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ack Clark 作为美国 AI 政策的隐形推手，其角色引发诸多争议。一方面，他似乎在推动 AI 领域的发展与规范，展现出一定的前瞻性和责任感，仿佛是时代的良心，为 AI 未来的走向贡献着智慧。然而，另一方面，他所处的环境和所代表的利益集团，又让他面临着诸多束缚与考量，仿佛成为了某种意义上的“囚徒”，难以完全自由地施展拳脚。他的行动与决策，既可能引领 AI 走向更美好的未来，也可能因各种因素而陷入困境，成为复杂政治与商业博弈中的一枚棋子。

Jack Clark是最关注和熟悉中国在芯片、计算和模型上进展的AI Lab领导人之一。他毫不吝啬对中国AI进展的认可，将DeepSeek R1视作“推理模型大范围扩散”的起点，近期又把HyperHetero使用的异构集群叫做通过“超级智能进行持续自我训练”的垫脚石。

同时，他是美国的AI政策“民间沙皇”，曾是OpenAI的政策口负责人，现在是Anthropic的联合创始人，他对中国异常冷酷和强硬，Dario Amodei在R1出现后的万字檄文背后就有他的影子。6月25日的华盛顿DC有关算力限制和AI竞争的政策听证会，他也是发言的焦点，为美国遏制中国AI发展设计了详细的5层战略。

那么，这位记者出身的英文系毕业生是如何进入AI的核心圈？作为一名出生于英国小镇的美国移民，Jack Clark提出对华强硬政策的底层原因是什么？他的政策理念和具体对华战略的政策建议到底是什么？以AI安全为由推动的对抗性AI政策背后的悖论在哪里？这些都是本文希望回答的问题。

一、Intro：技术必然与社会外部因素互相交织

华盛顿DC的六月，空气已经算湿热。在雷伯恩众议院办公大楼那间镶着深色木板的听证会室里，冷气开得十足，却驱不散一种无形的的紧张。灯光聚焦之下，坐着一个名叫Jack Clark的男人。他看上去不像一个正在定义新世纪AI竞争轮廓的野心家，看起来仍像他刚进入职场时的身份——一位心思细腻的英文系毕业生。

他穿着一套合身的西装，没有扎眼的领带。这在硅谷格格不入的装束，却是DC的标准制服。他的姿态带着些谦逊，仍带着些英伦口音。他面前的这个委员会，全称是“美中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一个在名字上就毫不掩饰对抗姿态的机构。而Jack Clark，Anthropic的联合创始人、曾经的彭博社记者、如今极具影响力的AI政策沙皇，正说着他们最渴望听到的声音。

“在一个民主国家制造的AI，将为全人类带来更好的技术，”他平静地陈述。他所有的表达基于一个核心前提：技术必然与社会的外部因素互相交织并被其渗透。

在场的议员们大概并不理解神经网络的深奥，也未必能分清GPT和Claude的细微差别，但他们能听懂这种“文明竞争”的宏大叙事。而Jack Clark，这个三十多岁的英国人，正以一种权威的姿态，将这场关于算法和算力的技术竞赛，翻译成了一场地缘政治的生死存亡之战。

二、Jack曾是全世界唯一报道神经网络的记者

Jack Clark的起点并非在洒满阳光的加州，而是在潮湿多风的英国海滨小镇布莱顿。他上的不是斯坦福或麻省理工，而是东英吉利大学，主修的是英国文学和创意写作。这是一个与Transformer、GPU和硅谷独角兽神话格格不入的开端。

他的第一个职业身份，自然不是程序员，而是记者。这个身份塑造了他最核心的禀赋：将复杂的技术世界翻译成连议员都能听懂的语言。

2013年，在科技媒体The Register，他为自己开辟了一个奇特的赛道，自称为“全世界唯一的分布式系统记者”。他去报道那些别人嫌弃的、枯燥乏味却至关重要的东西——云计算、数据库，也就是互联网世界那看不见的“管道工程”。他后来带着一丝自嘲回忆道：“写数据库的我，远没有写贾斯汀·比伯的人吸引眼球。”

