工：凡是模式化、可计算的知识，让AI去产生和处理；而富有原创性、意义解释、价值判断的知识，需要由人类来创造。

大学教育应帮助学生认清这一点，既教会他们善用AI工具提高效率，更要培养他们独立思考、批判质疑和创造新概念新范式的能力。“人”的价值不在于与机器比算力，而在于比创造力、想象力和洞察力。

在人工智能高度发展的未来社会，人文和社会科学工作者大有可为：他们将为技术注入伦理原则，为社会变迁提供人性视角，使得科技进步真正服务于人类福祉，而非异化为冷冰冰的数字游戏。只要我们有这个自信和清醒，人文社科领域非但不会消亡，反而能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完成自我更新，焕发出新的生机。

重塑中国大学未来的战略思路

少子化社会、算法社会和人工智能社会这三重压力倒逼着中国高校必须进行深层次的改革，破除困局而获得新生。这是一个系统的改革，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综合前面所讨论的问题，我们认为，大学管理者和教育决策者至少可以在以下几个战略方向上着力。

第一，以质量立校，优化高等教育布局。把提高人才培养和科研产出质量作为高校发展的首要目标。在招生规模上理性收缩，宁可数量减少也要保证招收具有培养潜质的优质生源；在专业和学科设置上适应社会需求变化，及时淘汰就业前景不佳、缺乏竞争力的冗余专业，扶持特色优势学科做精做强。

当总体学生数量下降时，可通过提升办学质量来保持高校吸引力，如加强师资培训提高课堂教学水平，更新课程内容紧跟时代前沿等。

同时，应鼓励不同高校寻找各自定位：研究型大学侧重基础研究和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应用技术大学侧重实践能力和产教融合，地方高校服务区域发展，形成错位发展、百花齐放的格局。

政府层面应加大统筹，引导和支持高校间的合作，对办学质量长期低下、生源严重不足的学校及时予以整合或退出机制，以求教育资源配置的整体优化。

第二，改革评价体系，破除学术内卷藩篱。推进评价制度从“量化导向”转向“质量导向”和“价值导向”。坚决落实破“五唯”要求，建立科学的高校教师考核和学生培养评价标准。例如，在职称评审和绩效考核中实行代表作制度，由专家重点评议教师3~5年内最重要的几项成果，而非简单计数所有论文数量。

注重教学、科研、社会服务的综合贡献，引导师生把主要精力投入到“有意义的事”上来，而不是为迎合考核疲于奔命。完善同行评议机制，建立更公开透明的学术评价流程，避免关系人情和数量指标对学术判断的扭曲。同时，探索长周期评价和事后评价，对一些需要长期投入的重大研究给予足够时间检验其价值，不急于一年一考核论英雄。通过这些措施，让高校内部形成勇于创新、踏实钻研的文化氛围，营造健康的学术生态。

第三，培养面向AI时代的创新人才。在课程设置和教学模式上与时俱进，确保学生具备在人工智能时代脱颖而出的能力素养。首先，加强理工科专业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的交叉融通，在更多领域推行“AI+X”人才培养模式，使未来的工程师、医生、法学家都懂得运用AI工具提升工作效率。

其次，更加重视对学生创造力、批判思维和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课堂教学从灌输知识转向启发思考，建议禁止教师使用PPT授课（因为PPT只能帮助那些想把自己还没有消化掌握的东西进行填鸭式灌输的教师），鼓励学生提出质疑，采取小班化研习，推行项目制、研讨式教学，培养学生发现和解决新问题的能力——这些都是AI难以取代的核心素质。

另外，在教学中合理利用AI技术辅助，例如智能导师系统、自适应学习平台等，提高教学的个性化和互动性，但同时引导学生不要过度依赖技术，提高独立思考判断能力。

高校还应开设人工智能伦理、科技与社会等通识课程，让所有专业的学生都能理解AI对经济社会的影响及其潜在风险，树立正确的科技价值观。最终目标是培养出新一代人才：他们既能熟练驾驭AI等先进工具，又具有人文情怀和创新精神，能够在人与机器协作的新时代中引领创新、推动社会进步。

第四，振兴人文社科，服务社会与文明进步。扭转人文社会科学边缘化的趋势，使其重回大学舞台中心。高校应加大对基础人文学科和原创性理论研究的支持力度，为人文社科学者提供宽松的研究环境和充足的资助，鼓励他们潜心钻研重大课题而非急功近利地赶时髦。

建立鼓励思想创新的机制，例如设立人文社科重大原创奖、青年思想家奖，奖励产生真正有影响的新观点、新理论的学者。推动人文社科与国家发展需求相结合，引导更多研究聚焦当代中国面临的现实问题（如老龄化、社会公平、土地财政困局、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等），拿出有深度的分析和解决方案，为政府决策和社会进步提供智力支持。

同时，倡导人文社科走向大众，加强知识传播和社会对话。高校可以组织人文社科教授面向公众开设高质量的讲座、写作通俗读物，通过新媒体传播富有洞见的深刻见解，以提升全社会的人文素养和对复杂问题的理性思考能力。当人文社科能够产生思想的“火花”并被公众所重视，其学科价值得以重新体现，学者也会重拾使命感和荣誉感。

第五，深化大学治理改革，强化学术共同体作用。未来高校要获得长足发展，还需在内部治理上进行变革，使办学活力充分释放。一方面，要去行政化、减少官僚作风，对学术事务的决策更多地交由教授委员会等学术组织。在学科设置、人才引进、项目评估等事项上倾听一线教师和学者的意见，避免单纯以行政命令或功利目标主导学校发展。

