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似乎正面临着一场崩坏的局面。犯罪率呈现出惊人的激增态势，大街小巷弥漫着不安的气息。更让人惊讶的是，其中竟出现了怪老外参与犯罪的现象。这些来自不同国度的外籍人员，仿佛打破了日本以往的宁静秩序。他们的行为举止在日本社会引发了诸多争议，一方面是对多元文化的冲击，另一方面是对本土安全的担忧。这一系列现象让日本民众开始反思社会治理和对外来人员的管理，也让这个曾经秩序井然的国度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混乱与思考之中。

这个6月，每个国家的新闻都有自己的关键词。

东欧是战，美国是乱，我们东亚邻国日本是崩坏。

过去我们聊过的暗黑打工和针对老年人的犯罪，狠狠拷打了“日本安全神话”的说法，踹翻了日本例外的概念。

现在，各种恶性案件像黑暗之潮一样，正吞噬着这个岛国。

在这种状态下，治安何以至此，就成了他们迫切想要知道的答案。

2025年的春天，对于身处犯罪浪潮之中的日本人来说，并不明媚。

一系列发生在日本各地的无差别袭击事件，让这个国家陷入犯罪恐慌：

2025年1月，发生在日本长野县车站的刀袭事件，日本警方认定是无差别攻击。当日，一名46岁男子在车站门口持刀攻击3人，造成1人死亡，2人受伤。

同时，从东京到阜岐再到福冈广岛，各地接连发生了针对女性的无差别袭击案，造成多人死伤，其中最令人愤怒的案件，是发生在4月14日埼玉县一起案件。

4月是日本开学季。刚上高中的15岁女生佐藤美咲在放学途中遭24岁男子谷内宽幸的尾随袭击，不幸殒命，后据日本警方的说法，受害者全身共有17处锐器伤。

警方表示，凶手不认识受害人，他自陈犯案动机是因受过虐待而心理扭曲，想找个女的杀了——谁都行。

还有刚刚结束的五一假期，大阪西成发生一起针对小学生的无差别车辆撞击事件，7人受伤。

事件发生时，所幸当时一位70岁的退休警官发现了凶嫌的异样，及时控制，才没有造成更大的伤亡。

事后，嫌犯对警方表示，就是因为受够了一切，所以才想杀点人。

无差别案件就像是地狱使者，没什么比它更能传播恐惧了。根据日本警视厅数据，2024年此类案件数量同比激增37%。

这种毫无来由的凶恶犯罪，在情绪上给人感觉人人都是猎物，把整个社会变成了恐怖的大逃杀游戏场。再加上令和米荒、食物中毒以及暗黑打工和针对老年人的欺诈，整个日本社会便陷入了一种焦虑的状态。

民调显示，76.6%的日本受访者认为10年来社会治安不断变坏，认为日本安全的人也越来越少。

日本警察厅发布的《令和6年（2024年）犯罪情势（确定版）》报告显示：

刑法犯罪的认知件数在2022年时隔二十年首次出现同比增长，而到了2024年，已经连续三年上升，总数达到737679件。

图片来源：令和６年の犯罪情勢，令和7年2月警察庁長官官房发布

2025年的状况仍然没有好转，甚至显得更加恶化。

根据警察厅5月发布的《令和7年（2025年）犯罪情势（1-4月）》的数据，今年日本刑法犯罪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4.6%，其中包括杀人、抢劫、强奸、放火在内的恶性犯罪上涨8.7%，达到2248起。

图片来源：犯罪統計資料 令和7年1~4月分，警察庁刑事局捜査支援分析管理官

从现在状况来看，日本民众把治安恶化的因素，归结于了外者，也就是移民。

在社交平台上，人们称移民败坏了日本，并终将让日本走向毁灭。面对汹涌的民意与惊悚的现实，执政党自民党在移民政策上的立场也被推上风口浪尖——支持移民政策的官员被骂做卖国贼，反对移民和保守主义政策成了竞选中最大的绝招。

但事实，果真如此吗？

无论是从绝对值看，还是从人口占比来看，所谓外人是搅乱日本的罪魁祸首的说法，是立不住脚的。

面对外国人是导致日本社会崩坏的指责，有人根据日本法务省发布的《令和6年 犯罪白书》进行了计算，结果发现日本人在本国犯罪率为0.143%，而外国人的犯罪率则为0.036%。

很多日本人看见这数据直接破防了，主要破防点在于，他们觉得把“短期滞在的来日人口”也算进外国人的总量里，作为分母与在日犯罪的外国人数量进行统计，实在是有点作弊，不公平。

于是，一些非常严谨的日本人，就去除了游客的数字，单拿在留外国人的数字去和在日本犯罪外国人做统计，结果骄傲地发现了一件事：外国人的实际犯罪率达到 0.284%，是日本犯罪率的近一倍。

