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深圳，有这样一群“卒婚”夫妻。他们选择分居却不离婚，在人前努力维持着表面的关系，仿佛一对普通夫妻。然而，私下里，他们各自过着独立的生活，互不打扰。这种生活方式看似独特，却反映出他们对生活的不同追求和态度。他们或许是在经历了种种后，找到了一种既能保留婚姻形式，又能追求个人自由的方式。他们用自己的行动诠释着对生活的理解，在这座充满活力的城市里，书写着属于他们的故事。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深圳微时光 （ID：szdays），作者：大壮

在深圳，不少夫妻，正以一种悄无声息的方式，重新书写婚姻的定义。他们没有离婚，也没有撕破脸，而是选择了另一种更柔软的方式——卒婚。

“卒婚”一词源自日语“卒業婚”，意为“从婚姻中毕业”。

它指的是夫妻不再追求传统意义上的白头到老，而是在人生的某个节点，停止扮演“理想夫妻”的角色，各自生活，各自成长，却依旧保持婚姻名义。

这种模式最早在2004年由日本作家山下英子提出，山下英子与丈夫“卒婚”七年后，仍保持良好的关系。她在东京独居，追求自己的写作事业，而丈夫则留在老家经营诊所。他们偶尔见面，互相支持，却不过多干涉对方的生活。这种方式让他们在保持婚姻关系的同时，也拥有了各自的空间和自由。

随后这种婚姻模式在日本社会逐渐流行开来，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2018年的人口动态统计，约有30%的夫妻选择了这种生活方式。

而在深圳这个高压而自由的城市，一些中年夫妻，也正在悄然试水这一种特殊的“夫妻关系”。

01、从“夫妻”到“同路人”

39岁的周筠和42岁的韩川，在前年——也就是他们结婚的第十二年时，决定卒婚。没人出轨，没有激烈争吵，只是某个夜晚，孩子睡着后，沙发上的两人聊到了“是不是可以先分开住一阵子”。

“不是离婚。”周筠记得自己当时很小心地强调，“我们只是太累了，各自喘口气。”

他们约定好一切：孩子继续由两人轮流接送，一人负责一周。家里房子暂时不动，谁照顾孩子谁住原来福田的房子，另一个就去外面租房住，保证孩子生活不变。家务请阿姨打扫，财务支出、父母那边，都暂时维持现状。

“我们俩就像是公司分管业务的两位合伙人，谁也不甩手，但也不再干涉彼此的生活。”韩川说。

他们没有告诉双方父母实情。家里的长辈依然觉得他们和往常一样，是那对“模范夫妻”，周末一家三口出现在饭桌上，孩子在一旁涂涂画画，长辈聊天打趣。只有他们知道，这段关系已不再如表面那般紧密。

36岁的林颖和赵立文则是另一种版本。他们没有孩子，七年的婚姻生活早已从热恋变成“各自活各自的”。林颖在南山做翻译工作，热爱绘画和独处。赵立文是创业者，喜欢喝酒、打德州、交朋友。

他们住在同一个屋檐下，却几乎没有交流。

“他每次回来，我都装睡。”林颖说，“我知道他也知道我们之间没有话说了。”

后来，林颖主动提议：“我们要不要分开住？不是分手，也不是离婚，就……空间独立，像刚开始恋爱还没同居那会儿一样。”

赵立文居然没有反对。他似乎早已有了心理准备，只是一直没说出口。

他们就这么“默契地”分居了。林颖搬去了离公司近的单身公寓，赵立文则搬去蛇口与朋友合租。“我们还是周末会见面，一起吃饭、聊投资、讲八卦，但回不去了。”赵立文说。

这就是卒婚的样子——有点像退场，但也像是另一种登场。

除了情感的疲惫，还有更现实的考量，驱使一些深圳夫妻走向卒婚。

37岁的陈倩和43岁的唐铭，则是“卒婚”群体中更“理智”的一对。在2022年，两人爆发激烈争吵之后又冷静下来，算了一笔账。

“我们原本打算离婚，但一查房产价值和未来贷款安排，发现根本划不来。”陈倩在南山一家公司从事财务相关的职业，说话一丝不苟。“我们那2套房，市值接近1500w，还背着近500w的贷款。如果离婚，就得处理产权、还贷、赡养责任等问题，还影响税务和孩子。”

唐铭则是一间设计公司的合伙人，一旦财产被动分割，公司估值和他在合伙人中的地位都可能受到影响。“我们不想为了这些现实问题搞得两败俱伤。”

于是，两人商量后达成一致：卒婚。保留婚姻关系，各自生活不再过问，避免经济上的大动荡，同时继续共同抚养孩子。

02、卒婚背后的生活真相

“因为太累了。”周筠几乎是脱口而出。

她曾是外企人力总监，孩子出生后辞职做全职妈妈，整整四年，她的世界几乎被孩子和老公塞满。“我试过回职场，但工作几个月后发现无法两头兼顾，回家老公还说我‘挣钱少还累人’。”

