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 200 字描述“艺培之‘疾’”：

艺培领域似乎染上了一种“疾”。过度的商业化气息弥漫其中，原本纯粹的艺术教育被功利所侵蚀。机构为追求短期利益，纷纷开设大量应试课程，忽视了孩子对艺术的热爱与感悟。老师们也被业绩压力裹挟，难以静下心来因材施教。孩子们在这样的环境中，渐渐失去了对艺术的灵性与创造力，如同被流水线生产的产品。这种“疾”让艺培失去了本真，成为了一种只为升学和名利的工具，而不是真正培养艺术素养的摇篮，值得我们深刻反思与警醒。

很长一段时间里，教育的语义不断扩张：它不仅指向分数与能力，还承载人格养成、审美培育与创造力的理想寄托。

艺术教育一度是“素质教育”的象征，也曾承载着家庭在阶层跃升之外的另一重想象，一种更完整、不被过度功利化的成长路径。然而，这种多元教育观正在悄然收缩：当不确定性成为主旋律，家庭、学校、资本与政策系统开始默契地收回那些“当下看不出用途”的教育投入。艺术教育，往往是最先被收回的那一项。

在今天的教育语境中，艺培正逐渐成为“最不急用”的部分。一些家长暂停兴趣班，机构压缩招生，教室空了一半，但话语仍在重复：“孩子要全面发展”“不能只会考试”。变化不在于这些说法是否正确，而在于它们是否还值得坚持。在“分数、路径、兑现”的优先级排序中，艺术越来越难自证其“价值”。

当教育重新退回“路径分配”“技能兑现”的基本功能，艺术教育便必须面对一个根本问题：它能否“证明自己有用”？如果不能，它只能学会适应一种新的生存逻辑。“备案”“白名单”“差异化生存”成为行业热词，小红书上“艺培转型”“艺培转让”浏览量突破250万，“艺培等于易赔”成为从业者间的自嘲。而这一切，在2025年暑期的市场体感中，愈发清晰。

过去10年里，中国教育的理想性、耐心与审美，正在被一点点重写，艺培，是那个最早显现反应的温度计。在这场变化里，有人尚未察觉，有人正在承受，还有人提前预判，但几乎所有人，都已经进入了一个不同于过去的节奏。

2015：行业之名

2015年，中国教育产业迎来十年来最剧烈的一轮融资热潮。对艺术培训而言，这并非真正的起点，却是“赛道拉平、资本集聚、政策共识”三重力量首次协同发声，将其讲述为“一个行业”的起始时刻。

一方面，政策开始有意识地介入并塑形。5月，教育部出台《中小学生艺术素质测评办法》《中小学校艺术教育发展年度报告办法》等三项文件，并设立全国102个艺术素质测评试验区，明确将艺术素养纳入学生综合素质档案。这是艺培首次以结构化姿态被纳入国家教育治理体系，不再只是“兴趣培养”或“才艺加分”的边缘补充。

另一方面，资本释放出前所未有的热情。美术宝宣布获得蓝驰创投与顺为资本联合注资的3000万元A轮融资；钢琴陪练平台“弹吧”完成数百万美元A轮；星空琴行获得2000万美元C轮，布局线上预约与上门教学结合的学习体系；The ONE智能钢琴由朗朗代言并投资，提出“硬件+软件”的多生教学模式。

“线上化”“智能化”“陪练赛道”“艺考红利”成为当年的关键词。一批平台型选手开始讲述艺培的新故事：从个体教学到技术平台，从街角门店到资本估值，从经验导向到标准化复制。艺术教育首次具备了被规模化、结构化、系统管理的可能。

也是在这一年，艺考培训迎来显著扩张。全国艺考生人数首次突破100万，人均培训费用达3.5万元。整体市场规模估算为550亿元。以艺考为锚点，美术、音乐、表演等子类目成为“从兴趣到升学”的过渡通道，艺术教育由此进入了可投资、可治理的样本名单。