但遗憾的是，这种计算方式显然不合理，很快就被人指出了数学错误：因为这种流行论调的分母部分用的是在日外国人，但分子部分却用的是在日外国人+访日外国人的犯罪总量。如果做正确计算，那么外国人的犯罪率仍低于日本人。

看见正确核算结果之后，很多日本人又说，本地人犯罪比外国人多没什么了不起的，问题是外国人来日本犯罪才是问题。

你瞧，说到底还是一个保守国家闯入全球化后的文化焦虑和魔怔。而这种说法，在日本的历史语境中并不陌生。

从对战后朝鲜人社群的刻板印象，到泡沫经济破灭后对中国、菲律宾劳工的污名，再到近年对技术实习生用之即弃的态度，外国人在日本历史中作为社会病灶的反复出现，说白了就是情绪替身。

这种主流情绪，简单化了犯罪浪潮，也掩盖了日本社会更深层的结构问题。

在简化的过程中，日本媒体起了非常不好的作用。

日本学者船山和泉研究发现，媒体在报道同类犯罪的时候，如果是日本人犯罪，媒体不会强调其身份，但如果是外国人犯罪，国籍属性则会必然被强调。

同时，在报道日本人犯罪的时候，媒体也普遍喜欢把犯罪动机、心理动机作为信息要素进行展现，这种做法会在民众中造成外国人很危险的潜意识。

比这种突出性更有危害的，是利用标题歪曲事实。

在我记忆中最严重的事例，是很多媒体在去年8月转载一条消息，说是外国人在日犯下的重罪增加2000起，性犯罪增加5000起。

当时这一消息引发了日本民众的排外情绪，这一数字包含了日本人和外国人的全部犯罪数据。

虽然后续有人不断做事实核查进行更正，但时至今日，这种数据仍在社交媒体上作为攻击外国人的武器。

今天我们批评日本媒体在涉外犯罪上的报道，当然可以批评他们迎合受众，不够守正；也可以批评日本警方和新闻媒体为了维稳建立的“记者俱乐部制度”的合谋。

但这是问题的核心吗？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民族神话。

虽然这个词带着一股不靠谱的仙气，但它却是国家统治中最重要的精神支柱，是政权合法性的理由、是国家认同的根基也是国民行事逻辑的指南。

按理说民族神话应当跟成熟国家的宪法一样，不能轻易更改。但日本的民族神话却有过一次明确的更迭。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的民族神话围绕着“皇国日本”展开，它带着明显的种族主义味道：强调天皇万世一系、国运天命所归、民族独特优越。它表现在小学第一篇课文《日本好国》上，也体现在他们自居“解放者”身份的侵略战争上。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裕仁发表《人间宣言》、日本新宪法颁布后，皇国日本的民族神话也就土崩瓦解了。

明治时代的教科书

失去认同，也就失去共识，但想要往前走，人性和集体总需要给自己一个理由相信自己很特别，于是安全，就成了日本新的神话。

战后，迅速摆脱战败颓势，进入经济高速增长期，迈入发达国家门槛。再加上自民党对国内安全的有效控制，日本社会一直处在低犯罪率的情况下。

在上世纪70年代日本自信满满的时刻，他们抬头一瞧，现在日本跟穷国比自己富，跟富国比自己安全，这种观念上的田忌赛马，让他们自然而然地恢复了民族自信。

与之相伴的，是学术的跟进与论证，试图强调日本今天的大好局面，是因为民族性造就的：比如1970年中根千枝写了本《タテ社会の人間関係》强调日本纵向式人际关系，使其与西方不同。还有1971年本土居健郎写的《甘えの構造》论证日本人性格的特殊。

在这样的状况下，日本例外论就成了现代日本的民族神话，它的具体表现就是今天日本民众面对犯罪浪潮所采取的鸵鸟态度：

因为我们日本人特殊，所以日本安全，一旦不安全了，那一定不是日本人的错，是外来者的错。

人们如此偏激，是因为安全——是日本民族尊严的最后护盾和神话，戳破它，他们就会受伤。

这也是他们宁愿放着日本政府的官方网站明确数据不看，也要相信是外国人让日本崩坏的缘由。

就像明治到昭和日本拿外人的不堪，来证明自己的纯洁，从而来合理化侵略一样；日本的安全神话也要不断依靠“外人的存在”而维系。

这种思考方式就像是一个玻璃罩把人困于其中，攻击外界是一种洁癖。而困在的自己，必须要坚信外面足够坏，才能安慰自己现在足够好，这是意淫，也是祈祷——祈祷不是玻璃罩本身有问题。

但现在，正是这种虚伪，让他们自食恶果。

就在舆论在网络上把犯罪浪潮归罪于外国人的时候，越来越多的日本未成年人也在走向犯罪。

比如，东京都2024年未成年犯罪人数上涨22.4%，达到4101人。到了今年五月，日本全国已经出现了多起骇人听闻的未成年刑事案件：

 5月9日，爱知县一16岁高中生杀死爷爷奶奶后报假警。

 

5月11日，千叶县一15岁学生在街上袭击84岁老人，后者伤重不治。

 

5月24日，山梨县一16岁高中生在家刺杀父亲后自首。

 

...

