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你提供具体的空难相关内容呀，比如空难的大致情况、幸存者经历的特殊事件等，没有这些信息我没法准确写出空难幸存者的故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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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6月12日，对于维什瓦什·库马尔·拉梅什来说，一定会是永生难忘的一天。当那架航班号为AI-171的客机于当地时间12日中午1时38分起飞，准备从艾哈迈达巴德飞往伦敦时，他刚跟他的父亲打完一通电话，说马上就要起飞了——他没有想到灾难扑面而来，根据新闻报道说，“起飞后不久，飞机在高度达到约190米时突然下降，随后与地面失联，并坠毁在距机场不远、民房密集的低矮建筑区，一栋医学院宿舍楼被直接撞毁，引发剧烈爆炸与火灾。人员伤亡：印度警方公布的数据显示，此次事故造成至少265人死亡，机上242人中仅1人幸存。”

这个幸存者，就是维什瓦什·库马尔·拉梅什，只受了一点儿皮外伤和惊吓。被营救出来时，他根本无需担架，还能一瘸一拐地自己行走。而在他周边，全是惨不忍睹的尸体，其中还包括他的亲兄弟。他是一个极为幸运的人，专家分析说：“这名幸存者如此幸运的原因，是他11A的座位，恰好处于机翼梁下沉位置，飞机落地时，会在此处形成一个稳固的落点。这名幸存的男子，恰好被这个稳固的落点包围。亦如婴儿被母体稳稳地抱在怀里。”

维什瓦什·库马尔·拉梅什躺在病床上惊魂未定的照片，瞬间传遍到全世界的媒体平台上，远在中国的我自然也看到了。我想等他出院后，一定会有无数的媒体去采访他，一遍又一遍地要求他回忆当时的场景，也会饶有兴趣地观察他的精神状态。作为一名40岁的英国籍印度裔男子，他的前半生一直运行在“正常人生”的轨道上，此次空难之后，他的后半生将会与这个事件紧紧捆绑在一起。

等到事情的热度消散，他回归到日常生活中，空难带来的冲击可能才会慢慢显现出来。他可能终生都难以从这场灾难中走出来，也可能通过种种努力走出阴影。他的家人会是什么感受呢？毕竟他活下来，而他的兄弟却死了，一悲一喜，一死一生，让人难以平复。

不过，维什瓦什·库马尔·拉梅什并非空难中唯一幸存下来的人，历史上最知名的空难幸存者是一名叫朱莉安·科普克的女性。1971年12月24日，17岁的朱莉安和母亲一起登上秘鲁航空的飞机，准备回家与父亲共度圣诞节。但飞机在接近亚马孙雨林上空时遭遇大雷雨云，没有扛过来，在距离人类居住的城市几十公里的原始森林中坠毁了。机上92名乘客，只有朱莉安一个人存活下来。

考虑到当时飞机是从3000米的高空往下坠落，而绑在飞机座位上的朱莉安不仅没有被砸死，还活了下来，堪称是“现代奇迹”。这还不是最传奇的部分，要知道她掉下来的地方是雨林，四处没有人烟，也没有肉眼可见的路可走，她在丛林中独自走了11天，最终被人发现，得到了救助。她的存活，在当时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并对她未来的人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011年，朱莉安首度著书讲述这场匪夷所思的浩劫（原版书名是When I Fell from the Sky，国内引进时改为《她的空难和她》）。她在书中写道：“那场空难发生在1971年，距离现在整整40年。这些年里，我的‘空中灾难’常常成为媒体写作的主题，报纸上写满了我的经历，‘朱莉安的故事’也因此广为人知。虽然有一些优质的报道，但可惜也有很多与事实相去甚远。曾有一段时间，我甚至被媒体的关注压得难以呼吸。为了保护我自己，多少年来我从不发言，拒绝了所有采访，并躲了起来。现在是时候打破沉默，告诉大家真相了。”