从此，艺术培训第一次被完整讲述为一个行业：它拥有了专属关键词汇、资本叙事与政策坐标，被纳入“市场规模”“赛道估值”“政策红利”的时代语法，进入一种合法化的语言秩序。恰恰是这套看似理性清晰的定义，掩盖了其作为“被容纳者”的制度脆弱。

这正是许多后续问题的源头。当一个教育行为必须以“行业”的方式讲述，它所依托的，不再只是教学逻辑，而是被制度与资本共同编排的生长逻辑。那一年的教育语境与消费焦虑，某种意义上，成为后来所有变局的入口。

2016～2018：制度与资本的编排

2016年初，艺培行业迎来第一家挂牌新三板的企业——湖南微力量。这家主打艺考培训的公司在一年内与上百所高中开展合作，建立80多个教学基地，迅速完成从地方画室到资本叙事中“行业代表”的跃迁。敦善文化、环球艺盟等机构紧随其后，“挂牌”“整合”“估值”成为艺术教育领域的通用语汇。

如果说2015年是行业被命名的元年，那么2016至2018年，这种命名进入了工业化阶段。仅2016年一年，全国艺培领域就出现24起千万级以上融资事件。美术宝获得1.18亿元B轮与B+轮融资，估值突破5亿元；夏加儿美术、蓝铅笔、艺伙等品牌陆续获得资本支持，加速直营校区扩张。线下连锁、线上SaaS平台、艺考集训、亲子启蒙等各细分领域轮番登场，几乎每个子类目都曾跑出被资本寄予厚望的“明星项目”。

在这场热潮之下，制度的手也悄然介入。2016年11月，《民办教育促进法》修订案获得通过，首次明确艺术类培训机构的营利权，为其打开了合规发展的窗口，同时也埋下了后续监管框架的制度种子。

2017年，全国新出生人口达1760万，人口结构尚处红利期。君岭艺术、荷马教育、视感科技、上海橙趣、小音咖、番茄田艺术、画吧、画啦啦、音乐笔记、艺朝艺夕等机构先后完成千万级融资，行业内开始期待“艺培界的VIPKID”出现。艺考热继续升温，部分省市试点将中考音乐、美术纳入计分科目，艺培愈发被视作“升学捷径”的关键一环。

与此同时，教育部持续出台支持美育的文件，提出“每生掌握一至两项艺术技能”的政策目标；“课后三点半”政策推行，为校外培训机构提供了进入校内的机会。艺术教育首次被系统纳入基础教育体系，从“补充性教育”转向“体系内任务”。

2018年，成为这一阶段的转折点。教育部等多部门密集发布《关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意见》等文件，标志着“校外培训整顿”进入正式轨道。资本也开始调整布局，更多投资人转向B端赛道，押注SaaS系统、智能陪练、跨境艺考等技术中介项目。年底，教育部提出将美术、音乐、舞蹈、表演、书法等专业逐步纳入省级统考，导致以“校考冲刺”为主打的培训机构遭遇业务萎缩。

这一时期，艺术培训完成了从“个体实践＋家庭共识”到“制度项目＋市场逻辑”的转化。它被编入了治理体系，纳入了资本周期，成为一种可以被管理、被评估、被标准化的教育商品。

只是很少有人追问：这种稳固，究竟来自自下而上的自然生长，还是一场自上而下的叙事编排？当艺术成为“路径”而非“内容”，它也失去了被认真对待的资格。

2019～2021：幸存者的游戏

2019年7月，一份重磅文件《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点燃了艺培行业的想象力。文件提出“五育并举”，推动素质教育全面发展，明确支持“音乐、美术、书法等课程，结合地方文化设立艺术特色课程”。彼时，刚刚经历高压的学科类培训企业，纷纷将目光转向灰色地带的“非学科类”赛道。

一时间，“素质教育是未来”成为行业共识，艺术培训宛若被选中的幸运者。

2020年，这种乐观进一步升温。疫情冲击下，大量线下机构关停，而头部在线艺培平台迎来一波反周期增长。VIP陪练、画啦啦、Finger、快陪练等接连获得融资，“音乐赛道”与“少儿美术”一度被视作教育投资中最后的“避风港”。