成年犯罪尚可归于外人，未成年犯罪总归是无法逃避的问题了。

5月11日中学生刀袭老人的新闻报道

今天在日本互联网上，除了抱怨外国人，就是抱怨Z世代了。

按照日本的平均结婚年龄估算，他们的父辈都受到了1991年泡沫经济崩盘、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是就业冰河期长大的一代。

那是一个什么时代呢？是一亿总中流消亡的时代，是一个不成功就失败的年代。现代，父辈的失败也就被继承到了子女身上，对于中下层家庭的孩子而言，未来已从词典中消失。

在这种情况下，让本就无望的新一代人再去面对当下的高物价、升学内卷与职业前景塌缩，这种悲剧的发生，就并不令人意外了。

而如今犯下血案的年轻人，大概率会进入这样的流程：

他们会先被警察交给家庭裁判所，裁判所根据具体情况来决定，是将少年犯送往少年院进行心理矫正再教育，还是实施逆送判处实刑。

但数据显示，送往少年院的少年犯，在一年内再犯的概率达到34.7%。

有专家认为，心理创伤是重要原因，这跟失去30年的家庭代际贫穷有关——2020年的一项调查显示，37.9%的男性少年犯和60.9%的女性少年犯表示自己遭受虐待。

但更真实的理由，可能藏在像专门支持少年院少机构的高崎大介的发言里：

“他们在租房、签订手机合约、找工作、申请信用卡等各种生活所需的环节中，遇到重重障碍的情况并不少见。社会的疏离与歧视，会让他们陷入贫困状态，重新回到过去的交友圈，从而再次犯罪的风险也随之升高。”

他的发言让人联想起古代日本农村最严重的刑罚“むらはちぶ - 村八分”。它是对违背群体规范者的惩罚——把不符合群体标准的人进行孤立和排斥。

一些心理学家也认为，被社会孤立的边缘个体，可能以暴力行为作为“对社会的绝望性回应”，甚至将其视作“证明自我尚存”的方式。这一倾向并非源于传统意义的报复，而是对失语状态的悲鸣。

从当下日本未成年犯罪这个小切口观察，你会发现它与当下社会对外来者的排斥存在一种奇妙的呼应——本该正视的问题，或许不该是案件本身，而是日本社会自己本身结构问题和对冰河世代处境的漠视。

2022年报道，对“冰河时代”一代的支持骤减：一些项目仍有 80% 的预算未使用

丸山真男在战后反思日本为何走向毁灭的时候，曾这样说道，明治维新虽然让日本人看上去成了现代国家，但国民内核没有主体性，没有独立的人格，也就不可能有健全的责任感。

神国日本的民族神话塑造了金字塔形的社会结构，上层可以把责任不断摊派，但到了最底层，他们分摊压力的办法，只有两个：一个是下克上，另一个就是排外。

过去的战争都是别人的错，今天的犯罪也都是外来惹的祸。日本社会的“安全神话”也构建了一套精密的责任转嫁系统，这和战前的思路一脉相承：对外归咎于外部，对内归咎于不努力的人。

就在这样的思路下，排外情绪便自然映射到了更广阔的政治光谱之中。

今年日本政坛最被关注的政党，是山本太郎的令和新选组。

产经新闻与FNN在2月底进行的一项舆论调查显示，在30多岁人群的政党支持率中，自民党跌至第三位。排在第一的是国民民主党，第二位则是令和新选组，这一结果在社会上引发了震惊。

日本专家分析，支持他的选民，大多数是日本的就业冰河世代，大多收入较低。其消费税终止的说法，和对外来劳工侵犯本国工人利益的质疑，是其支持率上升的缘由。正因此，他也被称为日本特朗普。

在政治观察家眼里，日本正在步入一个新的时代，经济政策的慷慨和移民政策是否迎合民众心理，是政选民决定支持哪个政党的重要标准。对于山本太郎这种政客来说，这是一件好事。但对于日本的财政健康和政治生态来说，迎合民粹，正在形成不祥的预兆。

打水漂的石子激不起什么水花，就会归于沉寂，只有巨石入水，才会引发阵阵回响。

日本当下对于外人的恐惧，是失去30年的后遗症，是全球化必然的摩擦，也是第二个民族神话破灭的碎响。

这感觉，让我想起了特久之前看见的一句日语俳句，那话是这么说的：

破れ傘見捨てて歩く夕暮かな

我丢掉了破伞，走在黄昏中

文章标题：日本崩坏：犯罪激增怪老外？

文章链接：https://www.huxiu.com/article/4456541.html