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提供一些关于你父亲的具体信息呀，比如他的性格特点、职业、兴趣爱好等，这样我才能更好地为你写 200 字的描述呢。

我家的木箱里有一个花布包袱，里面保留着我们一家人留下的种种证件、照片、纸质证明……我父亲的高中毕业证也在里面。巴掌大的长方形红色封面，翻开内页一侧是“毛主席语录”（铅字打印一遍，下方又用钢笔手抄一遍），应该是被水浸湿过，有撕扯的残缺，抄写语录的蓝色笔迹已经浸染开来，无法一一辨认。一侧是“毕业证书”具体内容：学生张显升，系陕西省商南县文化坪公社人，现年十八岁，在本校高中二年级修业期满，成绩合格，准予毕业。 落款：商南县湘河中学革命委员会，七八年五月二十四日。落款的红色钢印旁本该有一张照片，但是空白。

这本毕业证是我母亲在我父亲29岁时嫁给他后，从家中挤满杂物的抽屉里发现的。当时，这张本该保留父亲18岁样貌的照片已经遗失，一同遗失的还有一张父亲和同学的合影。 

父亲的高中毕业证

一

1978年，从历史维度看，很多改变个人阶层和命运的事都在那一年发生。我父亲参加完高中毕业会考，拿到毕业证后，把书本背回家，成为一个农民，开始挣工分。外面世界发生的事，他与之擦肩而过。

五十年后，父亲和我一起生活在深圳，以做清洁工攒养老钱。回忆起大半生的时光，他在笔记本上写：改革开放的洪流把我给推到沙滩上碾成了渣子。

我多次问过父亲：“你为什么没有多试几次，去考大学？”他的回答总是很冷淡：“那时没有心情，村里同龄人没有一个人复习，老师在课堂上有说，那是大的历史机会，但我们那时年轻，没有人把这些话当一回事。把复习资料拿回家一看，好多题目都不会，就放下了。”

在我受教育的过程中，关于高考，我知晓的主流叙事是：改变命运。我甚至在做记者时，曾回访过那些在1977年参加高考的人，把他们的故事写出来，发在报纸上。但其实，真正的现实中，像我父亲这样只在“门”前扣一下，并未推开那扇门的人才是大多数。那扇门里的风景，他们在随后的岁月里才知道是那么丰饶。

父亲曾试图去当工人。毕业前，他去学校附近一处石棉矿的矿山上找在那里当工人的叔叔，花了半天时间学习用土火车在坑道上运输矿渣，却不小心把土火车弄翻，差点连人带车滚下矿场失去性命。这样的危险让父亲感到了恐惧，回到学校后，放弃了去矿山的念头。

父亲读高中的学校也是我后来读初中的地方。他常说，读高中时常常吃不饱饭，要走近百里路去学校。我上学时，除了能吃饱饭，教学楼由瓦房变楼房，其他似乎没什么变化。我在没有遇上便车时，依然要走近百里去学校。

与我母亲对年少时失去受教育机会的懊悔相比，我父亲对当时没有继续考大学的懊悔似乎显得轻飘飘。他那淡然的表情似乎像是在应付我的追问。他对他没能上大学，理所当然的接受了。仿佛只是作为女儿的我总是在想象如果他读了大学，人生会有另外的可能。比如，以他对手工的热情和专注，也许他能成为一个好的建筑师、工程师。

“这个娃糟蹋了，留在家里糟蹋了。”父亲的一位老师，每次经过家门口时，都会发出同样的叹息。在我母亲的印象里，年轻时的我父亲是一个“苗条”人，翻译过来就是长得帅，个子高。如果“有条件”闯，能闯出去，至少比起他后来的生活，要少吃很多苦。我父母对吃苦的理解纯粹是指身体上的：俯身，弯腰，流血，病痛等。

我母亲有时会嘲笑他：“都读完高中了，却回家做农民。”仿佛她要是和我父亲交换一下人生，她当时一定能走出去。相比我母亲过早地结束学校教育，在未来的生活中，因为不识字给自己造成的种种阻碍相比，父亲在那个年代读完高中，是已经能接受的基础教育的尽头。他因学习得来的知识在农村反而无法派上用场。在做农民的岁月里，用我母亲的话说，他把地种好了，却把知识“荒”了。