她在书中回顾了生物学家父母为鸟类和动植物科学做出的努力，重温了亚马孙雨林里的幸福童年，以及劫后余生的人生转折，当然最让人关注的还是她在雨林中如何觅得一条生路。有人嫌她把这个过程写得过于简单，而又对后续过长表达不满。恰恰相反，我觉得她从这场人生的巨变当中，意识到雨林对她的意义才是最触动人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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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个条件决定了朱莉安能在空难中活下来，一个条件是她足够幸运，在种种条件的配合之下，她避免机毁人亡。朱莉安详细描写自己从高空坠落的感受，“我一边下坠一边清醒地看着雨林在我身下旋转的时候，就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可能是我清醒的时间太短，根本来不及害怕，但我宁愿相信是因为我们体内有一种保护机制，让我们在极端情况下不至于因为害怕而发疯甚至直接死掉。我的经验告诉我，遇到可怕事情的时候，人们往往会变得释然，情况越恐怖，越是这样。恐惧的感觉往往在事后才会显现，就像博登湖上的骑士的故事说的那样，他到了坚固的岸上才意识到自己刚才骑马走过的冰面有多薄，然后害怕地倒在了地上”。

实际上，她一点儿都不害怕。1971年12月25日，空难的第二天，她从漫长的昏迷中醒了过来，这件事还没有结束，“我当时明确地知道我从飞机里坠落了下来，但严重的脑震荡以及内心深处的震惊让我的心智不至于完全失去控制。我从小就在父母的亲身示范当中明白了，人们在大自然中遇到的绝大多数情况都可以通过冷静的心态和缜密的思考来应对。现在的情况正是如此。……我毫不怀疑自己能找到办法，能从这片雨林里走出去。在我还是个小孩的时候，我父母就经常带我去雨林，我们每次都平安无事地出来了。”

要知道她掉落的地方是热带雨林，倘若她只是一个普通小孩的话，很有可能会迷失在丛林中失去生存机会，但她不是，这就要说到第二个条件，她是一个“雨林女孩”，“假如我从小就在城市里长大，也不可能死里逃生。不过我很幸运，小时候就在原始森林里生活过几年”。

她是两位著名动物学家的女儿，母亲玛利亚·科普克是秘鲁杰出的鸟类学家，她父亲汉斯威廉·科普克著有一部重要的作品集，书中总结了动植物界的生命形态。1968年，他父母在秘鲁的雨林建立了一所生物研究站潘瓜纳，那时她14岁，虽然很不情愿离开利马市的朋友们，还是不得不和她家的狗、虎皮鹦鹉一起搬进了“荒蛮之地”，并和父母一起在雨林里远行考察，所以她既熟悉了植物的世界，也探索了动物的世界，“在潘瓜纳，原始雨林就是我的家，我从那里知道了雨林里什么是危险的，什么又是安全的，熟练掌握了极端环境下的生存法则。在我还是个小孩的时候，我就敏锐地意识到了这片生物栖息地惊人的美，而且它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在世界范围内也是数一数二的”。

书中对于父母的关系描述相当动人。两人都是杰出的动物学家，他们抛弃城市生活，搬到亚马孙雨林，在非常简陋的条件下进行自己的科学研究，不但没有畏惧，反而充满了热情。生活中的种种不便算什么呢，富足的大自然会给予丰沛的补偿，“也许在我父母心中，这就是他们的香格里拉，那个其他人终生寻觅却没有找到的地方——一个平静和睦、远离尘世、美好得超凡脱俗的人间天堂。我父母发现了这个地方，在这里找到了他们的幸福。潘瓜纳——尤亚皮奇斯河上的天堂”。

从小在父母亲的耳濡目染之下，朱莉安对雨林的喜爱也不遑多让，“和吸血蝙蝠住在同一个屋檐下；在尤亚皮奇斯河里和凯门鳄擦肩而过；撑着独木舟在河上航行；早上仔仔细细地甩一甩橡胶靴子以防里面睡了只毒蜘蛛；随时小心蛇，因为那时候屋子门口就是雨林……我父母那时候教给我的在雨林里的生存技巧，后来帮助我在雨林里活了下来”。

具体有哪些生存技巧呢？朱莉安列举了一些例子，比如她学会了如何用米尺和指南针规划道路，如何在茂密的雨林辨认方向，如何识别分水岭以及如何利用印第安人留下的小道抄近路，也习惯于用砍刀在树上刻标记，帮助自己在雨林里找到回去的路。除此之外，她还学会了识别不同鸟类的叫声……这些技巧日后都救了她的命。

