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解读娃哈哈遗产之战：信托或有瑕疵，但仍可认定有效
在娃哈哈的遗产之战中，律师作出了重要解读。指出信托方面或许存在一些瑕疵，但经过综合考量与法律分析，仍可认定其为有效。这一结论引发了广泛关注。信托作为一种财产管理方式，在复杂的遗产纠纷中起着关键作用。尽管存在瑕疵，但法律体系中的相关规定和原则使得其效力得以维持。这不仅体现了法律的严谨性，也展示了在面对复杂经济和家族事务时，法律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平衡各方利益，为遗产的合理分配提供依据，对类似的遗产纠纷处理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7月13日，一直被视为宗庆后“独女”的宗馥莉，被三名自称“同父异母的弟妹”在香港法庭起诉。此后几日，宗馥莉和遗产争夺等字眼依旧是全民讨论的热点话题。
一、四大核心焦点
这场争产案的法律层面极其复杂，横跨香港信托法与内地继承法，核心焦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四点：
信托是否有效设立：原告提供汇丰信托文件、录音、助手证词等材料，试图证明信托真实存在，已注资18亿美元，尚未兑现的3亿美元也应由宗馥莉继续注入。
遗嘱效力存疑：宗馥莉提供的2020年遗嘱未经过公证，见证人系公司高管而非家族成员，法庭需评估其法律有效性及签署背景。
香港信托法对本案的影响：香港信托法属于英美法系，原告若能证明宗庆后通过资金注入，如娃哈哈分红转入汇丰账户，完成信托设立，即使缺乏书面文件，香港法院仍可能认定信托有效。
非婚生子女继承权：根据中国《民法典》，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继承权，关键在于宗庆后是否在其名下资产中明确表达了对他们的财产安排意愿。
二、信托基金与遗嘱的有效性争议
原告方声称，宗庆后曾指示下属通过香港汇丰银行设立信托，汇丰账户2024年初余额约18亿美元，文件显示，截至去年5月，已有110万美元被转出该账户。原告方要求冻结该汇丰账户，宗馥莉执行父亲遗嘱，支付数百万美元资产利息，并赔偿资金转移造成的损失。
一般来讲，信托基金在存续期内，资金的提取受到很多限制，通常是封闭式的，不能随意取出。
从上述110万美元被转出该账户的结果来看，可以推测，本案件的信托设立或许存在瑕疵。
该案件涉及到的信托协议属于离岸信托，又称海外信托。一般是指日常管理在境外进行，且全部或大部分受托人不在本国居住或不在本国习惯性居住的本国居民委托人设立的信托。
“新浪蜂鸟”采访到北京康达律师事务所的韩骁律师，韩律师认为：“本案中离岸信托有效性存在重大争议，其中信托有效性争议核心在于设立形式与财产独立性上。”
韩律师指出，依据《信托法》第七条规定：设立信托，必须有确定的信托财产，并且该信托财产必须是委托人合法所有的财产。本法所称财产包括合法的财产权利。
第八条规定：设立信托，应当采取书面形式。书面形式包括信托合同、遗嘱或者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书面文件等。采取信托合同形式设立信托的，信托合同签订时，信托成立。采取其他书面形式设立信托的，受托人承诺信托时，信托成立。
回归到本案中，韩骁律师认为，“首先，原告主张的2003年信托缺乏宗庆后签署的书面文件，且资金部分来源于未来分红，非即时财产转移，可能被认定为未有效设立。其次，原告需证明宗庆后通过口头指示或事后行为完成信托设立，如资金注入、指定受益人，但缺乏书面文件可能违反《信托法》第8条的形式要求。最后，信托资金若来源于娃哈哈未来股权分红，非宗庆后个人财产，可能被认定为公司资产，无法独立于遗产。”
同时，站在遗嘱继承的角度来看，也有失偏颇。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四十条规定，与继承人、受遗赠人有利害关系的人不能作为遗嘱见证人 。本案中宗庆后遗嘱的两名见证人系公司高管，不属于与继承人、受遗赠人存在利害关系的主体，具有见证人资格，见证应属有效。
综上所述，宗庆后曾指示下属通过香港汇丰银行设立的信托基金，实则存在瑕疵，在有效性上存在漏洞。遗嘱方面也同样存在见证公信力的问题，因此才会导致原被告双方僵持不下。
三、为什么在香港、杭州两地法院起诉
韩骁律师指出：“分香港和杭州两法院分别起诉的原因，主要系资产管辖权的地域分割。”
首先，本案争议的18亿美元信托资产存放于香港汇丰银行账户，根据国际私法原则，信托资产所在地法院对信托有效性、资产冻结等事项具有管辖权，香港法院对此具有天然管辖权。