同年，全国艺考人数首次突破117万，占高考总人数的11%。与此同时，“考编热”推动大量艺术类毕业生转向公职与教师编制赛道，进一步带动艺考培训与职业培训的双线扩容。艺培行业开始围绕“升学—考级—考证—就业”构建起完整的价值闭环，产品体系愈发精细。

这场行业的“第二春”维持了不到两年。转折点出现在2021年7月。“双减”政策出台，学科类培训遭遇系统性清退，平均每天注销企业超过400家。与之相对，“非学科类”被明确为“暂不纳入学科类培训机构管理”，在政策空窗与监管模糊之间，资本与从业者迅速调转方向，将美术、音乐、舞蹈、口才等重新包装为“素质教育”的替代路径。

2021年，美术宝、艺朝艺夕、趣口才、海豚音乐等品牌持续获得融资，好未来、网易有道等教育巨头开始布局音乐、演讲等垂类赛道。

这几年的行业气氛，在某种意义上是从“学科归零”后的警惕，到“素质红利”下的短暂亢奋，最终落入一种制度性的茫然：艺培既无法回到“灰度经营”的旧日模式，也尚未获得真正的制度正名。

它被误读，也被裹挟。那些从“旧赛道”中抽身的机构与个体，很快意识到，这不是一条逃脱路径，而是通往下一轮治理的前奏。

2022–2023：缓冷之下

2022年2月，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印发《关于做好文化艺术类校外培训管理相关工作》，首次以“文化艺术类”为对象，设定了培训行为的基本监管边界。

随后十个月，全国28个省区市陆续出台地方性“设置标准”，涵盖注册资本、场地设施、师资条件、课程内容与招生宣传，监管门槛被逐一列明，艺培行业进入制度化治理的实操阶段。

年底，教育部等十三部门联合发布《关于规范面向中小学生的非学科类校外培训的意见》，强调“强化学校教育主阵地作用”“校外培训不进校园、不进教材、不进课堂”，宣示“非学科类”培训治理将转入常态化与深水区。

监管不再是一刀切式的封堵，而是以“制度编织”为手段的绵密介入。艺培行业从此前的灰色增长，步入制度光谱之内。

真正的寒潮，来自细水长流般的不确定性。与此同时，供需两端同步降温。

在需求端，经济下行与消费信心不足成为主要变量。试听课仍旧丝滑，但成交率显著下降。“等等看”“等个优惠”的犹豫情绪成为主流。价格成为敏感词，原本定位中高端的艺培课程逐步“向下”探底。反倒是主打“性价比”的社区工作室与个体教师，在口碑、黏性、成本控制等维度上获得了结构性优势。

在供给端，行业结构也悄然重排。大型连锁品牌收缩战线，直营转合伙；中型机构大面积退场，人员解散、租约终止、品牌停更。留下的，是那些在社区楼道、城中村一角盘踞多年的“个体户”，租金可控、人脉稳固，甚至因为体量小、不被察觉而在制度缝隙中幸存。

某种意义上，艺培行业先于“去市场化”实现了“去机构化”。以标准化、规模复制、品牌溢价为特征的一整套逻辑，正在被悄然瓦解。根据IT桔子数据，2022年全年教育行业仅发生64起融资事件，融资金额约30亿元，为近五年最低。进入2023年，素质教育融资锐减至个位数，艺培更是鲜有身影，仅Solo音乐等个别线上平台获得引人注目的注资，几无新进资本进场。

这是一次由制度调控与市场挤压共同作用的常态化退潮：无声、缓慢，却几乎不可逆。一些家长甚至未曾察觉：孩子原本就读的画室，在这个夏天悄然关门，公众号不再更新，课程再无下一期。