“那时也不怕当农民。”村子里所有的年轻人都在当农民。父亲在一种认命的随大流中进入了和泥土、粪水、树木打交道的生活。

2007年秋天，我上高中时，父亲送我到学校，他主动叫了当时语文老师的名字，而对方明显很惊讶，已然不记得他。回头父亲告诉我，我的那位老师是他的高中同学，是当时班上少数通过复读考上大学的人。我当时很震惊，父亲当时正准备去山西朔州的煤矿挖煤，顺路送我上学。为什么他只能出苦力？他也不只一次讲过，在他的高中同学里，有人因为跑得快，成为一名体育运动员，后从政；有人多次复读后，考上大学，成为端着“铁饭碗”的公职人员。

父亲把这些人的“成功”归结于，他们拥有更好的“条件”。“那时没有条件”是我父母在面对来自孩子们对很多问题的追问时给出的答案。“条件”是指事物存在、发生或实现所依赖的前提、限制或要求，它的本质是事物间的依赖关系，体现为对结果的控制或约束。这“条件”背后，往往会牵出一些沉重的现实与沉潜在记忆里的家庭往事。 

二

我爷爷是当时村里少见的上门女婿，忠厚老实。与我奶奶结合前，他是几十里外村里的放牛娃，我那四处为家做篾匠的太爷把他领回来给因长疮烂掉鼻子而毁容的女儿做了丈夫。爷爷与我奶奶共生下七个孩子，只成活了三个，分别是我大伯、我父亲、我姑姑。关于那四个因各种意外没能成年的兄弟姐妹，我父亲跟我讲过其中一个：天太冷，一只肥猫跳进摇篮，压在了婴儿身上，造成窒息。

父亲十八岁高中毕业时，我大伯二十四岁，因出生时窒息，无法控制自己的脸部表情，智力也比不上常人，靠做竹编手艺挣饭吃。我姑姑十二岁，小学二年级便辍学，已在家做家务干农活多年。她辍学的原因现在想来也令人不可思议：她丢失了一只银发夹，怀疑是邻居家跟她同班的女孩拿走的，但对方不承认，她和那个女孩大闹一场，便不去上学了。

当时，山脚下的乡村农田仍归属集体，每家按劳动力的出工天数算工分，年底分粮食。没有劳动力，就意味着分到的粮食更少。用父亲的话说，家里年年爬起来都是“缺粮户”。

在父亲求学的年代，只有八年学制，分别是：小学五年，初中两年，高中两年。在当时的陕南农村，我爷爷奶奶能把儿子供到高中毕业，已是少见，继续让我父亲求学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要把高中读完，是父亲坚持的。

上高中期间，父亲利用课余时间为学校附近的粮站给粮食装包赚钱，一包180斤，5分钱工钱。周末回到家后，作为一个劳动力去生产队上工，一天8工分，做一些除草、撒种子的活。十八岁的他，对当时的家庭来说是一个能解决缺粮问题的主要帮手。

离开学校后，父亲马上被推到了要担负一个家庭继续运转的处境中。失去了能够满足继续求学的一切“条件”，所面临的是一系列的动荡与变故。此后漫长的劳作中，父亲一直走在一条隐忍、沉默、勤恳的道路上。他按部就班地往前走，接受生活的一切，很少说“不”。

1978年下半年以及随后几年，是中国社会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时间。对我父亲而言，一个个又一个家庭灾难，让这个年轻人几乎深陷沼泽。他形容那些年：像是老天在罚我，万般由命不由人。唯一庆幸的是，好在他还健康，有一身力气。他相信只要肯干，生活会变好。

那年夏天，我奶奶在山上采摘一种叫“五味子”的中药，摔断了腿，损失一个劳力。秋天，父亲去门前的柿子树上摘柿子，踩断树干，掉下来摔断了右肩肩胛骨，跟亲戚借了几百元钱，在县城大医院做了手术，留下了一道长长的蜈蚣形状疤痕。这次受伤，让他成了“左撇子”。

1979年，父亲的伤渐渐恢复，一时无法干重活，生产队安排他放羊，不管天晴下雨都要把羊赶上山。开始十多头，到年底发展到四十多头。村里人赞扬他羊放得好，给集体增加了一笔收入。年终结算时，一家人从“缺粮户”变成了“余粮户”，还留下了一只羊崽家养。借来用于手术费的钱也还了一部分。

