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伊以冲突的动荡局势中，有这样一位令人感慨的中国人。当危机降临，他身边的人纷纷陷入慌乱与迷茫，而他却展现出了非凡的冷静与果敢。面对危险的抉择，他坚定地说：“真后悔没跟你上那条船。”这句话背后，是对未知的勇敢尝试，是在危机时刻不退缩的担当。他用自己的行动诠释着中国人在困境中的坚韧与智慧，成为那片混乱土地上一抹独特的亮色，也让人们看到了中华民族在艰难时刻所蕴含的力量与勇气。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新周刊 （ID：new-weekly），作者：张远山，编辑：陆一鸣

2025年6月13日凌晨，一枚从以色列起飞的导弹刺破夜空，跨越不接壤的国土，在伊朗纳坦兹核设施炸响，世界屏息。几千公里之外，炮火两端，身处两国的华人生活被战火骤然改写。

公开数据显示，自6月13日伊以冲突以来，双方至少合计进行了18轮空袭。截至6月18日，791名在伊中国公民已抵达土耳其、亚美尼亚等安全地区。中国驻以色列使馆发布通知，宣布自6月20日起协助在以中国公民分批撤离。

在伊朗，做了二十年海外销售的郭凯，用积攒多年的人脉，历经三天不眠不休的辗转，才横渡波斯湾仓皇撤离；

在距离特拉维夫20公里的郊区，防空警报的尖啸声中，建筑工王强躺在宿舍床上，听工友们讨论停工何时结束，什么时候如期复工。

我们记录下这隔着战火相望的两端：一边是恐惧中的亡命奔逃，一边是警报间隙的如常谋生。有人安全，有人不安；有人为明日忧惧，有人为今日搏命。

逃离伊朗

42岁的郭凯是一名外贸经理，几天前成功从伊朗撤离。以下是由他讲述的亲身经历：

做了二十年外贸，头一次来伊朗，我就成为了第一批从伊朗成功出逃的中国人。

6月13号凌晨，以色列空袭伊朗。一早醒来，我看到新闻，心想，打仗了。本能告诉自己别犹豫，赶紧走。

我立刻去火车站买票，谋划陆路和水路几套方案。在路上，伊朗的酒店房东边开车边安慰我，“别太担心，我们都习惯了。”

当时，我已经结束了在德黑兰的工作，正在伊朗中部一座叫作亚兹德的小城游玩，那里距离德黑兰有近十个小时的火车车程。在街道上，我看到当地人们的生活一如往常。

但我感到焦虑，摆在面前的是一个可能改变自己命运的选择：是北上走陆路回到德黑兰，还是听取朋友的建议，南下走水路去港口阿巴斯？（注：阿巴斯港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是伊朗南部的主要港口城市，同时也是伊朗重要的非石油货物进出口枢纽。）

伊朗房东建议我，去港口吧。因为担心陆路口岸被封，我决定去南边赌一把。如果失败了，就用第二套方案，坐朋友的物流车，偷渡到阿塞拜疆。

之所以考虑去阿塞拜疆作为备选，也是因为我的这位客户朋友是阿塞拜疆人，去了那里算个依靠。我在国内头部企业做国内品牌出海二十多年了，每年有七八个月都在国外跑着，有不少国外朋友。

尽管如果走水路失败了，再去阿塞拜疆，需要几乎穿越整个伊朗；但我就得这么干，我必须出来，因为每一天的战事局面完全都不一样。

我回到酒店等待夜晚降临，乘火车出逃。整个下午，我刷刷手机，看看电脑，但实际上根本没心情，总感觉战斗机在头顶上轰鸣，也分不清是伊朗还是以色列的。

我一直熬，熬到晚上9点登上火车，沿途几乎是一路沙漠，乘坐将近14个小时的火车后，终于抵达了阿巴斯。实际上，从这天开始，我都没怎么合眼，脑子里很乱——身上没钱了，打仗到底到什么时候能结束，船能不能走，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这些念头一直在脑袋里绕，睡不着。

在阿巴斯，阿塞拜疆客户帮我介绍了当地人，并告诉我，他会帮我逃离伊朗。

但在当日，6月15日晚上，我亲历了一个真正令自己恐慌的时刻——一颗导弹直飞过去，一声巨响，远处的码头火光冲天。

阿巴斯港的炼油厂被炸了。

那个瞬间，我真正意识到了战事的紧张程度，以色列的空军在这天就打到了伊朗的南部。我当时想，要赶紧走。

现场太混乱了，阿巴斯港当晚9点的船票售罄。当地人帮我查了半天，才查到在175公里开外的另一个港口伦格港有票，那就需要凌晨3点钟打车出发去那边，并想办法在早上6点钟之前把船票买到。

在阿巴斯的酒店里，我遇到几个中国人。包的车是在凌晨，我有点担心安全问题，想与他们同行。我告诉他们，伦格港有船，问他们明早要不要一起走。他们表现得很警惕，反复验证我的身份。