对于我们这些从未踏足过雨林的人来说，雨林是非常危险的。且不说各种各样陌生而危险的生物隐藏在附近，光是四处那些不可思议的叫声都足够吓人，到处都是有毒的气味弥漫，阳光透不进来的地方阴气森森，伪装的蛇很可能被你误以为是树枝……我们极有可能会被生物本能性的恐惧压倒，要么被吓得动弹不得，要么落荒而逃，然而逃也不知道往哪里逃，因为你会迷路，甚至绕了很多圈又会回到原点，甚至还会出现幻觉……这些对朱莉安来说却不是问题，她在经历了脑震荡之后从昏昏沉沉的大脑中把父母教授她的雨林知识都找出来，开始了自救之路。

她是如此地冷静，根本不会像后来以她为原型拍摄的电影里那个演员那样吓得浑身发抖，她分析原因可能在于她从小就生活在地震频仍的秘鲁，“我也是这样，从小就明白，就连自己脚下结实的大地都不一定可靠，更不用说其他事情了。我觉得这种意识总能在危急关头帮助我保持冷静。也许正是因为我从小就习惯了发生在生活中的不同寻常的事情，我才能从噩梦般的坠机事故中活下来。不管是有条毒蛇在大都市利马的花园里爬过，还是在半夜被恶鬼附身一样的床摇醒，我都能从容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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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此次印度空难的幸存者维什瓦什·库马尔·拉梅什失去了跟他同机的亲兄弟一样，朱莉安失去了她的母亲。

在她跋涉路上的第4天，她看到唯有附近有巨大的尸体时才会出现的国王秃鹫，“那也是我独自在雨林里行走以来第一次感到害怕。我看到了一排三连座椅，和我的一模一样，只不过那排座椅头朝下，向地里扎了大概一米深。还有乘客两男一女的脑袋也插在雨林的土地里，他们的腿怪异地向上伸着。”也就是说飞机解体时，她被单独甩到一个地方，而绝大部分遇难的人都在她发现的这里。

她没有找到她的母亲。日后，她被拯救出来后，跟他父亲交流，知道了她母亲的整具身体都保存得很完好，唯有头的上半部分却消失了，这让他非常苦恼，为什么那具尸体看起来那么新鲜？毕竟尸体在雨林里最多只能被完整地保存几天。而且，朱莉安也清楚地记得在她坠机后的第4天，她在那3具尸体旁边看到了秃鹫。蚂蚁、甲虫、苍蝇、乌龟和秃鹫都是擅长吃腐肉的生物，它们很快就能找到落在外面的腐尸。

所以在那多天后，为什么她母亲的尸体还保存得那么完整呢？答案只有一个，而且是很悲伤的答案：她肯定活了很长时间，“我如果没搞错的话，她可能才去世没几天。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她之前那两周受了什么苦呢？我通过分析得出了这些结论，然而自我保护机制让我不要去想”。这是何其残酷的推想。一旦这样的怀疑在内心里扎根，一辈子都不会从中解脱出来了。

据称印度空难其实还有一位幸运的人名叫Bhoomi Chunhan，因为交通阻塞，她到机场时离飞机起飞时间不到一个小时，机组人员不允许她登机，她非常沮丧地离开了机场。没有想到，她就此躲过了一劫。而在朱莉安那一次空难中，同样有一位没能登上飞机的幸运者，他叫赫尔佐格，闻名世界的大导演。2000年，赫尔佐格的纪录片《希望的翅膀》上映，片中朱莉安跟随摄制组一同再次踏入当年走过的雨林，那些残破的机翼、座椅都还保留在原地。

命运真是不可捉摸，幸运与残酷并置。当年朱莉安在那些绝望而孤独的夜里为自己的人生做出了决定，“那时我告诉自己，如果我能活下来，接下来的人生里一定要做一件有意义的事，为大自然和人类做出贡献”。后来她返回父母的祖国德国完成了学业，也成了一名动物学家，再一次回到父母建立起来的研究站潘瓜纳，“我曾坠落于雨林中，而雨林也接纳、拯救了我，还赠予了我无数珍宝。它的未来也是我们人类的、气候的、星球的未来，像我这样与之有着强烈共鸣的人，永远也不会放弃对它的守护”。

我们常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这个“福”未必一定会体现在物质层面上，而是经此一劫，从心灵上得到了一次常人难以抵达的体验，并由此生长出全新的感知。我不知道维什瓦什·库马尔·拉梅什未来有没有可能会读这一本书，或许他可以从朱莉安的经历中汲取力量——未必能走出阴影，但可以与它共存，并继续接下来的人生。毕竟，只要还活着，就有希望，就有无限的可能性。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观书评，作者：邓安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