1980年，生产队的集体土地开始划分到生产小组。那时，人们已经在有意识地盘活资源，创造收入，生产队建议派两个青壮劳力出来搞副业，父亲报名了，一天给四元钱，另加一个劳动日十工分，一个月按二十八个劳动日算。他很快将自己投入进日复一日的劳动中。

他写：

开春后，砍火粪柴不到半天，手便磨起了泡，柴火捆得一头大来一头小，滚不下坡。同村青年王日青看见了说，小叔，你要把它对齐，搞成两头一样大，捆紧才行。火粪烧好了，要把厕所里的大粪担去浇到里面做农家肥，当时家里没有粪桶，问邻居借一对。第一天挑大粪和村里的大力士王日辉一块，一堆浇两担，他铲土我浇粪，他教我顺着风的方向浇，不然会溅身上来。一担桶一只大一只小，他让我用小的。我就是这样成为一个农民。

1981年，分到小组的土地划分到户。父亲深切感受到，作为村里的边缘家庭，无论是在背地里，还是明面上都遭受更有权力人的欺负。需要长期外出的修水库、修公路等外差，队里总是派爷爷去，往往几个月都不着家。分土地时，爷爷照常不在，奶奶是个不当事的慢性子，父亲还年轻，自然落到的都不是什么好地块。分到的都是离水源远，离家远的旱地。当时陕南农村的土话说，远田远地不养家。父亲种田时，大量时间花在了路上，搞副业赚钱的时间就变少。

那时，几乎村里每个青壮年都会手工，靠双手吃饭是一种约定俗成的常识。得益于秦岭山脉里丰富的森林资源，烧木炭是当时盛行的副业。烧木炭的窑是以黄泥土和干麦草为原料，手工箍起。一窑木炭一千斤左右，烧好需要花一周时间。木炭出炉冷却后装在竹筐里走七十里山路担到过风楼（地名）去卖。一根扁担，两头竹筐是沉甸甸的木炭，共计八九十斤，挣十几块钱。凌晨三点从家里出发，晚上赶回来。

那年冬月二十七，是一个大晴天，并不冷，凌晨三点，父亲挑着一担，姑姑背着一背篓木炭出发去镇上。没有手电筒，身上负重也无法打火把，天未亮之前的那十里路两人是摸黑走的。到镇上十点多，那天的木炭很快就被买走了。回到村里时，太阳还未落山，田埂边被照得一片枯黄。“底下老张在坡上摔跤了。”父亲听到邻居们讨论，紧着心往家里赶。

初冬，麦子已经种下地了，属农闲时节。那段时间，爷爷借用了邻居家的窑烧木炭。爷爷负责砍树，把树滚下山，变成一节节的树桩。父亲是一个助手角色，装窑时，负责把木桩递进窑里。那处山沟在村民口中叫“天树沟”，从我家老屋门口一眼能望到山尖。那天，按照原计划是爷爷把树弄下山的日子。

父亲和姑姑到家时，大门紧闭，两人接着往山里赶。走到山脚下，遇到了奶奶以及上山找人的村民，他正背着重伤的爷爷往家的方向疾走。父亲手摔伤后养羊留下的那只羊崽，养了快两年，已变成一只肥肥的大白羊，它跟在匆忙的人群后面。

半下午时，放牛的邻居告诉奶奶，听到山里有人在喊救命。奶奶去村里喊了人来帮忙。父亲说要去找医生，背着爷爷的村民说，等会儿，回到家再说。爷爷被平放在床上，他含糊不清地告诉20岁的我父亲：“我冻死了，我是好不了啦！你把那几块木板给我蓬蓬就可以了。”说完，他硬要起来，父亲扶起了他，人很快就断气了。

麻绳单挑细处断，哭天无路。家中没有棺材，作为儿子，当务之急，他需要给他的父亲找到一副。他在记事本上写：

队里的谭礼斌说，他带我一路去庙沟田家看看，他家有一副，结果好话说尽，他不卖。到大西沟吴家也说不卖，从晚上跑到天亮，一无所获。回到家，王家村民说，我把我的一副杂木料给你，你还我一副柏树的，应承，解燃眉之急。