其次，娃哈哈集团注册地在杭州，宗庆后去世时住所地也在杭州，且其持有的29.4%股权属于境内核心资产。根据《民事诉讼法》第34条，遗产继承纠纷由被继承人死亡时住所地或主要遗产所在地法院专属管辖，杭州法院因此对股权继承争议具有管辖权。
也就是说香港法院主要解决的是信托基金分配相关的问题，而杭州法院解决的是股权分配的问题。
而香港的法律体系属于英美法系（普通法系），以判例法为主要法律渊源，同时辅以成文法和习惯法。香港的法院在审理案件时，通常会遵循先例原则，即先前的判决对后续类似案件的审理具有约束力。
这与内地的法系有所不同，内地的法律体系属于大陆法系（成文法系），以成文法为主要法律渊源。
主要由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多个层次构成，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法律体系框架。
而在香港打官司，在香港适用的普通法体系下，香港法院需审查信托是否符合普通法的“确定性三原则”，即意图、标的、受益人，以及是否存在书面文件或口头指示的追认。原告若能证明宗庆后通过资金注入，如娃哈哈分红转入汇丰账户，完成信托设立，即使缺乏书面文件，香港法院仍可能认定信托有效。
四、是否通过DNA检测确认亲子关系
韩律师指出：“《民法典》第一千零七十一条规定：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加以危害和歧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三十九条规定：“父或者母以及成年子女起诉请求确认亲子关系，并提供必要证据予以证明，另一方没有相反证据又拒绝做亲子鉴定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确认亲子关系一方的主张成立。”
根据上述法律规定，非婚生子女主张继承权需以血缘关系为前提。原告已申请鉴定并提交出生证明，若宗馥莉拒绝配合，法院可能推定亲子关系成立。
宗馥莉与非婚生子争夺财产继承一案，就法律的层面上而言，是跨境资产分割与法律适用博弈的典型案例。
五、娃哈哈后续何去何从
就案件结果来看，因为目前两方披露的信息较为简略，难以对结果做出判断，但北京康达律师事务所的韩骁律师对结果做了简单的推测：
“若原告能在任一司法管辖区取得关键证据，如DNA鉴定通过、信托文件真实性被认可等，均能极大提高胜诉概率。本案未来走向取决于多重关键变量，核心矛盾聚焦于血缘关系确认、信托有效性认定与两地法律冲突协调。”
目前，宗继昌等三位非婚生子女已经申请调取宗庆后医院血液样本进行DNA鉴定，如果鉴定结果支持亲子关系，那他们将依法享有与宗馥莉同等的继承权，各自继承娃哈哈29.4%股权的1/4份额。
如果宗馥莉拒绝配合鉴定，杭州法院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39条，推定亲子关系成立。
如果DNA鉴定成立，宗馥莉还需面对香港诉讼的连锁反应。尽管2003年的信托缺乏书面文件，但香港法院可能依据普通法“实质重于形式”原则，结合资金流向认定信托有效。
那么，四位子女可分别得到1/4的信托资产。
若三名非婚生子女胜诉，娃哈哈股权结构将从“国资—职工—宗馥莉”三方共治，变为“国资—职工—多子女”复杂局面，可能引发公司控制权争夺。
原本由宗馥莉主导的决策流程，将增加宗继昌等人的意见，延长了决策链条。并且，因为多方利益博弈，将导致娃哈哈战略摇摆，难以维持长期一致的投资方向。如果协调不同股东间的利益分歧，将倾斜更多时间和资源，大大增加内部协调成本。
虽然离判决结果公布的时间还早，但非婚生子出现的消息打破了原有的宗馥莉独生女格局、也一定程度破坏了宗庆后之前留给大众的印象，更重要的是子女对股权的争夺很有可能影响娃哈哈之后的发展战略。
当前，官司对娃哈哈的影响已经出现雏形。全国工商联调研显示，2025年7月以来已有3家省级代理商暂停进货，担心“股权变动影响供货稳定性”。农夫山泉等竞争对手正趁机扩大市场份额。
在各种各样充满新意的饮料品牌层出不穷时，这么多年几乎一成不变的娃哈哈能守住自己的品牌，与它身上所代表的家国情怀息息相关。
农夫山泉董事长钟晱晱被曝出美国国籍时，舆论哗然，纷纷转而支持娃哈哈。而娃哈哈遗产大战一出，不少网友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评论：“以后不能称呼‘宗老’了，而要称呼‘老宗’。”
娃哈哈股权花落谁家，对国民来说只是吃瓜，并不重要。就饮料品牌而言，国民站在冷饮柜前，能挑选的范围广而又广。
对娃哈哈而言，更为严峻的是，如何树立自己的品牌意识。毕竟只靠情怀，已经走不通了。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新浪蜂鸟，作者：寒天、夏树，编辑：李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