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拓，一位在铅字与烽火中书写传奇的人物。他以笔为刃，在那动荡的岁月里，用一篇篇文章在铅字间传递着思想与力量。在烽火连天的战争时期，他的文字如同一盏明灯，照亮人们前行的道路，激励着无数人投身到革命事业中。他以卓越的才华和坚定的信念，在铅字的世界里构筑起一座精神的堡垒，让人们在艰难困苦中坚守希望。他的作品不仅是文字的艺术，更是历史的见证，他用铅字与烽火铸就了一段不可磨灭的传奇，成为了中国文化史上的璀璨星辰。

抗战期间的邓拓 （资料图片）

他是诗人，是学者，更是战士。

从创办《野草》的热血少年，到马兰村窑洞里的总编；从《中国救荒史》的作者，到《毛泽东选集》的编纂者，邓拓始终以笔墨为武器。民族危亡之际，他挺身而出；战火纷飞中，他坚守舆论阵地，铸就了一段铅字与烽火的传奇。

书香门第走出的革命少年

福州乌山北麓天皇岭东北坡下，第一山弄7号，一栋两层木楼静静矗立。

1912年2月26日，邓拓出生于这座依山的小院。幼年的他，黎明即起，洒扫庭院，继而早课晨读。家务之余，大部分时光都用来阅读。在父兄熏陶下，他饱览中国古代典籍，深植对传统文化的热爱。

书香门第严谨的家风，不仅塑造了邓拓知书达礼、勤奋向学的品格，更奠定了他未来人生坚实正直的步履。

五卅运动后，《新青年》《新潮》等进步刊物为邓拓打开了新思想的窗口。

1926年冬，邓拓与同学共创“野草社”，编发《野草》刊物。少年的笔锋虽显稚嫩，却已直指社会问题，展现出超越年龄的批判锋芒。

1929年夏，邓拓考入上海光华大学政治法律系。彼时上海，左翼文化运动风起云涌。1930年，他加入“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同年冬，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不久，因组织纪念广州起义活动被捕。狱中，这名20岁的青年以“头可断，志不可屈”的铮铮铁骨面对威逼。

出狱后，他投身福州“福建人民政府”的抗日反蒋斗争。白天深入工人家中宣传，参与群众集会；夜晚则伏案疾书，以笔名“邓云特”发表《形式逻辑还是唯物辩证法》等文，充分显示出他捍卫马克思主义真理的立场。

“闽变”失败，1934年秋，邓拓转至开封。随着“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席卷全国，1936年，他在开封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投身动员民众救亡图存的事业。

在此期间，他在给同学的信中写道：“目前困难当头，我们应该做一件扛鼎的工作，不是在战场上和敌人进行生死搏斗，就应该在学术上有所贡献，写一、二种大部头的学术著作，发扬祖国的文化。”

言出必行。这一时期，邓拓以历史唯物论为指导，孜孜不倦钻研中国社会经济史，完成了25万字的《中国救荒史》。这部著作以翔实的史料、缜密的分析、科学的历史观和现实主义的批判精神，将中国救荒史研究推向全新高度。

邓拓故居的纪念铜像。（资料图片）

硝烟中的游击办报

七七事变后，邓拓毅然奔赴晋察冀边区，决心在战火硝烟中用笔开辟新的战线。

1938年4月，26岁的邓拓被任命为《抗敌报》（后更名为《晋察冀日报》）主任，后任社长兼总编辑。直至1948年6月终刊，在极端艰苦的战争环境中，他率领一支年轻的红色新闻队伍，坚持游击办报10年之久。

日寇视这张传播边区抗日声音的报纸为眼中钉，不断追踪报社踪迹，妄图剿灭。报社常在转移中办报，往往前脚刚脱险，后脚追兵又至。

即便如此，邓拓立下一条办报宗旨：无论敌后游击战何等艰苦，只要获得连续24小时的工作间隙，就必须保证一期报纸如期出版。

当时，“八头骡子办报”与“三千字内做文章”的佳话在报社广为流传：初创时期，为应对频繁转移，邓拓提出印刷设备轻装化。印刷工人牛步峰将笨重的石印机改造成轻便铅印机，缩小铅字字身，字架改为可拆装式，字盘装入特制箱子。最终，全套印刷设备，仅需八头骡子即可驮运。为克服铅字种类有限的问题，同时减轻辎重、便于行军，邓拓要求全体编辑记者，无论学问多大，文章必须在3000个常用字内完成：“报纸的文章要通俗易懂，让识字的老百姓能看明白，不识字的也能听明白。”

邓拓身兼总编与指挥。在日军“铁壁合围”的险境中，他带领队伍背负印刷机翻越太行山，确保了报纸从未间断。“一手拿笔，一手拿枪”正是这支新闻队伍在峥嵘岁月里的真实写照。

