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你提供具体的“大事”内容呀，没有具体事件我没法进行准确描述呢。比如是经济方面的重大举措、科技领域的突破、外交方面的重要行动还是其他领域的相关事宜呢？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正和岛 （ID：zhenghedao），作者：马亮、孙允广，编辑：韩筱卉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健全“高效办成一件事”重点事项常态化推进机制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引起社会很大的反响与好评。

“高效办成一件事”政策出台的背景是什么？国办印发该《意见》，其核心目标希望达成什么？又将会给社会带来哪些价值？

带着这些问题，我们与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马亮教授进行一次访谈。

马亮教授认为：“这些改革都是在此前政务服务改革基础上的进一步创新，从而让政务服务更加便民高效，提升老百姓、企业的办事体验，这也是中国政务服务改革最关键的目的。”

可以说，此次“高效办成一件事”，是中国政务改革的进一步升级，展现了改革的决心与魄力，也必将提高人民幸福感和大幅优化营商环境。

以下是访谈内容。

“高效办成一件事”，意义与价值

孙允广（正和岛内容总监）：“高效办成一件事”政策出台的背景是什么？《意见》希望达成哪些目标，将会给社会带来怎样的价值？

马亮：中国政务服务改革最近几年力度大、发展很快，“高效办成一件事”是国务院这两年非常重视的一项改革举措，其核心是为了提高政府的服务效能，优化公民和企业办事的体验。

在“高效办成一件事”中，可以看到，它非常明确地围绕着“事”本身开展改革。

比如，在大众生活领域，从“出生一件事”到“上学一件事”，再到很多人生大事，“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最关键的环节，围绕最重要的事项，通过改革来高效办理。

企业层面也是如此，企业的全生命周期涉及开办、融资、拿地、招工等方面，过去企业在每个环节都要和很多政府部门打交道。现在通过政务服务改革，降低企业办事成本，优化办事体验。

我认为，这些改革都是在此前政务服务改革基础上的进一步创新，从而让政务服务更加便民高效，提升老百姓、企业的办事体验，这也是中国政务服务改革最关键的目的。

这种改革，也是一种内外兼修的。对社会而言，公民和企业对政务服务有更高的要求，从而倒逼政府改革。另外，政府端也深刻意识到改革的重要性，进行主动的顶层设计，通过政府内部的业务流程再造和程序优化来提升服务效能，进一步优化政府与群众、企业之间的关系。

孙允广：之前中央政府、一些地方政府也出台了不少服务模式，比如“一件事一次办”“最多跑一次”“一次不用跑”等，这次国办的“高效办成一件事”与之前有哪些区别？

马亮：国务院办公厅在2022年出台了专门的文件，提出要加快推进“一件事一次办”的工作。2024年初，国务院提出“高效办成一件事”，从2024年初到2025年中，连续发布四次文件，明确相关事项清单。

“一件事一次办”和“高效办成一件事”有联系也有区别，二者都是从“一件事”这个切口来推进政务改革。

“一件事一次办”也是聚焦为个人和企业的政务服务，把过去的“多件事”变成“一件事”，让个人和企业一次就能办。这是二者相同的方面。但是，二者的区别也非常明显。“一件事一次办”，能不能办成？能不能办好？能不能高效办？这其实还没有得到足够的保障。所以，国务院在“一件事一次办”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高效办成一件事”的新要求。不光是“一件事一次办”，而且要一次高效地办好、办成。

如果说“一件事一次办”是指把“多件事”合并成“一件事”，那么“高效办成一件事”则强调，我们怎样把这一件事办好、办成。二者的出发点是一样的，但是提出的要求是不同的。

孙允广：这就是先“从无到有”，再“从有到优”的发展阶段，不同阶段，有不同目标。

马亮：对的。同时，在“一件事一次办”的基础上，“高效办成一件事”也在进一步强化中央的统筹和自上而下的推进。

因为“一件事一次办”对各地的要求还是倡导性的，而“高效办成一件事”是强化其主体责任。如果说之前还在试点和探索，那么现在就是要做好。

这也对地方政府提出了更多要求，体现出中央政府不断深化改革、优化政务服务的决心。有句话说“改革永远在路上”，即使目前在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未来政务服务也还有进一步的优化空间。