只有一个小伙子想要跟我走，但犹豫半天还是没有一起，因为我找的车是本地人开的，他担心被绑架。

我也能理解，战争打响了，谁也不知道你是好人还是坏人。

最终，我和在社交平台上认识的一对湖北母女，以及一位伊朗女性，一行四人出发了。

车子行驶了三个多小时，在16日早晨6点前，抵达了伦格港。船运公司里挤满了人，票也已经售罄了。

为了上船，我们往护照里塞钱给卖票的人，没能成功；又凑了1500美元，打算拿给船长，也没得到通融；最后，我装病，跟卖票的人说，我心血管有问题，求求你了，出于人道主义精神，能不能让我走。

我们从早晨6点缠磨到10点，在对方脸上，看到了一丝怜悯。最终，我们四个人都上了船。

在那艘船上，大概有五个中国人，其中一个告诉我，他花了500美元才买到这张船票。在6月15日这天，船票的正常价格是将近50美元。

即便上了船，心里还是害怕。直到船出发两个小时后，我看了一眼手机定位，已经到了波斯湾中央。这艘超载的小型客船，载着140多人，原本4个小时就能到达，在波斯湾上缓慢航行了将近八个小时，最终进入迪拜境内。

我问在阿巴斯酒店碰到的华人走掉了吗，对方告诉我，还困在那里，”真后悔没跟你上那条船”。

逃离的这一路上，我只要碰见一个中国人，就去要一个微信（加上）。我想，万一跑不掉，多认识一个人就能多一个活下来的机会。

在伊朗的华人群里，每天都有人在说，哪里的一栋楼又一下子被炸掉了。

我有一个同事在以色列特拉维夫，这些天，我每天联系最多的人就是他。

我说，伊朗的导弹打过去了。

他说，以色列导弹打过来了。

这一路逃离，其实伊朗人民对于华人很友善。比如我的酒店房东，还有在火车上遇到的一个大叔。他说如果我意外没能走掉，“没关系，可以住我家里，不要钱”，还问我，“你有什么忌口吗？”

对于我那些在德黑兰的华人朋友，我给他们发消息，有的很久都没有回复。

“躺”在以色列

与“逃离德黑兰”的极限撤离相比，在战火的另一端，以色列华人呈现出另一种生存图景。

一位在以色列留学的女孩，在社交平台上分享称，特拉维夫遭遇空袭的时候，她带着电脑、零食和应急包，钻进防空洞赶论文。一天后，她就读的学校遇袭，实验室被炸。在被炸毁的实验室中，一位年轻的教授在废墟中弹奏钢琴。

三天前，她在分享中写：马路上都是玻璃渣子，除此以外，城市基本还在正常运作。买完菜快到家的时候，警报又响了。

“祈祷今夜平安。”她最后写道。

在以色列的很多华人表示，空袭多数发生在夜里，或许是因为夜里发射能给当地人在情绪上造成更大的不安。于是，人们在睡梦中频频被爆炸声惊醒，有的人索性和衣而睡。

王强是一位34岁的建筑工人，他在2023年跟着施工队来到以色列，目睹了多轮空袭，对火箭弹已经“见怪不怪”。以下是王强的自述：

早晨八点半，我和工友们又被防空警报吵醒了。我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防空洞在两分钟就能走到的地方，我没进去，又回到屋里，躺下继续睡。

街道上人不多，学校放假了，超市、医院和药店都在正常营业，物资正常供应。

从6月13号凌晨第一次防空警报响起，往后的5天里，警报每天响四五次，大部分时间是在凌晨。有的人会去防空洞躲一下，有的人就“你响你的，我睡我的”。我的手机上有报警系统，可以看到导弹的方向，靠近的话，我才去躲一下。

王强的手机截图显示的高风险地点警告。（图/受访者供图）

大家早就习惯了。

只是在13号那天，负责人宣布三分之二的人停工。这意味着这几天大家无法再赚到600多新谢克尔的日薪，一天会损失掉一千块多元人民币。

我们这个施工队，百分之八十是中国人。2023年，大家跟着施工队来到以色列。刚开始，我看到火箭弹还觉得新鲜，拿着手机到处去拍，到处去看。两年来，这里不间断地在打仗，我们已经见怪不怪了。

唯一一次例外是2024年的10月1号，伊朗向以色列发射了200枚导弹。那天晚上，铺天盖地都是火光，我才感觉到害怕。舍友在宿舍里补自行车胎，我开玩笑，说明天就要撤侨了，你们还补什么。

来以色列那年，我32岁，有一儿一女。我从河南农村出来，初中毕业就进了厂，2010年左右开始在工地干活，没赚到什么钱。

来这边两年，因为签证没办好，所以一直没回过家。家里人都劝我，抓紧回国。我说别人都不走，我走啥？

有的工人在2023年8、9月来到以色列，这里10月开始打仗（注：2023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从加沙地带对以色列发动了大规模军事行动，以色列宣布进入“战争状态”并进行反击）。因为打仗，工人们原本一年后才能涨到60多新谢克尔/小时（折合人民币时薪120元左右）的工资，在当时就涨了。粗略计算的话，我们每天上工12小时，一天就能赚一千多。

这两天，我们有收到大使馆的通知，可以通过口岸自行离境。

我打算等这场战争结束，签证办理好之后，回家一次，然后再回来，继续奋斗几年。

(为保护隐私，文中受访者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