真正的转折点发生在2016年。那时他已是彭博社的记者，凭着一股近乎偏执的劲头，说服编辑让他成为“全世界唯一的神经网络记者”。他的嗅觉超越大部分媒体同行，已经预见到了风暴的来临。然后，在一个寻常的日子，他约他的编辑Alistair Barr出去散步——在新闻编辑部，这通常是坏消息的预兆。Jack Clark告诉他，自己要辞职，加入一个刚成立不到一年、除了Elon Musk的背书外前途未卜的非营利组织：OpenAI。

Barr认为这是个“糟糕透顶的主意”。但Jack Clark已经看到了未来。一次飞往AI会议的航班上与一位伯克利教授的偶然交谈，让他下定决心。他不想再做那个隔岸观火的记录者了。他要跳进那片波涛汹涌的海，成为塑造浪潮走向的参与者。

在OpenAI的4年时间，Jack Clark完成了两项任务：一是让世界理解AI；二是将基础技术的洞见转化为世界各地决策者的行动依据。

Jack Clark在LinkedIn上对OpenAI工作经历的介绍

这个从文学到新闻，再到科技政策的跨越，赋予了他一种独特的视角。他不像纯粹的工程师那样沉迷于技术本身的优雅，也不像纯粹的政客那样只看到权力的博弈。他能同时看到两者，并看清它们之间极具威力的相互作用。

三 、为人温和，却在算力上敏锐且强硬

想象一个旧金山的清晨，薄雾尚未散尽。一个男人走在街上，一边走，一边心不在焉地玩着杂耍球。三个球在他手中上下翻飞，划出弧线。他自己也承认，这看起来像“彻底的疯子行径”。这个男人就是Jack Clark。

这个略显古怪的爱好，是他寻求“个人意义和专注力”的方式。这幅画面本身，就是一个绝佳的隐喻。他的职业生活，就是在同时抛接无数个高速旋转的球——一家估值600亿美元的公司、一项关乎人类未来的技术、AI的国家间战略对抗、自己家嗷嗷待哺的幼儿，以及他内心深处关于AI意识的伦理焦虑。

他的生活充满了这种戏剧性的反差。他通过OkCupid——一个“非AI但自动化的应用”——找到了妻子，并对此津津乐道。他会在孩子不小心撞到头时，第一时间求助于自家的Claude AI模型以获得快速的医疗安抚，像一个最前卫的科技奶爸；但转过身，他又会为“过度监控”和“无监护的创造力”空间的消失而忧心忡忡。

OkCupid是一个在线约会平台，用户通过问答匹配算法寻找志同道合的伴侣。

他的同事形容他“极其温和、善良且自谦”。当有人祝贺他因Anthropic的高估值而成为亿万富翁时，他会用一种近乎害羞的方式回避：“哈哈，谢谢，但富豪真的不是我的风格。”他一手创办的影响力巨大的Import AI周刊，读者超过2.5万名行业专家，他却号称靠“拿铁、拉面和读者的反馈”维持运营。他开玩笑说，自己为了研究AI已经喝掉了价值约6000美元的咖啡。这是一个至今仍保留着记者时代“苦哈哈”的幽默感的人。

然而，正是这个“温和”的人，在政策建议上却表现出鹰派的强硬。他敏锐地抓住了这场竞赛的“七寸”——算力。

“这场竞赛，根本上是靠算力驱动的，”他在听证会上冷静地剖析，“美国必须控制流向中国的强大芯片，否则，你就是在给他们提供他们所需要的工具，用来制造强大的AI。”

Jack Clark在众议院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House Select Committee on China）听证会上的发言

他的语言充满了画面感，仿佛在讲述一部惊悚片。他描绘中国如何想方设法绕过出口管制，让中文世界不少人忍俊不禁，认为这是纯粹的造谣：“将处理器藏在孕妇的假肚子里，或者把GPU和活龙虾一起打包”。这些细节，远比干巴巴的数据更能让国会议员们感到脊背发凉。他让威胁变得具体、可感，甚至有些荒诞。这就是那个创意写作专业毕业生的功力——他知道如何讲一个好故事，一个能让人采取行动的故事。