“羊杀不杀，猪一定要杀。”负责葬礼事务的队长如此说。后来，猪也杀了，羊也杀了。在参加葬礼送礼是送萝卜红薯的年代，一头猪和一只肥羊成了村民改善伙食的机会。葬礼后，父亲回到了爷爷出事的现场，在那里找到了被埋在土里的毛线帽子，杂草丛中的斧头、旱烟筒、镰刀。按照父亲推测，爷爷应该是踩松了一块石头，连人带石头一起滚了下来。爷爷的旱烟筒至今仍保留完好，灌上水就能使用。

爷爷留下的旱烟筒

父亲一直记得爷爷去世前一晚他做的一个梦：村里的村民背着印有“红军不怕远征难”字样和红色五角星的军绿色帆布包往自家的方向来，像是参加葬礼。我姑姑则告诉我母亲，她总是梦见我爷爷像乞丐一样在大路上讨饭。

三

如今，父亲的年纪已经超过我爷爷当初去世时的年纪。他在记事本里记录下一些童年和青春时期与自己父亲相处的场景。

1960年代

童年，秦岭山区的冬天比现在冷。北风吹得似没穿衣服。刚记事时，父亲天天干农活，难免手脚都裂开好多口子。每到晚上，他都用开水泡手脚，等老茧泡胀后让母亲用丝钱缝。我照灯，看着母亲用力锋了一个又一个裂口，感觉缝一针心痛一下，问他痛不痛？他说不痛，缝的都是老蛮。有时缝得用力大了点，很痛，又用剪子剪开重新缝，不缝就会裂得更开，痛得不能走路，只有再缝。隔几天线磨断了又缝，直到春暖花开了能好。下雪了，父亲教我堆雪人，在雪地里画动物。手掌按下就是个雪手掌。给我做玩具，弹弓，陀螺。后来教我编草鞋，和他一块拉葛条，砍黄胡麻。嘴里哼着：“葛麻打草鞋，一代传一代。”

1960年代

村里有两个铁匠，何伊三和吴金成，他们都是种地领头人。搞农业没有工具不行，叉锄，板锄，耙锄，斧头，柴刀一样少不了。年年都得请铁匠制这些。

何伊三的铁匠铺放在家里，农民要打/修铁器工具就提前约好时间，自带粮菜（以豆腐、豆芽、大肉细粮为主）、木炭、铁板和要修的旧农具过去。他的老婆被称为铁匠婆，做一手好茶饭，对人厚道。

打铁时，父亲把时间约好，时间到了，让我也一块去做帮手。更深层的意思是跟着一块吃几顿好饭。我有时帮拉风箱、有时提水、或者给炉中加炭。铁块烧好后，师傅用钳子镊住，用小锤叮叮敲两下，拿大锤的则跟着铁块锤打，打得火花四溅，几个回合，一件锄头就打成了。何铁匠制出的工具火候好，但外表有点毛糙。吴铁匠工具打得好看，但火候有点软。人们调侃他：打的柴刀顺皮上，打的斧头敲棒棒。

一次，吴铁匠上门，在我们生产组支起了铁匠炉，家家户户不是打二天就是三天。铁匠手艺全在火候上，软了卷口，硬了掉口。父亲想叫他把火候调硬点，他答说，打铁有歌决：“春打桃花，夏打雪……”这次打的工具，果然好用多了。

1970年代

我爷爷死时很年轻，爷爷死后奶奶日子没法过，便改嫁到何家，生了个女儿，这个女儿便是我姑姑。姑姑长大后，嫁到距我家七十里外的白庙村，生了七个孩子，一头一尾是女儿，中间五个儿子，红红火火一大家人。

她的大儿子比我大十二岁，他结婚时，我和父亲要去参加婚礼。日子到了，父亲带了块银元去喝酒。大表哥叫熊光朝，身材高大，笔直的帅青年，媳妇姓余，大户人家。苗条淑女，大接大嫁。娘家的嫁妆有柜子箱子、桌子棉被。姑姑家派了好多人拿着红彤彤的木杠和红绳。说媒的、支客（宴席中的主导人）一大队人马出发了。

新娘到家时安排有乐队，放鞭炮的，把送亲安排到舒服的房间，新娘新郎拜天地、拜高堂。接下来由支客安排客人就席，给爸爸安排了个上席。这也是我第一次看到娶亲的热闹场面。回到家，妈妈问喝醉没？父亲答：“不是我非要坐上席，是下席都坐不了了。”哈哈乐了！