那些留下来的“幸存者”，往往也在一个低配系统中勉力维持。没有人是真正的例外，只是病灶不同，周期各异。

2024～2025：白名单时代

2024年，艺培行业悄然进入“白名单治理”阶段。《校外培训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首次明确，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须在“全国综合监管平台”完成全流程备案，接受“黑白名单”制度管理。2025年1月，《监管与服务综合平台应用管理办法》正式发布，标志着艺培治理进入数据化、常态化的轨道。

暑期尚未到来，多个省份已相继试行白名单制度：河南、广东、江苏、浙江、山东……名单之外，意味着退出。不少曾在资本市场风光一时的明星项目，悄然缺席在册，消失得无声无息。

白名单代表的是一整套新的生存逻辑：注册资本、办学场地、教师资质、课程备案、收费管理、安全预案，每一项都可成为淘汰标准。那种依靠情怀、口碑与朋友圈流量维系的“散点式生存模式”，在此体系下被系统性清理。

同年初，《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发布，提出推进“学校美育浸润行动”。这意味着一方面，学校内部的美育能力正被系统性加强；另一方面，艺培机构所处的外部市场空间，正在被制度化地重新划分。

《琴行经营报》指出，行业结构已呈“哑铃型”：高端市场被艺术学院附属及知名品牌垄断，资源密集、消费稳定；低端市场则由个体教师主导，灵活接地气、抗压性强。真正被挤压的是中端，原本主力消费人群、年课消费在1至3万元区间的家庭，既买不起高端，又嫌弃低端，成为监管与市场双重挤压下的“夹层”。

据黑板洞察数据，2024年全年教育行业融资49起，素质教育赛道仅4起，无艺术教育项目身影。行业像一台降速的机器，在合规轨道上缓缓滑行。

然而，并非所有机构都在退场。一批扎根社区的小型工作室悄然活了下来。一台钢琴，一位老师，一个教室，不上榜，也不上平台。

一个行业如果只能靠豁免存活，那本身就是一种病灶。所谓合规生存，不仅是体制内规则的再分配，也是一种体制外的本能自适应。这也解释了一个看似悖论的现实：监管越精密，机构越少，艺培的存在方式反而愈发多样。如水之就形，悄然回流。

它不再是一门“好生意”，却仍然是一些人不愿放弃的生活方式。

疾在何处：一场始于边缘的内伤

在中国教培的广阔版图中，艺术培训始终是一块特殊而边缘的地带：它不像学科辅导那样与分数直接挂钩，也不像体育培训能被“体教融合”“健康中国”等宏大叙事兜底安放。在政策体系中，它长期游走于模糊地带；在家庭预算中，它属于可有可无的“弹性支出”；在资本逻辑里，它难以标准化、规模化、快速变现。

这构成了艺术培训的第一重“疾”，制度性的中立。它既未获得显著扶持，也从未被彻底排斥，却因此始终处于一种空白治理的缝隙之中。任何一次监管收紧，它都可能被顺带清理；而每一轮扶持风口，它总能擦肩而过。

第二重“疾”，来自它根本的非标准性。音乐、美术、舞蹈等教学，高度依赖个体天赋、时间积累与人师相授，难以像语数外那样切割成模块、包装成课程。这种不可复制、不可控的教学特性，使得艺培难以跑出“爆品”逻辑。连锁化、数据驱动、SaaS管理，这些在K12或职业教育中奏效的规模机制，在艺培面前屡屡失灵。

第三重“疾”，藏在市场的错位期待中。许多家长将艺培视为一种“有用的无用”：既希望它提升孩子的素养，又期待它在升学中“加点分”。但当加分政策取消、艺考标准收紧、升学路径愈发扑朔迷离，这份寄托也迅速崩解。艺术教育在现实面前，变得“非必需”，最终只剩下那层易碎的“修饰性功能”。

第四重“疾”，在于这个行业缺乏自我叙述的主体性。每一次风吹草动，艺培行业总是以“情怀”或“市场”发声，却难以在教育话语中争取到清晰、正当的位置。它无法组织起自己的解释系统，它不属于任何一方的核心利益，也就难以获得制度性的持续保障。这是一种失语症。