四、统筹多方力量，为AI治理开出私人药方

Jack Clark的崛起，并非孤立事件。

他人脉遍布了科技界和政界的权力中枢。他与从OpenAI一同出走的Amodei兄妹等人共同创立了Anthropic，形成了一个以“AI安全”为核心理念的强大联盟，直接与老东家分庭抗礼。

他在参议院多数党领袖Chuck Schumer的闭门AI洞察论坛上，与Sam Altman、Elon Musk同席而坐。他是斯坦福AI指数的联合主席，是经合组织（OECD）AI工作组的联合主席，是向美国总统提供建议的国家AI顾问委员会的成员。

Jack Clark作为Anthropic联合创始人，出席参议院多数党领袖Chuck Schumer的闭门AI洞察论坛

他游刃有余地穿梭在这些角色之间，像一个织网的蜘蛛，将技术、资本、学术和政治的力量编织在一起。他提出的“监管市场”概念——政府设定目标，私营机构竞争提供合规服务——充分体现了他的务实制度主义思想。

Jack Clark提出的“务实制度主义”（pragmatic institutionalism）主张通过建立务实、灵活的制度和治理机制，在快速发展的AI技术与公共利益之间取得平衡，而不是依赖松散自律或僵化管制。

在中美AI博弈这盘大棋上，他扮演了民间首席战略师的角色。但他并非一个只知挥舞大棒的莽夫。在他的政策工具箱里，藏着的是一套经过精密计算、层层递进的组合拳。这套拳法的指导思想，源于他称之为“务实制度主义”（pragmatic institutionalism）的哲学。他深知，面对AI这种史无前例的力量，纯粹的政府铁腕监管或硅谷式的彻底自由放任都将是灾难。

因此，在向世界展示他的“矛”之前，他先设计了“盾”。他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学者Gillian Hadfield共同勾勒出一套名为“监管市场”（regulatory markets）的精巧蓝图。这是一套完整的社会工程构想：政府充当设定最高目标的“元监管者”。它划定红线（比如，AI系统不得造成选举混乱），然后，私营的、经过认证的监管机构会像市场中的企业一样相互竞争，为AI公司提供最高效、最创新的合规与安全审计服务。这是一场有管理的竞争，目的是用市场的活力去解决技术的迭代速度，同时保留民主的最终问责权。

这个构想，展现了他作为一个前记者的务实——他见证了太多政府的低效和企业的傲慢。这是他为AI治理开出的私人药方，一个试图在失控的创新与僵化的监管之间找到第三条路的尝试。

五、为美国设计对华的五大战略

当Jack Clark将目光从国内治理投向地缘政治的棋盘时，他的“务实”就呈现出一种更为冷酷和强硬的面貌。大多数国人并不会喜欢他为美国设计的对华战略：

第一根支柱：扼住咽喉——算力管制（The Chokepoint）

这是他战略的核心，也是他着墨最多的地方。他反复向议员们强调，算力是AI世界的氧气。因此，他提交给商务部的建议书，远不止“加强管制”那么简单。

他主张大幅降低触发《AI扩散规则》（AI Diffusion Rule）的算力门槛，这意味着更多型号、更低性能的芯片也将被纳入禁运范围，从而系统性地延缓中国AI产业的整体发展，而不仅仅是掐断其顶端。他呼吁建立更强大的“强化执法机制”。他要的不是一道墙，而是一张带有传感器和巡逻队的、动态的天罗地网。

Jack Clark建议大幅降低触发AI Diffusion Rule的算力门槛

第二根支柱：建造灯塔——政府技术能力（The Watchtower）

Jack Clark清醒地认识到，如果政府自己是个“睁眼瞎”，那么任何监管都无从谈起。他强烈呼吁为美国AI安全研究所（AI Safety Institute）等机构注入真正的资源和权力。这不仅仅是成立一个委员会。这意味着要雇佣顶尖的工程师，建立国家级的测试平台，让政府拥有独立的能力去拆解像Anthropic、Google或OpenAI发布的最新模型。