敌机低空盘旋，他镇定自若，突击写稿，抢印新报；大雨滂沱，夜风呼啸于草棚，他仍奋笔疾书社论、编辑新闻，分析战局，鼓舞人民斗志。他的许多社论构思于马背，腹稿即成，抵达驻地便一挥而就。在主办《晋察冀日报》的十年中，邓拓发表了1000余篇社论，几乎每两三天就撰写一篇，《一党专政还是民主宪政》《论民族自尊心和抗战胜利的自信心》《一致行动起来，坚决粉碎敌寇的大“扫荡”》等文章，敏锐捕捉重大理论问题，坚定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发声，展现出邓拓深厚的理论素养与政治敏感。

在残酷斗争中，《晋察冀日报》成为鼓舞动员人民的有力思想武器。聂荣臻赞其为“民族的号筒”，并指出“大批革命的新闻工作者在异常艰苦的环境中进行了大量的工作。晋察冀日报社的邓拓同志，就是其中最杰出的一个”。

从1937年12月11日《抗敌报》创刊，到1940年11月7日更名为《晋察冀日报》，直至1948年6月14日与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合并为华北《人民日报》，在邓拓的带领下，这份报纸顽强战斗了10年6个月，出版2800余期。它是中国共产党在敌后根据地创刊最早、连续出版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报纸，创造了中外新闻史上罕见的奇迹。

青年时期的邓拓。（资料图片）

理论创新的先行者

1944年初，抗战进入新阶段前夕，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后为北方分局）为系统宣传毛泽东思想，加强对整风运动的思想领导，决定出版《毛泽东选集》。

重任落在了邓拓肩上。

邓拓早年便熟读马列著作。抵达晋察冀边区后，斗争实践更让他深感马列主义宣传的迫切。即使在紧张的战斗间隙，他也多次为报社同志讲授马列理论。

1938年，毛泽东《论持久战》发表，邓拓即安排报社以“七七出版社”名义刊印发行。此后，毛泽东的重要新作，均由《晋察冀日报》出版单行本。

1942年，邓拓在《晋察冀日报》发表著名社论《纪念七一，全党学习掌握毛泽东主义》，文中创造性地提出：“中国共产党在二十一年的斗争中已经把马列主义民族化、中国化了。马列主义的中国化就是毛泽东主义。”这是该报首次系统评价和论述毛泽东思想，也是探索毛泽东思想理论体系的最早篇章之一。

受命后，邓拓立即主持编选出版工作。然而，日寇经济军事封锁严酷，物资极度匮乏，连印刷用的白纸都难以购得。为节省宝贵物资，报社自力更生造纸印报，将省下的白纸用于印刷《毛泽东选集》。

尽管困难重重，1944年5月，首版5卷29篇的《毛泽东选集》终告问世。邓拓撰写的《编者的话》中，深刻阐述了毛泽东思想对中国革命进程的指导作用。这部选集的出版，是根据地出版史上的里程碑，翻开了毛泽东著作出版的新篇章，为新中国成立后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提供了最早的蓝本，对系统宣传毛泽东思想，推动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国革命史及党史研究，具有不可磨灭的重大意义和价值。

这份从抗日烽火中锤炼出的坚定信念与赤诚，贯穿了邓拓生命的始终。1949年，他肩负起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总编辑的重任；1961年，他仍以笔名“马南邨”在《北京晚报》“燕山夜话”专栏撰写杂文。

邓拓的一生，始终与党的新闻事业血脉相连。正如他在《谈我们的报纸和报纸工作》中所言：“我们的报纸必须具有明确的党性。它和人民性、民族性是一致的。”这掷地有声的话语，正是他毕生实践最好的注脚。

记者手记

做永不熄灭的传灯者

山河破碎、国家危亡之际，邓拓选择投笔从戎，奔赴最艰苦的晋察冀前线。

一句“报纸一日不停”，是他对舆论阵地寸土不让的誓言，更是将新闻工作视为战斗、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的崇高信念与使命担当。“八头骡子办报”“三千字内做文章”，是他在绝境中的锐意创新，也是他克服困难、坚持斗争的生动写照。

昂头追逐着革命的理想，俯身倾听着人民的声音。穿透烽烟，邓拓诠释了什么是知识分子的风骨，什么是文化战士的担当，他的精神是铅字在战火中淬炼出的真金。也许时间会冲淡记忆，但根植于血脉的精神能够永远岿然屹立。

今天，重读邓拓的故事，我们不仅是在缅怀一位抗战先驱，更是在汲取一份面向未来的力量。传承邓拓精神，就是要将那份为真理、为人民、为民族而战的赤诚融入我们的血脉，化作坚守信念的定力、攻坚克难的智慧、改革创新的锐气，做永不熄灭的传灯者。在历史的每个路口，在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中，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生生不息、辉映未来。

（记者 郑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