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与伊朗的冲突结局难以准确推演。若伊朗在冲突中遭受重大军事打击，可能会激发其更强烈的反以情绪，加大对以色列及以色列盟友的报复力度，导致地区局势进一步升级，引发更广泛的军事冲突和人道主义危机，石油市场可能剧烈波动，影响全球经济。

若双方达成某种阶段性妥协，可能会暂时稳定地区局势，但潜在矛盾并未根本解决，仍可能在未来某一时刻再次爆发冲突。这种冲突的影响不仅局限于中东地区，会波及全球能源供应、国际关系格局等方面，对世界和平与稳定构成持续威胁，需各方保持克制与对话，以避免冲突的恶性升级。

2025年6月13日至今，以色列与伊朗正陷入数十年来最严峻的直接军事对抗：

以色列出动约200架战机对伊朗境内100多个目标发动大规模空袭，重点打击伊朗的核设施和导弹基地，并“定点清除”多名伊朗高级将领。空袭导致包括平民在内的伤亡，引发伊朗誓言实施“严厉惩罚”的报复；

此后数日，伊朗对以色列本土发动了密集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以色列的“铁穹”“大卫弹弓”等防空系统全天候拦截，两国实际处于准战争状态。伊朗还动员了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等地区盟友，对以色列及其盟友目标进行袭扰攻击，红海和波斯湾的国际航运险情频发。

美国虽未直接参战，但加强了在中东的军事部署，并警告伊朗不得攻击美军设施。国际社会纷纷呼吁克制联合调停：联合国安理会应伊朗请求召开紧急会议，中国、俄罗斯支持通过外交斡旋降温危机。

然而截至目前，冲突尚无缓解迹象。这场危机可能如何演变？将对区域格局和全球经济产生怎样的冲击？中国应当如何在大国博弈中保持战略定力、平衡利益与风险？

一、战争的可能结局：从僵持到失控的三种推演

 1. 僵持消耗战（概率约60%）

以色列与伊朗在初期激烈交锋后，逐步进入一种长期僵持的消耗战模式。双方刻意避免全面战争，但不断进行低强度互相打击。以色列持续动用空军和导弹，对伊朗境内的核设施、导弹基地和军事指挥中心实施定点清除行动；伊朗则通过导弹与无人机频繁回击，并支持黎巴嫩真主党和也门胡塞武装等代理势力，对以色列进行袭扰。

虽然冲突强度远高于普通局部战争，但双方仍未突破导致战争彻底升级的底线，美俄等大国也采取“有限介入”，提供情报和防御支援而避免直接参战，局势维持在可控但紧张的状态。

形成这种僵持状态的核心原因是双方成本和风险的精确计算。以色列军事实力虽占优，但彻底摧毁伊朗核与导弹能力需付出巨大经济代价。

根据以色列前军方顾问的测算，以色列一晚应对伊朗密集导弹袭击的防空成本就可能达近百亿元人民币，持续数周即耗尽全年军费预算的很大比例。这种经济上的不对称消耗，迫使以色列在最初大规模打击后不得不有所克制，转入以防御为主的策略，避免财政崩溃。

另一方面，伊朗导弹库庞大，且多处于地下或移动状态，难以被完全摧毁，但其空防和基础设施又显著弱于以色列。一旦伊朗贸然升级，比如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或攻击美军基地，将立即招致美军毁灭性打击，因此伊朗也倾向于采取谨慎的“代理人战争+拖延战术”，消耗以色列的耐心与经济实力。

经济方面，这种持续僵持的消耗战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主要体现为市场的不确定性和局部供应链中断风险。石油市场将频繁剧烈波动，布伦特油价可能在每桶90～120美元之间震荡。一旦冲突有任何失控迹象，尤其是威胁到霍尔木兹海峡，油价可能迅速飙升，全球能源市场动荡。

此外，中东地区物流航线的风险溢价提高，航运成本与保险费用增加；以色列的高科技产业因预备役大规模征召面临严重劳动力短缺，可能导致大量初创企业倒闭。

这种持久的经济消耗战，将持续考验双方的承受能力和全球市场的耐心。

 2. 伊朗政权更迭（概率约20%）

这种情景的核心是以色列对伊朗政权最高层成功实施“斩首行动”，例如刺杀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或革命卫队核心指挥官，引发伊朗内部权力真空和全面混乱。

强硬派可能在愤怒中发动激烈报复，甚至将战火扩大至美军基地；同时国内经济崩溃导致大规模骚乱，各派系争夺权力，局势迅速恶化。在内外压力之下，伊朗可能出现两种走向：

一是伊斯兰革命卫队鹰派通过军事接管实施更强硬的政策，甚至不惜全面对外战争；

二是政权完全碎片化，伊朗陷入长期内战和无政府状态，类似叙利亚或利比亚的局面。

以色列一直视伊朗核计划为生存威胁，部分战略圈人士公开表示，军事打击本身无法永久解决核问题，真正目标是促使伊朗内部发生政权更迭。但“斩首行动”虽然诱人，却极为冒险。