第三根支柱：驱动引擎——能源与基建（The Power Plant）

他警告国会，AI的尽头是物理学的尽头，是能源的尽头。他明确指出，中国在发展核电方面的优势，长远来看将直接转化为AI算力的优势。因此，他敦促政策制定者将美国的能源战略——无论是核能、聚变还是其他可再生能源——视为国家安全的核心组成部分。在他看来，投资建设下一代电网，和投资研发下一代芯片，其战略意义是等同的。

第四根支柱：设立靶场——评估优先原则（The Proving Ground）

在关于AI应该“开放”还是“封闭”的激烈辩论中，Jack Clark巧妙地绕开了这个二元对立。他提出了“评估优先原则”（evaluation-first principles）。他认为，争论模型是否开源意义不大，关键在于建立一套强大的、标准化的部署前测试框架。

无论你的模型来自哪里，无论它是否开放源代码，在它被允许接入社会关键领域之前，都必须在国家认可的“靶场”里通过一系列严格的能力与安全测试。这套方法论，既满足了开源社区对透明的呼吁，又抓住了安全派对潜在风险的担忧，将焦点从“出身”拉回到了“能力”上。

第五根支柱：巩固阵线——盟友协同（The Alliance）

最后，他的“长臂”超越了美国本土。他主张加强与盟友（如欧洲、日本、韩国）的协调，建立一个围绕AI安全、价值观和供应链的统一战线。但这并非天真的国际主义。他同时强调，在与盟友合作时，美国必须保持“战略自主性”。换言之，可以合作，但核心技术、关键决策权和最终的规则制定权，必须牢牢掌握在美国手中。

六、Jack是一个时代的良心，还是囚徒？

Jack Clark的核心驱动力，源于一种深刻的信念，或者说是一种恐惧。

他曾写道：“21世纪最大的挑战，是让一个越来越快速发展的技术世界，对大多数人来说变得‘清晰可读’。”他巧妙将自己定位为这个时代的翻译官和阐释者，并吃到了其中的”红利“。

在他撰写的科幻小说片段中，他反复纠结于AI意识的问题，担心“我们将成为未来可能被视为巨大罪行的旁观者”。这种伦理上的痛苦，与他在国会山推动强硬竞争政策的现实主义者形象，构成了他性格的张力。

他是一个罕见的混合体：一个拥有记者怀疑精神的科技公司创始人，一个心怀人文主义关怀的冷战鹰派，一个在自家后院玩杂耍的亿万富翁。他那句标志性的口号——“事情会变得很奇怪。不要害怕”（Things will be weird。Be not afraid）——既像是一种安抚，又像是一种警告。

Jack Clark在Import AI newsletter中写道：“Things will be weird.Be not afraid”

当历史为这个时代落笔时，Jack Clark的名字将被如何记载？他是一位高瞻远瞩的战略家，成功地为民主世界在AI时代确立了规则和价值观的防火墙？还是他亲手拉开了新一轮军备竞赛的铁幕，将世界推向了一个更加对立的未来？

或许，答案就在那幅他独自在旧金山街头玩杂耍的画面里。他努力地向上抛着每一个球，试图在重力与自身技巧的极限之间维持一种脆弱的平衡。每一个球都代表着一个巨大的变量：科技的进步、国家的野心、商业的贪婪、人类的福祉。任何一个球的掉落，都可能引发不可收拾的连锁反应。

在AI时代，我们面对着非传统的权力人物。就像Jack Clark，他不是将军，也不是政客。他是新时代的产物，一个“经理人书呆子”（manager nerd），一个在代码和法案之间搭建桥梁的人。那个从布莱顿海边走出的文学青年，最终站在了历史的十字路口。

在上周的DC，用他那支曾经描写数据库的笔，为我们所有人勾勒出一幅既充满希望、又令人不寒而栗的未来图景。而他自己，既是这幅图景的设计师，也可能是它第一个身不由己的囚徒，无法逃开一个历史性的悖论：为了避免想象中的AI末日，他是否正在主动开启一场代价高昂的科技冷战？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海外独角兽 （ID：unicornobserver），作者：程天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