另一方面，完善大学内部资源分配和晋升制度，打造公平竞争、开放流动的环境。打破某些固化的头衔和身份壁垒（如过于强调“帽子”头衔的做法），让有真才实学者能够脱颖而出而不被资历所限。对于体制内大学，坚持和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进一步推进董事会制度的改革，引入社会各界参与学校治理，确保决策兼顾学术追求与社会责任。

同时，大学需要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学习借鉴世界一流大学的管理经验，积极参与全球学术网络。这些治理层面的改进，能够为上述各项改革措施提供坚实保障。在良好的治理架构下，教授有更大的自主权潜心治学，行政部门回归服务学术的本位，整个大学将形成上下同心、追求卓越的共同体。

以拥抱变革开创大学新未来

中国大学正面临的人口结构变化、学术内卷和AI挑战，表面看是严峻的危机，深层看也是倒逼我们重整教育观念、提升办学水平的契机。历史经验表明，高等教育的发展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每当社会发生剧烈变革，大学也需要自我革新以适应新需求、引领新方向。

当年大众化扩招满足了人才培植的数量需求，而今天我们要回答的是“提高质量、培养什么样的人才”的问题。在少子化时代，大学存在的意义不在于容纳尽可能多的学生，而在于真正把每一个学生都培养成才；在人工智能时代，高校价值的体现不在于论文数量，而在于能否产生机器不可替代的原创知识与思想。

当我们再次翻开奥地利犹太裔作家斯蒂芬·茨威格创作的《人类群星闪耀时》这本书，会忍不住发问：在今天，我们的“人类群星”又在哪里？人工智能高速运转，生成无数结构清晰、形式完美却缺乏灵魂的内容，它们像城市里密密麻麻的灯光，照亮了地面，却也遮蔽了夜空。光源低矮而强烈，让我们难以仰望星辰，难以捕捉银河深处的微光。

唯有人，才能创造出真正“形而上”的知识：那是阳光穿透乌云的刹那亮光，是雨后天际边泛起的银白色边缘，是漫漫黑夜中，那颗最亮的星。这正是大学应当守护和点燃的——让人类精神重新闪耀的火种。

中国的人口确实在减少，但从绝对数量上说，未来每年仍将有数以百万计的青少年迈入中学与大学的大门。学生也许会变少，但大学的责任却从未变轻。我们的高等学府，应当成为孕育星光的地方——在那里，每一位学生都可以是一颗正在形成的恒星，在知识、思考与精神的引力中完成点燃的过程。大学不该只是知识的容器，更要成为思想升腾的温床、灵魂成长的摇篮。

可以预见，未来的胜出者将是那些主动拥抱变革、锐意创新的大学。它们以更敏锐的视野调整学科布局，以更科学的人才观指导教学与科研，以更坚定的文化自信发展基于中国经验之上的哲学社会科学。这样的大学，不仅能够在国内生源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更有望跻身世界一流，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中国智慧。

面对时代之问，中国大学别无选择，唯有奋发图强、自我超越。让我们跳出内卷的怪圈，把眼光投向未来十年、二十年后的新天地。

那时，每一届的学生总量不再那么庞大，但每一位青少年都有机会受到高品质的教育；人工智能也许无处不在，但中国的学者与青年依然敢于思考机器未能思考之事，持续开拓人类知识的新高地。

只要我们坚定地走以质量提升为核心的改革之路，中国大学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美好。在人口变局与AI时代的大考中完成凤凰涅槃，这将是中国高等教育对自身、对国家乃至对世界交出的一份优秀答卷。

参考文献

[1]《2024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教育部，http://www.moe.gov.cn/jyb_sjzl/sjzl_fztjgb/202506/t20250611_1193760.html，最后访问日期：2025年6月24日。

[2]《2023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教育部，http://www.moe.gov.cn/jyb_sjzl/sjzl_fztjgb/202410/t20241024_1159002.html，最后访问日期：2025年6月24日。

[3]《中国出生人口减半仅花7年，其他国家花了多少年？》，财新，https://caixinboke1.blog.caixin.com/archives/277935，最后访问日期：2025年6月24日。

[4]《民办大学快办不下去了，真的假的？》，界面新闻，https://news.qq.com/rain/a/20241223A02SUV00，最后访问日期：2025年6月24日。

[5]《人口萎缩冲击，民办大学快办不下去了吗？》，三联生活周刊，https://www.lifeweek.com.cn/h5/article/detail.do?artId=239756，最后访问日期：2025年6月24日。

[6]《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2023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召开》，教育部，http://www.moe.gov.cn/jyb_xwfb/gzdt_gzdt/moe_1485/202301/t20230112_1039188.html，最后访问日期：2025年6月24日。

[7]《中华人民共和国202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国家统计局，https://www.stats.gov.cn/sj/zxfb/202402/t20240228_1947915.html，最后访问日期：2025年7月17日。

[8]《国家统计局：16-24岁青年调查失业率21.3%》，澎湃新闻，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3880479，最后访问日期：2025年7月17日。

[9]《“不数论文！”破五唯，清华在行动》，清华大学，https://www.tsinghua.edu.cn/info/2034/70709.htm，最后访问日期：2025年6月24日。

[10]尚杰：《后智能时代的文科复兴》，中国社会科学网，https://www.cssn.cn/zx/zx_rdkx/202503/t20250319_5858743.shtml，最后访问日期：2025年6月24日。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大湾区评论 （ID：GBA_Review），作者：郑永年（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公共政策学院院长，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袁冉东（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副院长），校对： 周宇笛，初审：覃筱靖，终审：冯箫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