伊朗政权在数十年的制裁与动荡中形成了强大的韧性，且缺乏可信的替代力量。即便高层遇袭，掌控军力的革命卫队也可能迅速填补权力真空，使局势更加危险。

因此，尽管存在外部推动和内部动荡的可能，这种剧变场景的概率仍相对较低，但一旦出现，必将深刻重塑中东格局，加剧区域不稳定和全球博弈。

 3. 代理人战争升级（概率约20%）

该情景描述的是伊朗在局势不利或极端报复情绪驱使下，决定全面动员中东地区的代理人力量，使战争快速升级。黎巴嫩真主党可能发起对以色列北部的火箭弹和导弹攻击，加沙地带的哈马斯和伊斯兰圣战组织则向以色列南部发动密集袭击，形成南北夹击。

同时，也门胡塞武装可能利用远程无人机和反舰导弹，威胁红海和曼德海峡航运安全。最危险的情况是伊朗采取激进措施，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或攻击波斯湾内油轮与海合会国家石油设施，将冲突升级为地区全面战争。

一旦这种情况发生，全球经济后果将极其严重。霍尔木兹海峡输送全球约20%的石油，如果海峡被封锁，即使短暂中断，油价也可能迅速飙升至每桶150美元以上，全球经济面临严重滞胀风险。

此外，美国将不得不出兵保护海湾盟国，可能导致与伊朗的直接军事冲突，进一步恶化局势。这种代理人战争升级虽概率不高，却是极为危险的失控局面，各方均保持谨慎避免触发这一灾难性情景。

二、僵持战的经济冲击：谁更受伤？

僵持的消耗战不仅在战场上较量，也考验着交战双方经济的持久力。以色列与伊朗经济结构差异显著，各自的软肋和优势决定了其抗压能力的不同。与此同时，卷入其中的海湾产油国和美国也面临不同程度的经济冲击。

 以色列：“高科技经济”的双重困境 

以色列经济以高科技产业为支柱，但持续战争正严重侵蚀这一根基。首先，巨额的防空拦截费用极其沉重。每枚“箭”-3反导拦截弹成本约350万美元，而伊朗导弹成本仅几十万美元，以色列每夜应对密集袭击的防御成本就可能超过10亿美元。

2024财年以色列国防预算仅约465亿美元，这种高烈度防御模式显然难以长期维持。据牛津经济研究院估算，战争爆发以来，以色列军事开支同比激增93%，政府被迫大量发行债券，国际评级机构已下调其信用展望，警告战争持续将进一步恶化财政健康。

更严重的是战争对劳动力的冲击。以色列紧急征召约36万预备役，多数来自科技和金融行业，大量企业陷入人手短缺。高科技部门贡献全国出口的一半以上，但大量技术骨干入伍后，这一领域正陷入低效运转甚至停摆，超过6万家中小企业可能因人力短缺、供应链断裂而倒闭。

此外，旅游业也遭遇严重打击，外国游客锐减，服务业收入断崖式下降。以色列GDP增长预期因此从3.5%骤降到1.5%以下，甚至可能出现负增长。如果僵持长期持续，不仅经济陷入停滞，技术人才流失和资本外逃的趋势也将加剧，长期竞争力受到严重威胁。

 伊朗：“石油命脉”面临致命风险 

相较于以色列，伊朗经济规模更大但结构单一，石油出口长期占据政府财政收入的一半以上，是国家经济的绝对支柱。每天出口约170万桶原油，其中大部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出口到中国等市场。

因此，海峡安全直接关乎伊朗财政稳定。一旦海峡受阻或出口市场萎缩，伊朗财政立即陷入瘫痪。战争爆发后，以色列不断攻击伊朗油库和输油设施，加剧伊朗国内燃料供应短缺，更重要的是战争氛围令原本有限的国际买家减少采购，以规避风险。

制裁压力叠加战争冲击，伊朗货币里亚尔持续贬值，过去一年内贬值幅度接近一半，通货膨胀率高达50%以上，食品和药品价格飙升，民众生活困苦加剧。

今年以来，伊朗多个城市已有零星抗议发生，虽然规模尚未达到政权威胁级别，但若经济继续恶化，大规模社会动荡的风险将显著上升。历史上，伊朗政权合法性曾多次因经济崩溃而受到严峻考验，这次也不例外。

伊朗虽试图通过地下走私和避开欧美制裁的贸易等灰色渠道缓解经济压力，但这些措施无法从根本上抵消战争的长期损耗。如果冲突持续半年以上且外交无突破，伊朗可能陷入严重财政危机，甚至触发全面经济崩盘和社会动荡。