中央层面，下定了决心

孙允广：这次改革要求“跨层级、跨地域、跨系统、跨部门、跨业务”，这“五跨”非常立体，但中国广袤的大地上，不同地区发展阶段、人员素质、区域特色甚至设施设备等都不同，该如何理解中央的要求？区域之间的差距，能否通过中央统筹进行弥补？

马亮：这次的“三融五跨”，其实难度非常大。“三融”涉及技术融合、业务融合、数据融合。大家用的技术不一样，开展的业务也不同，如何打通数据的问题，都需要进一步探索。

前面说的“五跨”，要涉及很多部门、上下层级、不同地区，也是非常有难度的。

一方面，不同部门和地区所掌握的资源、基础设施和能力是不同的。另一方面，每个地方找的企业、开发商、供应商的技术标准、接口、要求也不同，所以想要“融”和“跨”很不容易。而且，“融”和“跨”以谁为标准，也是众口难调。这个时候，既要尊重当地的实际情况，也需要考虑进行全国统一。如果不统一，始终面临着怎么融合的问题；如果没有标准，就不能在一个层面上合作。

但正是这样，越需要中央层面统筹推进。否则，地方政府的压力会非常大，很难有效地推进政务服务。

所以，改革并不容易，大量的工作是在我们看不见的后台进行的。但是，这也能看出中央政府深刻改革的决心。

孙允广：据您的观察，目前各省在“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落地上的进度怎么样？

马亮：目前各省都非常重视，进度也比较快。国办发文后，首先要确保各地履行，围绕这些事项出台相应政策、建立相关制度、加强考核评价监督等。

同时，更重要的是从群众、企业的角度去调研，看他们在办理事项中，是否真正提高了满意度和获得感。

当然，也要看到一些挑战和差异。一些省份在政策出台前就已经率先实现了，一些省份相对来说比较滞后。这时候就看要怎样帮助其他省份达到同样的标准，看是否需要对口技术支援等。

对于地方，国家提出的“高效办成一件事”的事项清单是必须做的，另外也要有一些结合本地特色的事项清单。

一个地方如果做得好，可以做得更多；如果做得还有欠缺，就先把国家的事项清单完成。虽然地区之间的差距很难在短时间拉平，但是通过整体统筹设计，不光让好的做得更好，也让之前做得不那么好的地方能够改进，达到全国的总体水平，这样才能更好地提高整体水平。

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孙允广：改革在推进过程中遇到的最大障碍是什么？改革的阻力来源于哪？应该不仅仅是技术层面吧。

马亮：我认为，技术上的问题都能解决。目前来看，政务服务的运行，哪怕体量再大，也都不存在技术上不能突破的问题。比如高铁买票，全国春运几亿人，高铁系统照样也能承载。现在是一个省、一个市的事情，又是分散的，体量再大，也不会有技术的难题。

目前，技术之外的问题更加值得关注。典型的问题就是部门利益之间的冲突，要想“高效办好一件事”，就需要跨部门数据共享。以前数据是不通的，群众企业办事要跑很多部门。现在数据要打通，但是数据是一种资源，是一种权力，共享数据对老百姓是好事，但是部门之间就面临利益冲突。

改革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这个时候就要高位推动，超越现有的利益阻挠，痛定思痛、刮骨疗伤，下定决心去改革，才能达到效果。

所以，改革最大的阻力就在于如何解决利益的再分配问题，而这没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就是靠我们改革的决心和意志。

孙允广：改革到了攻坚期和深水期时，挑战是最大的。

马亮：过去，地方高层认识到这个问题，有担当地去推动地方改革。现在全国推进，也有必要在这方面动真格的，真正更好地摸底政务服务。到底哪些事项谁来做，哪些数据怎么样共享，一定要全国统一来做，形成一个规范。