她开始觉得愤怒、焦虑、不被理解。每天在厨房忙碌时，她都觉得像是在重复演一场没有观众的独角戏。而韩川的角度却是，“我很努力工作啊，我不花心也没乱来，怎么就成了罪人？”

两人都觉得委屈。“我们太像那种用尽全力还无法取悦彼此的人了。”周筠叹气。

卒婚，是他们给彼此的缓冲带。

“很多人以为卒婚是一种放弃，其实不是，我们没有放弃责任。”韩川补充，“我们只是不想再以‘夫妻’这个身份要求对方。”

林颖和赵立文的问题，则是“无法理解彼此的生活方式，又碍于生病的父母不能离婚”。

林颖喜欢安静、早睡、规律生活；赵立文凌晨两点才回家、应酬不断、充满变化。

“我跟他说我想周末去看个展，他说他要打牌。”林颖苦笑，“我已经不记得我们上次手牵手逛街是什么时候了。”

她并没有觉得赵立文是个坏人，甚至觉得他很有魅力，只是，她不再想被对方的生活节奏影响。

而赵立文也说，“我还是爱她啊，我每次有大事，还是想她第一个知道。但你说，要我每天回去面对一张冷漠的脸，谁受得了？”

“卒婚就像一道防火墙，让我们不再互相燃烧。”他说。

“我们的卒婚是‘财务型卒婚’。”陈倩笑着说，“不是因为爱走到了尽头，而是因为账算得太清楚了，两个人就像在AA过日子。”

陈倩算过，如果真离婚，每人要扛750万的房贷，还有近百万的教育金分担。她打开手机，展示一张月度支出表，“我们都不是冲动型的人，做什么都先看ROI。”

卒婚之后，他们把生活过成了一份“合作合约”。早上在微信上沟通孩子作业，晚上偶尔分享一段财经视频。生活没有激情，但井然有序。

唐铭笑说，“感情在深圳是奢侈品，稳定才是硬通货。”

他们的选择，不浪漫，却现实，揭示了在高房价、高离婚成本的都市里，婚姻不再只是情感体，而是一组复杂的家庭资产与责任模型。

03、卒婚之后，他们的生活往哪里去？

卒婚之后，周筠开始重新拾起自己的生活。她在宝安一家初创公司找了份HR工作，下班后参加舞蹈班，周末带儿子去看展、骑行。

“我终于不是谁的妈妈、谁的太太，而是我自己。”她说。

在舞蹈教室的镜子里，她重新看见了自己20多岁时的模样——活泼、有力气、充满激情。

而她的丈夫韩川则第一次认真审视起自己。“我以前觉得给钱就够了，现在才知道，她不是要钱，是要我在场。”

他们偶尔还是会有争执，但更多时候，是心平气和地沟通。

他们甚至一起规划起未来——一个可能不会再有“夫妻同居”标签的未来，但仍然共同承担责任和陪伴孩子成长的未来。

“我们都知道，这条路不好走，但我们愿意尝试。毕竟，婚姻不一定非得是两个人一辈子绑在一起，有时候，各自生活反而能更好地相守。”周筠说。

林颖和赵立文的卒婚生活也慢慢成形。林颖开了一个自己的工作室，总会邀请朋友和客户来玩。赵立文的创业公司逐渐步入正轨，更加忙碌，偶尔的电话和周末的晚餐成了他们为数不多的交流时光。

“我们不是没有感情了，而是找到了相处的新方式。”赵立文感慨，“或许，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婚姻。”

陈倩和唐铭则似乎更“有底气”地长久卒婚。他们已将“婚姻”完全转换成了“合作协议”：在必要时站台、必要时退场，谁也不干涉谁的新生活，但大事面前依然是队友。

他们甚至咨询了税务师和律师，希望设计出一种“可复制”的卒婚法律模型。

“我们不是失败的婚姻，是高效的家庭运作体。”陈倩说这话时，眼中透着一股深圳女性特有的笃定。

这些选择听起来有些冷，但在某种程度上，却让婚姻的定义更宽广。

“婚姻不该是两个人拴住彼此的锁，而是一场关于信任与选择的合作。”周筠在她设置为“仅个人可见”的朋友圈里，写下了这么一句话。

正如法国作家安德烈·纪德所说：“真正的爱情不是互相凝视，而是朝着同一个方向看去。”卒婚的夫妻，也许不再肩并肩生活，但心中仍有共同的方向——那是对彼此的尊重，对家庭的责任，以及对生活的热爱。

越来越多的中年夫妻开始尝试毕业式婚姻，选择分开居住，却保持法律上的夫妻关系。这种形态对传统观念是冲击，但也提供了情感的喘息空间。

他们的选择背后，是对“婚姻幸福”的重新定义，也是对个人自由的渴望。有专家指出，卒婚并非失败，而是一种理性的自我保护机制，是现代婚姻面对生活压力时的调节阀。

在深圳这个包容与矛盾并存的城市，卒婚或许是新一代夫妻在爱与责任之间找到的平衡点。

正如日本作家村上春树所说：“人生本来就是一场独自的旅行，重要的是遇见能和你并肩走过一段路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