综上，以色列经济多元但对人力资本高度敏感，长期僵持将损耗核心竞争力；伊朗虽拥有资源优势，但单一经济结构和国际制裁使其更加脆弱。

最终，这场经济消耗战不会产生真正的赢家，双方可能在付出巨大代价后不得不回到谈判桌上，以求止损。

三、中国的战略选择：利益平衡与风险

中东动荡对中国既是挑战也是考验。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地区重要利益攸关方，中国在此次以伊冲突中选择了克制的平衡策略。如何既维护自身利益又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中国需要多维度精准布局。

我国在此次冲突中明确了利益底线并自设了风险红线。首先，中国绝不支持通过外部军事干预实现伊朗政权更迭。中国长期反对颠覆别国政权，认为伊朗稳定符合自身利益。如果伊朗陷入政权真空，中国会倡议联合国主导维稳，而非纵容外部势力扶植亲西方傀儡。

其次，中国不会向伊朗提供“无条件保护”或军事联盟。伊朗若希望中国像俄罗斯对白俄罗斯那样提供军事保护是不现实的。中国不会因伊朗与美国、以色列直接对抗，更不会军事介入冲突，仅在安理会外交上支持伊朗的合法权益。

此外，核安全也是中国的明确红线。如果冲突导致伊朗核设施受损，中国将积极参与国际援助，避免核事故扩大。但若伊朗在冲突中冲刺核武，中国也将强烈反对，支持国际社会进一步制裁。中国决不允许中东地区出现核扩散或全面核军备竞赛。

从经济上而言，中东是中国重要能源供应和“一带一路”节点，以伊冲突增加了地区风险。中国当前战略核心是降低对冲突地区能源依赖，推动能源多元化。

首先，加快从俄罗斯、中亚进口能源。俄乌冲突后，中俄能源合作加深，中国已增加俄罗斯石油进口。规划中的中俄西线天然气管道和中亚-中国天然气管道D线将大幅提高能源安全冗余。

其次，加快战略通道建设。中吉乌铁路2023年9月开工，该铁路将成为“一带一路”的新枢纽，未来货物甚至可绕开马六甲和苏伊士直通欧洲。中国正加速推进该铁路，以增强跨洲运输韧性。

外交上中国的原则也非常明确，那就是“倡导对话，拒绝站队”，中国积极推动多边斡旋，发挥劝和促谈作用。中国在联合国多次呼吁各方停火，强调国际法原则，避免攻击民用和核设施。中国还与俄罗斯等国一道，为伊朗提供必要经济支持，以换取其军事克制。

在具体操作中，中国以自身“朋友圈”为基础，与伊朗及以色列同时保持密切沟通，通过上合组织、金砖国家以及欧盟国家（如法、德）共同构建多边对话渠道，推动以伊双方私下接触，探索停火路径。这种策略体现了中国的中立性，不加入西方阵营对伊朗的制裁，也不支持伊朗过激行动，而是以国际规则为基础，维护地区稳定。2023年，中国成功促成沙特与伊朗恢复外交关系的案例，凸显了这种外交策略的有效性。

四、结语：中国需做“冷静的平衡国”

面对剑拔弩张的以伊冲突，中国既不能袖手旁观，也不可贸然介入。最佳路径是在冷静评估的基础上，采取综合平衡策略。

短期看，中国应发挥经济影响力，帮助伊朗稳住局势，防止其因内外交困倒向极端（无论是投靠他国阵营还是政权崩溃引发难民潮）。这包括继续正常中伊贸易、在人道领域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等。

中国还需严防以伊冲突打断自身在中东的重要项目进程，比如确保中资在当地的工程人员和资产安全撤离或防护。在外交场合，中国可联合新兴市场国家呼吁停火，为伊朗争取安全保障承诺，从而创造条件结束战事。

中国可以将“一带一路”倡议与战后重建深度结合，例如提议在停火后牵头成立中东重建投资基金，由中国出资和工程技术参与，帮助伊朗和受影响的周边国家恢复经济。这既塑造中国“中立调停者”的正面形象，又实质性增加了各国对和平的投入意愿。

在安全架构上，中国可以倡导建立海湾地区多边对话平台，吸纳伊朗、沙特、以色列等共同讨论安全保障机制——参考近期中国促成的沙特伊朗和解经验，通过对话逐步降低互疑。

中国有意让世界看到，与西方动辄军事介入不同，中国提供的是另一种“东方解决方案”：以经济合作夯实和平基础，以外交对话解决安全困境。

归根结底，以伊战争的走向充满不确定性，但中国对自己的定位却应当是确定的：不选边偏袒、不火上浇油，而是做负责任的大国，冷静审慎，平衡各方。在刀尖上起舞，维护和平机遇，同时守护自身利益。这场中东危机或许也是中国外交成熟度的一次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