我们国家是单一制国家，理论上这些事都应该统一，而不是说到了浙江办事就快，到了其他地方效率就不一样了。法律法规是统一的，各地却形成了五花八门的办事模式，这显然是有问题的。所以，我们现在需要去统一。这个方面的改革阻力是很大的，而且越往后改革越会有这样的特点。

孙允广：因为改革是对存量利益的博弈，有没有可能越改越繁琐？

马亮：这其实是改革的“可逆性”和“不可逆性”的问题。政务服务改革的可逆性并不强，由简到繁是很难的，现在办事高效了，大家都欢迎，也会适应。如果再回到低效模式，大家是很难接受的。

而且，改革之后也会用考核评价体系等进行成果固化，而不能让改革倒退。将来的政务服务改革，即使不像现在的强度这么大，也会维持在一定的水平。

但是，也要警惕改完之后换个头面，以别的方式增加负担。比如，换个名目或是隐性审批，这些情况可能会加重企业和个人的负担。这对企业的风险更大，甚至会形成“体外循环”。

一些“反复”的问题，往往出现在供需失衡的领域，比如公共教育、医疗卫生等。好学校的优质名额就那么多，好医院的好医生也是有限的，这就存在怎么分配都有人不满意的情况。在这些领域，一方面要加快改革，另一方面也要提高优质资源的供给能力。

“高效办成一件事”的价值：加法、减法、乘法

孙允广：“高效办成一件事”其实是一件非常具有“正外部性”的措施，您觉得这给社会、企业带来了哪些价值？

马亮：这种影响是减法、加法和乘法同时存在的。

减法体现在减负、减成本，无论是企业的交易成本还是群众和政府办事的行政负担，都在显著减少。原来要跑很多部门、交很多材料，甚至花很多钱、等很长时间，现在都减少了，减法的方面是最明显的。

“加法”是其对社会带来的价值增益。当一个地方的企业办事审批更顺利，自然就减少了精力消耗，营商环境自然就好了，企业就可以更好地研发产品、开拓市场等。营商环境就是水土环境，水土好了，企业生态自然就长大、长高。

“乘法”是指改革带来的乘数效应。改革不仅仅是单一一件事的影响，会有“叠加效应”。比如，各地都是通过优化服务来招商引资、吸引人才。如果都优化服务，那么我国整体的服务水平就会提升，乘数效应也会很强。

政务服务看似都是很小的方面，办事等一会儿、多交个材料、多跑个部门，等等。但是，如果放到一个十四亿人口、上百万亿GDP的大国中，它的影响非常巨大。而且在政务服务改革上花费的每一分钱，带来的回报都是巨大的，是值得投资的。

国际上有类似的吗？中国的独特性在哪里？

孙允广：国际上是否有类似“高效办成一件事”的政务服务模式？亚洲的新加坡、韩国都在推进数字政府，中国改革的独特性是什么？

马亮：各国的做法不一样，也和这个国家的政治体制、经济模式有很大关系。比如，大政府和小政府的模式，就是有区别的。

全球各国政府几乎都在进行数字化改革，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我们的改革和一些发达国家的起步时间不一样、改革基础不一样，过程中采取的策略也不同。但是，殊途同归，都是希望通过数字化改革，提升政府对企业、个人的服务质量。

新加坡和韩国的数字政府做得都比较好，我都去调研过。在这两个国家，进行数字政府建设，要比中国政务服务改革更容易一些。

新加坡是城市国家，现在人口也就600万左右，韩国大概有5000万人口。与中国相比，国家的体量和规模差距很大，政务服务改革面临的挑战也不是一个量级的。

另外，经济基础也不同。新加坡和韩国都属于中高收入国家，有较大财力支持这方面的投入，发展得也比较早。我国各地区之间差异比较大，有的地区没有足够的财力投入，这也是一个主要影响因素。

值得借鉴的是，无论韩国还是新加坡，都非常强调顶层设计、自上而下的统筹。新加坡是一级政府，没有地方政府，韩国首尔的人口占到了全国的20%左右。这样的格局，有利于统一推进，形成一套标准。