1970年代

父亲被派出去出公差修公路那两年，正是我读高中那两年。他的主要工作是为铁匠炉子烧炭。他烧炭的地方是“下阳坡”（地名），宽敞的一条大沟，下半部都是黄泥地，阳光特别好，从日出晒到日落，地里种的全是红蓍。上半部是山林，窖就建在那儿，地里有几间房子，父亲和工友就住在那。一次，他带口信，要我去拿红薯到学校吃。我去见了他，拾了好几袋子。

那天的午饭吃的是“红薯糊汤”（陕南的一种特色粥食）。他洗了两个红薯，把水烧开，红薯煮熟，把家里带的玉米粉放进去搅拌，我们就着酸菜，吃得很香。我在山上住了一晚，第二天带着一袋子红薯去学校，那红薯成为我的干粮，每天放在学校大食堂的炉灶里烤熟，现在想来，嘴里还有那焦香的滋味。 

我父亲自认为，他对手工的痴迷与对种地的认真，有一大部分是源自我爷爷。他记得我爷爷干农活干得很快活，心情好时会唱起山歌。土地未划分到户之前，生产队上有两个大晒场，上午收回来的麦捆散开来铺平，吃完中饭后，用连枷（一种脱粒工具）击打麦穗脱粒。儿时的他，能分辨出自己父亲手中的连枷声音更清脆，更好用。后来，生产队里的人都找到跟前，让爷爷帮忙制作连枷。

1981年对我爷爷来说其实是充满希望的一年，这一年土地分到户，他就像是捡了宝贝。父亲写到：虽然地远，但他很有干劲，他把地边周围挖了一米多宽不见一根草，烧的火粪大瓢浇都用不完。那时的农家肥制作步骤是这样的：把砍来的柴铺成堆，土压在上面，点火燃烧，柴烧完了，就是一堆火粪。等火整个熄灭后，再在土堆上浇上厕所的大粪发酵，几天后便可使用。这一年，我家的小麦长势喜人，宽宽的叶、黑青色，碧绿映眼。小麦成熟季节，微风吹过，麦田泛金波，一浪赶一浪，大的麦穗，粒粒胞满。收的小麦，柜子满了，装进尼龙袋子，堆了一方墙。可父亲在年底岀了意外，邻居说，这是“孝”庄稼。

爷爷离世时，笼罩在父亲头顶的还有另外一层阴云。他的“老实”大哥肚子已经痛了好几个月，尝试了各种方子都治不好，没有钱去更大的医院治，眼见着生命一天天枯萎下去。村里人传言说，是因为他头年秋天剥掉了村里土地庙旁边古树的树皮，惹了土地爷发怒，才得此怪病。事实上，我这位大伯得的也许就是普通的肠胃炎。

勉强撑着过完1982春节，正月初七，父亲的大哥在肚子痛了小半年之后，离开人世。短短三个月，一家五口人损失了两个。此时，父亲离开学校已经四年。同村一位上学时爱好物理，高中毕业后被乡政府安排到各村放电影的同学常给父亲带来原来同学的消息，谁考上了师范大学，谁考上了外国语大学，谁由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教师……这些消息在父亲心底掀起涟漪，但很快便熄灭了。

父亲在老家山中

父亲在深圳

对于我来说，爷爷和大伯都是已早早消逝的人，他们没有留下一张照片，我从未见过他们的样子。他们在这世上留下的印记除了老屋的几样老物件，便是门前已经荒芜的田地里那两垄黄土堆。

在我们一家人还在老屋居住的年岁，每年清明和春节前，父母都会去坟前祭拜。儿时的我偶尔也会跟着参与，听着父母念念有词祷告。这两个已经逝去的亲人所遭遇的生命最后阶段的痛苦，让我感到恐惧。儿时，每次去山里，经过爷爷出事的山洼都会感觉到阴森森的气氛；经过土地庙旁的古树，看着它浑身斑驳的深褐色树皮，都会想起它给大伯带来的那无法证实却被很多人深信的厄运。

对于当时22岁的父亲来说，眼前的现实是沉重的。日子只能硬着头皮过下去。他把主要精力都花在种地上，农闲时就做蒸笼、烧木炭，做筷子……踏踏实实做一个农民。

在父亲做农民的日子里，他修建了新房，更重要的是，他娶了我母亲。他此后的人生将与这位小他八岁的同村姑娘及她有九个兄弟姐妹的大家庭紧紧捆绑在一起。

备注：文中引用部分由父亲在手机上写给我，经简单修改和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