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的经济增速意味着经济发展保持着较为稳定的步伐。它代表着在一定时期内，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幅度为 5%。这一增速既体现了经济的持续活力，又能为社会提供一定的就业机会和发展动力。从企业层面看，5%的增速有助于企业扩大生产、提升技术和拓展市场，促进企业的良性发展。对于居民而言，稳定的经济增速能带来收入的增加、生活水平的提升以及消费能力的增强，推动社会的整体进步。它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健康运行的重要指标之一，对国家的长远发展具有关键意义。

2025年7月9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郑栅洁表示：

“十四五”期间我国GDP规模持续突破110万亿元、120万亿元、130万亿元，今年经济体量有望达到140万亿元左右。

于是，不少投资者又开始关注起2025年的经济增速，并且比政府还在意今年能不能完成5%的目标。这是因为，他们简单粗暴地把经济增长和风险资产价格挂钩了，并认为高经济增长会带来上证指数的增长。

真正好笑的是，中国的经济增长数字从来没有跟上证指数表现出任何显著的统计关系，但是，这些投资者仍然乐此不疲地玩这个游戏，试图在经济数据中寻找到资产价格变动的蛛丝马迹。

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为什么在中国看着经济数据投资股票那么别扭呢？因为中国是按照生产法统计的GDP，但是，美国按照支出法统计的。所以，美国的GDP数字跟股市关联强，我们这边根本找不到什么规律。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将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拆解生产法和支出法的根本区别。

工业出口国的长期发展动力

近期，经济学者余永定引起了一场广泛争论，他认为，不存在“消费驱动型”增长，长期经济增长应该依赖于投资。但是，很多经济学者则认为，我们应该大力刺激消费，拉动经济增长。此外，克鲁格曼和萨默斯这样的西方经济学家也认为，中国“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已经到了尽头。

那么，我们到底该怎样看待这场争论呢？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余永定讲的是生产力范畴的问题，其他学者讲的是生产关系范畴的问题，所以，很难达成一致。

如上图所示，对于一个工业出口国来说，它必然要对国内的商业进行一定程度的抑制。这样才能导致形成内外两个循环，一部分剩余价值在内部实现中心实现，另一部分剩余价值在外部的实现中心实现，形成出口。

如果这个工业国对资本的抑制不足，那么，必然导致内部实现中心的膨胀，即大量的劳动者从制造业进入服务业，从而导致商品国际竞争力的下降，最终，这个国家有可能从出口国退化成进口国，形成所谓的制造业空心化（ps：生产关系对生产力有反作用）。

因此，一个国家要持续保持工业出口国的身份，那么，它的一个必然选择就是让内部实现中心的成长滞后于生产中心的成长（ps：选择恰当的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

事实上，资源国的荷兰病是一种极端形式的“生产关系抑制生产力”的案例。

如上图所示，新发现的大量矿产（ps：包括不限于石油、煤炭、天然气）会带来大量的资源租，刺激内部实现中心的膨胀，分流生产中心的劳动者。这会显著地抬高生产中心的工资，降低本国工业品的竞争力，从而抑制工业部门的发展。随着时间的推移，该国的工业部门会不断地萎缩，最终导致制造业空心化。

因此，挪威等国家的解决方案是，依赖外部实现中心来实现资源部门的资源租，并在海外形成庞大的外汇储备以投资其他国家的股票和债券。也就是说，大名鼎鼎的挪威主权财富基金实际上来源于对荷兰病的治疗。

回到工业出口国的一般情形，为了长期保持该地位，它有以下基本措施：

1、对内部实现中心进行适度的抑制；

2、大力投资于生产部门，扩张并升级生产部门的生产力；

3、外部实现的剩余既可以由官方来投资，也可以用民间来投资（ps：中国所选择的是混合方案）；

4、内部消费的膨胀最终来源于生产力的不断提高；

综上所述，工业出口国的制度安排，必然要求内部消费是被生产力提高推着扩大，即余永定所说的“投资→生产→消费”这个链条。其他经济学者所提的要求实际上是一个生产关系上的要求，即增加剩余价值内部实现的比率，减少外部实现的比率。因此，双方真正能辩论的点在于：

1、社会矛盾是否积累到需要系统性地调整内部实现比率的程度了；

2、内部实现比率的小幅增加是否会大幅拖累生产，显著地弱化中国工业出口国的地位；

生产法和支出法的根本动机

有了内部实现中心和外部实现中心的区分，我们就能讨论生产法和支出法的不同了。

如上图所示，对于工业出口国来说，很大一部分剩余是在外部实现的，因此，生产法统计的GDP要显著地大于内部所支出法统计的GDP。

但是，股市表现主要follow的是内部实现中心的状况，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内需，包括消费、投资和政府支出。

相反，如果我们采用支出法统计GDP，就能显著地关注到内部支出的剧烈波动。然而，政府又不可能采用支出法统计GDP，因为工业出口国政府的最重要KPI就是，发展生产力，扩大生产力。

生产法的GDP统计方式是聚焦生产力的。

对称的，美国采用支出法统计GDP，他们的支出法本质上就是内部支出法，因为他们有较大的贸易赤字。

于是，我们就捋顺了长期困扰中国资本市场的一个问题（ps：很多人老是觉得统计局的数字跟体感对不上，其实他们是选错口径了）——为什么中美股市对经济增速的反馈很不一样：

1、股市反馈内部实现中心的运行状况；

2、中国是工业出口国，并采用支出法计量GDP，包含了外部实现中心的数据，带来了巨大的误差；

3、美国是一个工业进口国，他们的支出法就是内部支出法；

那么，在中国我们该如何观察内部实现中心的运行状况？一个是直接关注消费和固定资产投资；另一个是关注核心CPI增速。

如上图所示，今年中国核心cpi的运行状况显著地好于去年，内部实现中心正在缓慢复苏。

结束语

综上所述，我们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充满纠葛的故事：

在工业品净出口国，政府通常用生产法计量自己的GDP，但是，股票投资者所需要的仅仅是内需部门的膨胀。因此，政府目标和投资者目标始终存在一个冲突。

政府会觉得自己干得还不错，但是，投资者会天天喊刺激消费。

如果我们把自己想象成挪威，这个冲突会十分明显。虽然出口的石油和天然气被计量到本国的GDP当中，但是，其中所产生的利润并没有回流到本土，来刺激本国内需的扩张，反而是变成了美国的股票和债券，去刺激别人的内需扩张。

如果觉得这个说法抽象，我们还有更为具体的场景：挪威主权基金利用增量的海外收入买了美国的股票，并没有买挪威本土的股票。当挪威内需不振的时候，国内一定会有不少批评的声音。但是，在制度设计上，我们又很清楚，这是为了避免资源国家的荷兰病。

最后，在工业出口国内部，必然长期会存在关于内需、通缩和内卷之类问题的争论。

在这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会给我们提供以下启示：

1、是否该扩大内需属于生产关系范畴的问题，是否该扩大投资属于生产力范畴的问题；

2、大家不要被西方经济学者误导了，任何时候我们都要扩大投资，发展生产力，这是一切的根本；

3、中国当下的内卷等问题主要出现在生产关系领域，我们应该通过调节生产关系来解决这些问题；

4、生产关系对生产力有反作用，并且这种反作用是多维度、多层次的；

5、我们既要关注内部实现中心快速膨胀对生产中心的抑制，也要关注内部实现中心快速萎缩对人的积极性的抑制，人是极其重要的生产要素，是会影响生产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