而更深一层的“疾”，来自整个社会对艺术教育的集体混淆：艺术究竟意味着什么？是素养，是技能，是消费，是象征性的中产门票？是人格的养成，还是审美的慰藉？没有明确目标，也就难以形成稳定认同。它既不是功利主义的最优解，也不是理想主义的栖息地。

于是，我们看到一个行业长期处于双重边缘：制度的边缘，认知的边缘。它既非“刚需”，也不“刚性”；既无“风口”，也缺“庇护”。

比起骤冷骤热的舆情波动，或偶尔引爆的维权事件，这种缓慢的、沉默的“疾”更值得警惕。它是一种无声的抽离，是一种系统性地回避“教育何为”的集体逃逸。在那些关于“审美”“素质”“完整人格”的温柔语汇背后，是一次又一次的内部掏空。

它不剧烈，却漫长；不是命运的摧毁，而是温水的褪场。也正因如此，难以察觉，更难抗拒。

“黄金时代”的倒影

一个时代如何对待艺术教育，从来不只是预算安排的结果，更是它所认定的价值排序的镜像。

我们当然不否认，艺术教育曾拥有过短暂而热烈的“黄金时代”，它与升学挂钩，与阶层跃迁相关，也因“素质教育”的召唤赢得过市场的青睐。热度散去之后，真正值得追问的是：当一项教育内容无法立刻兑现为分数、证书或回报，它还值得存在多久？

布迪厄说，文化资本是一种隐性的阶层资源，包括受教育经历、审美品味与日常修养，通常通过学校制度和社会评价标准代际传递。在中国，艺术培训一度是中产家庭积累文化资本的主要方式：送孩子学琴、画画、跳舞，不只是为了兴趣，更是为了获得一种体面身份和社会认同。但问题来了：如果文化资本真的有效，为什么越来越多家庭开始主动放弃这类投入？

一个可能的解释是，这套文化资本并未真正“内化”为中产家庭稳定的价值信念。人们追求的并非艺术本身，而是艺术附带的“社会通行证”。一旦这张通行证失效，投资逻辑便随之崩塌。换句话说，当文化资本被消费与模仿取代，它的脆弱性在危机时刻便会显形。

从结构逻辑转向社会心理，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理解这场集体退出。齐美尔认为，时尚存在于“上层的区别欲”与“下层的模仿冲动”之间。艺术培训正是在这种机制中被高度仿效的现象。当“模仿的代价”日益上升，而“区别性的回报”却持续下滑，这种幻觉就会悄然破裂。人们不是真的相信艺术教育，只是因为“别人都相信”，我们不得不参与。这是一种典型的意识形态自陷装置：在一套看似自愿的文化消费中，隐藏着对社会期待的被动服从。

20世纪中叶，苏联曾高度重视儿童音乐教育，钢琴课在许多城市家庭中蔚然成风，成为一种文化身份的标配。但到了80年代，随着经济结构松动，所有“非生产性技能”被视为负担，大量音乐学校被迫关停。艺术教育的存在，仿佛始终依赖于某种繁荣时代的文化冗余。一旦进入不确定的周期，它很容易暴露其“非功能性本质”。

今天退潮的，远不止一个产业结构。它更像是一场关于“无用之物”的集体检验，而我们甚至都不愿回头看它一眼。一个社会如果失去了对“无用之物”的尊重，最终也会失去对人的尊重。

艺术，正是这样一种“无用”的存在：它提醒我们，人类的生活并不只是为了生存或胜出。在一个事事求“结果”的年代，我们必须留下那一小块不被衡量的空间，让孩子们体验节奏、色彩、身体与声音的自由流动。在那里，他们无需解释“这有什么用”，只需安静地说一句：“这就是我。”

这，也许才是教育的真正起点。事实上，我们都在池塘的水底，从一个“黄金时代”，游向另一个“黄金时代”。静静地，向前游。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芥末堆，作者：左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