我国有五级政府，之前很多地方有自己的标准，现在要统一，难度比较大。当下，亟须强化自上而下的统筹，推动政务服务的标准化、规范化，把基本的公共服务拉平。

各地不能再说各干各的，各说各的苦和难，但不执行中央的政策。比如，我国只有一部婚姻登记法，但是为什么今年才实现全国通办？之前是各省通办，跨省通办很难，原因就是各地的基础差别非常大，数据没有办法同步。之前就有人在一个地方结婚了，换个地方还是未婚状态，数据没有及时更新，或很久不更新。

孙允广：这就形成数据孤岛了。

马亮：是的，所以要自上而下形成一套技术标准，才能做到数据协同。

过去，一些垂直管理部门做得比较好，比如税务部门，国税、地税合并之后，通过金税工程，全国税务系统联网。公安虽是属地管理，但也有非常强的垂直管理体系。

现在，要打通横向的数据共享，难度很大，但是带来的意义和价值非常重要。

孙允广：所以，现阶段的整体统筹就非常重要。

马亮：衡量政务服务的一个基本共识，就是企业和老百姓觉得政务服务是不是高效，是否还有优化的空间。

国办的“高效办成一件事”，一方面是中央自上而下对地方的明确要求，另外一方面也充分尊重地方的首创精神。我们试图把顶层设计和地方创新结合起来，这其实是一种辩证法，强调政务服务就要处理中央统一要求和地方自主创新之间的关系，没有非此即彼，而是如何实现两者的有机结合。

前期，因为各地基础、环境、资源和能力均不相同，政务服务改革比较强调尊重地方的自主创新。现在，在基层和地方创新的基础之上，我们越来越强调顶层设计和更高层面的统筹和协调。

否则，可能会形成“马太效应”，一些地方越做越好，一些地方探索不出自己的方法，觉得没希望。

所以，国办的“高效办成一件事”非常及时，改革是有阶段性侧重点的，现在的侧重点是强调顶层设计和统筹协调。

全国“一盘棋”，打造平台型政府

孙允广：您说得很对，我们是一个非常务实的国家，也是有自己的阶段性策略的。

马亮：我认为平台经济模式对于打造平台型政府是有借鉴意义的。比如京东、美团等，通过平台的赋能，让全国的感受是一样的。

现在的政务服务平台，还是一个入口，进去之后看到不同地方的政务服务，还没有完全变成平台经济那样，进去之后不用再选择，直接办事。

如何借鉴平台经济的做法，打造一套真正的全国政务服务系统，不用问是哪里人，没有区别对待，这应该是政务服务应该坚持的原则。当然，这有困难也有挑战，但是我们现在有能力破解，不能再交给下一代去解决这个问题。

孙允广：因为地方政府之间的GDP竞争，是不是有一些改革相对容易一些，比如能够给当地经济带来正向作用的，也有一些政务服务，比如企业搬迁等，因为给当地经济带来负向作用，可能就难度大一些。

马亮：这种情况更应该秉持的立场是——保持在基本公共服务方面的统一。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立，就是希望打破地方保护主义，打破市场割裂。这其中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市场进入、退出应该是统一标准的。

这也是为什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不允许地方政府搞不公平竞争，不能通过补贴、免费给地等方式招商引资，而要通过营商环境招商引资的原因。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会面临新的地区洗牌、行业洗牌，这是不可避免的。一些政务服务好的地方，企业和人才就会被吸引过去，其他一些地方的压力就比较大。但即使这样，也不能人为地阻碍流通，因为市场效率是生产要素自由流动，人为抱住大腿不让人走的方式，只会进一步引起地区之间的不公平。

中央的决心很明确，各地一定是良性竞争，所以要倒逼改革，更多地考虑如何优化环境，如何改善政务服务，这就进入了一个正向的良性循环。

孙允广：对企业而言，政务服务作为市场经济的一部分，也是衡量自身发展的一个关键要素。打破地方保护主义对国家长远发展是有好处的，短期肯定会阵痛，但从长远而言，市场经济是必然的，这也能倒逼地方政府深化改革，促进政务更加高效、透明，优化营商环境。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正和岛 （ID：zhenghedao），作者：马亮（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孙允广，编辑：韩筱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